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少東
▲華工在戰場上緊急修復被炸毀的鐵路。
一家法國軍工廠的車間，工人除了華工，隻有法國女性。
隨后，為了保証安全，華工運送路線改為繞道非洲好望角，或者橫渡太平洋抵達加拿大，再從陸地橫穿加拿大，越過大西洋到達法國。盡管躲過了德國潛艇的威脅，但這兩條路線都大幅增加了行程，一般要走三個月以上。
在運送華工的輪船上，英、法兩國並沒有兌現合同中規定的飲食和住宿條件，所有的華工都被關在狹窄、封閉的船艙內，船艙毫不透氣，濕熱無比。漫長的行程加上惡劣的航行條件，很多華工都得了航海病，在缺乏醫療救治的情況下死去，尸體被直接丟到海裡。究竟有多少華工葬身大海，永遠無法考証。
最優秀的勞動者
當崔志卿、朱桂生們到達法國馬賽港時，他們在海上漂浮了三個月的心終於落了地，但這並不是幸福生活的開始，他們甚至來不及舒展疲憊不堪的身體，就立刻被送到了前線，在傲慢的歐洲白人眼裡，他們只是一群健壯的廉價“工蟻”而已。
先后到達歐洲的14萬多華工，其中有9.6萬人被分配給英軍，3.7萬人由法國支配，另外還有1萬余人則在美國赴歐遠征軍中服役。
按照最初約定，華工的工作是以工代兵，並不參戰，但事實上華工的工作無不與戰爭相關。在工作安排上，法招華工多被安排到軍工企業，受雇於法國的華工由法國軍事當局負責。從布雷斯特到馬賽，從裡昂到敦刻爾克，不管是在國有兵工廠中還是在冶金、化工、建筑行業的私營企業中，都有華工的身影。編號“27746”的朱桂生就被送到拉羅謝爾附近從事戰地服務，他最初在面粉廠工作，后來被安排運送糧食彈藥。
在1917年8月中國向德國宣戰以后，法國把中國勞工推向了最前線。他們雖不直接參與戰斗，但要負責運送傷員，在戰爭的間隙去戰場上搬運尸體。有的華工還向前線運送彈藥，另一些人就留在了戰壕中修繕掩體，維護機槍陣地。
而英招華工則幾乎全部被投放到前線，挖掘戰壕、修筑工事、野戰救護、掘埋尸體、清掃地雷、筑路架橋、解運糧草、裝卸給養……但凡戰爭所需，幾乎無處不往、無所不為。另一些則替代了被派往法國的英國碼頭工人和運輸工人，這樣就使得英國工人能夠回到英國從事他們的職業。但無論是在前線還是后方，華工從事的都是最艱苦、最繁重的工作。
一位叫張邦永的華工后來寫過《華工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片斷回憶》，文中講述：有些地方與敵人戰壕相距不過50碼。我們站在敵人戰壕前挖戰壕，戰壕挖好后，英兵才進來，所以我們實際是在最前線。這也是與威海衛時所訂合同中“不作戰”的話，是不相符的……
在歐洲戰場上，華工們超強的適應能力和吃苦耐勞的精神給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威海檔案館曾幾次赴歐收集一戰華工史料，董峰告訴記者，他曾經看到一份1918年的英國陸軍部報告：“中國勞工是所有外國勞工中最優秀的……大多數勞工都能熟練地工作或者說能很快掌握工作技能，而且他們一直都在鐵路、兵工廠和坦克車間高效率地工作。”法國軍隊總司令福煦也曾在給法國總理的信中寫道：“（華工）是非常好的勞工，他們可以成為最好的士兵，在炮彈的狂射之下他們能保持很好的姿態，毫不退縮。”
然而，華工的付出和回報是不成比例的，特別是在沒有一個強大國家作為后盾的時代，他們隻能是任人宰割的角色。比如原本合同中承諾的“包吃包住”，其實是要在華工的薪金中扣除的，於是，伙食費要扣、置裝費要扣、醫療費要扣，收入最低、人數最多的普通華工，甚至有將近一半的薪金拿不到手中。1919年的英國議會會議備忘錄也不得不承認：“華工比其他有色種族的勞工擔當了更大的風險，但是他們甚至連幾塊小小的軍功章也未能得到。”
