鐵路宣布恢復加價
沿線煤商再次火起
罷運風潮,復歸平靜。但這份平靜僅維持到10月底。這是“夏季減價4個月延長為6個月”的最后截止日期。
10月初,膠濟鐵路當局宣布,擬於11月1日恢復煤炭內銷出口運費加價兩成的政策。
沿線煤商再次火起。10月15日,淄川博山煤商代表丁敬臣赴濟南,向山東實業廳廳長王芳廳請願,表示:“倘膠路當局,悍然不顧,堅持加價,即決定罷運,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10月18日,煤商代表李祖模再次赴南京向鐵道部請願,呼吁“取消膠路運煤費加價兩成加價”,否則“勢將歇業”。
膠濟鐵路當局毫不示弱,重申:煤炭運滬成本過高,是由於淄博一帶“礦區運輸到站之運費,及碼頭各捐費積累計算,成本過高導致”。鐵道部也認為,膠濟鐵路沿線煤炭不能在上海暢銷原因,是由於礦區面積狹小、資本薄弱、技術落后。
雙方各執一詞,矛盾再次加劇。
山東一打噴嚏,上海就感冒。上海煤業界接連致電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上海市政府、社會局、上海市抗日救國委員會、上海市商會、上海農工商學各團體等社會各界,陳述此次膠路當局運費漲價甚為不宜,強調:“截至10月20日,上海存煤隻有30萬噸,僅足供應1個月之銷用,是以急需輪運國煤以資接濟。”
上海市商會接到上海市煤業界來電后,幾乎把電文原封不動地發給鐵道部,請求鐵道部予以制止。
10月29日,鐵道部回電中國國煤產銷聯合會,明確拒絕停止漲價要求,並對商方指責因路方提價導致膠濟鐵路沿線煤炭不能運銷上海,表達了不同意見:
“國煤能否暢銷,須具備兩個條件,第一、須視各煤礦能否多量出產﹔第二、各鐵路車輛是否充足,至於運價之加否,僅屬國煤獲利多寡問題,絕非能否運輸接濟市面問題。”
煤商廣告中傷鐵路
鐵路惱怒控其誹謗
為了置鐵路於不利地位,膠濟鐵路沿線煤商李又溪、丁敬臣在上海不斷登載廣告,誣稱膠濟鐵路此次上調運價系受日人所指使。
這話從何說起?原來,按照中日談判協定,在膠濟鐵路贖款未還清期間,中方須聘用日本人為膠濟鐵路車務長,但受中國局長節制。這就為煤商反“咬”鐵路提供了“靶子”。
這個借“日人”說事的戰術,鐵路一方曾於5月在《益世報》上使用過,如今煤商原樣奉還。盡管牽強附會,但足以聳動視聽。
這種無端指責令鐵道部非常氣憤,批評煤商“為求達到一己之私利起見,不惜利用時機,張大其詞,蠱惑眾聽”。
當時,“九·一八事變”爆發月余,國內反日情緒高漲,煤商借“日人”說事,故意“誤解”,其殺傷力相當大。
鐵道部及膠濟鐵路當局猛烈反擊,甚至在此次罷運風波結束后的這年年底,膠濟鐵路管理委員會委員長葛光庭、委員陸夢熊等5人聯名向法院控告李又溪、丁敬臣等污其聲譽,討回清白。
其實,葛光庭很有民族氣節。他曾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上學,有一個大名鼎鼎的同學,叫岡村寧次,此人在抗戰爆發后,於1941年到1945年8月,歷任華北方面軍司令、第六方面軍司令、中國派遣軍總司令等職。岡村寧次曾請葛光庭出任偽山東省主席,葛光庭斷然拒絕。
而李又溪、丁敬臣才是媚日派。抗戰爆發后,李又溪出任日偽博山縣縣長,青島大亨丁敬臣淪落為漢奸。這是后話。
南京政府多方調停
罷運風潮落下帷幕
眼看雙方斗得難分難解,鐵道部擔心各走極端,均受其害。10月31日晚,分別致電膠濟鐵路當局及博山煤礦商聯合會,提出一個解決方案:膠濟鐵路管理局收回加價成命,煤商須答應“不得趁機漲價”、“供給膠濟路用煤須減輕價額”。
由於雙方站在各自立場上各執一詞,鐵道部的調停沒有奏效。
11月7日,罷運一周,煤價暴漲,“青島煤價每噸漲兩元,上海竟漲三兩”。
8日,煤商代表再赴南京向鐵道部請願,聲稱不達目的,誓不復運。
面對煤炭市場日益惡化的局面,山東淄博章濰煤業聯合會、上海煤業聯合會、上海煤業同業公會、上海聯合會,中國國煤產銷聯合會等紛紛致電實業部,表達了反對膠濟鐵路煤炭運輸價格上漲的要求。
鑒於事態的嚴重性,實業部致電鐵道部,話說得很委婉,也很有力度:“當此提倡國煤,各埠煤斤將感缺乏之際,該路煤運萬不宜發生糾紛,增加運價,此時似非所宜,可否即電膠濟鐵路局收回成命,或將施行日期,酌情展緩,以免率動各方人心之處。”
面對各方壓力,鐵道部及膠濟鐵路當局不得不退讓。鐵道部回電實業部:暫停加價,一俟行政院核准,當即實行。膠濟鐵路當局最終允許煤商方內銷、外銷運費增加部分不用支付現金,隻需記賬即可。
煤商方最終接受條件,9日復運。牽動各方的罷運風潮,最終落下帷幕。
對於這段歷史,三峽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歷史學博士張學見有著深入研究。他在論文《1931年膠濟鐵路沿線煤商的罷運風波》中介紹:
“此后,隨著日本侵華步驟的加劇,日煤也加大了對華傾銷的力度。為了減輕國煤運輸成本,抵抗日煤入侵,在鐵道部的授意下,膠濟鐵路煤價運費加價兩成之規定並沒有得到真正的執行,因而膠濟鐵路局與沿線煤商的合作得以延續。”
打打鬧鬧,最終誰也離不開誰。在外敵入侵時,又一致對外,像極了一對同在屋檐下的夫妻。（於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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