對於中國勞工而言，繁重危險的工作和微薄的工資都可以忍受，難以忍受的是來自英法軍隊不公正的對待和歧視。
在協約國軍方的眼裡，華工是他們雇佣的苦力，沒有什麼尊嚴可言，軍方所推崇的華工管理方式是：要凶要狠，不要吝惜暴力。
董峰告訴記者，法國人天性自由散漫，對華工的管理也相對寬鬆一些，但是也很有限，只是允許華工穿平民服裝、進入咖啡館和酒吧等。這些在英軍的管理中是被絕對禁止的，理由是“防止華工逃跑”，法國些許的寬鬆還招致了英國的抗議，認為“加大了英軍管理華工的難度”。
英軍甚至禁止華工使用英國人的廁所。1917年，華工第13營的一名華工因為內急觸犯了這項規定，遭到了英軍的殘酷毆打。這一下觸怒了中國勞工。以山東人為主的華工中有不少會幾手拳腳的“練家子”，他們沖上去與英軍打成一團。這次沖突被英軍用槍炮平息，華工的死傷情況沒有記錄，留下的結果只是英軍認為“13”這個數字不吉利，遂把13營拆散，另編成第64營。
盡管遭受了各種不公正的待遇，但華工們仍然保持著勤勞朴實的本分，與協約國軍隊並肩作戰。身處前線的華工們，不可避免地被裹挾入戰陣。在1917年法國皮卡第的一場戰斗中，德軍沖入了英法陣地，修繕戰壕的華工們不得不用鐵鍬、鎬頭與德軍展開搏斗。當援軍趕到時，大部分華工已經戰死。
戰地浪漫
一戰的血腥和慘烈是空前的，戰場上數以百萬計的生命變成了炮灰。在一線搏殺的軍隊都是由各主要參戰國的青壯年男性構成，傷亡人數讓人震驚。根據法國政府的統計，一戰之中，年齡在15至30歲的法國男子，每3個人便有1個死於戰火。即便把法國男子年齡段的上限提高到49歲，死亡率也高達13.3%。對當時隻有4000萬人口的法國來說，這樣的損失極為可怕，整個國家的主要勞動力人口大幅降低，男女比例嚴重失調。
也正是出於這樣的現實，英法不得不從萬裡之外的中國緊急雇佣了14萬青壯年男性勞工。如果一戰在1918年底沒有結束，這個數字還將繼續增長。英法兩國提出的招工計劃超過了20萬人，而北洋政府在戰后則直接宣稱派出了20萬華工參戰。
在男性奇缺的法國，東方男子與西方女性的愛情意外生長，算得上14萬華工在歐洲戰場上遭遇的惟一一抹浪漫。
1918年7月的一天，一位法國姑娘跑進華工服務中心，急切地懇請工作人員按照中國傳統習慣為她保媒，她要嫁給華工中的一個“楊先生”。
中國著名歷史學家蔣廷黻，那時正在巴黎的基督教青年會華工服務中心擔任干事。他本來在美國留學，一戰爆發后自願到法國參加戰地服務，與為數眾多的華工們相遇歐洲。蔣廷黻先后在裡昂和勒克列索的兵工廠組織華工服務社，教授中國工人法文和中文，替他們寫家信，寄錢回家。蔣廷黻接待了這個主動上門“提親”的法國姑娘，他並不看好這樣的跨國婚姻，就提醒她說，中法兩國生活習慣很不一樣，結婚后肯定有非常多的不方便，而且華工在合同到期后是要回中國的。
可那個法國姑娘非常堅決，表示自己願意跟著“楊”到中國定居生活。她還說，如果失去這次機會，她可能就沒有機會結婚了。即便嫁人，也可能嫁給一個法國人中莫名其妙的家伙，掙一點錢就喝酒，喝醉了回家打老婆。她和“楊”已經接觸了一年多了，從沒發現他喝酒，而且他身上有很多法國男人不具備的優點。
這是蔣廷黻曾經回憶的一段軼聞，“楊”的全稱叫什麼，現在已經找不到了，這段跨國愛情的結果也不得而知。不過，愛上華工的法國姑娘遠遠不止一個。
在當時的法國，青壯年男性大多被征召入伍，勞動力奇缺，以致很多女性不得不進入工廠，頂替男子的崗位。像司機、建筑工、搬運工這些重體力職業，也出現了大量的女性工人。在華工相對集中的機械廠、坦克廠這樣的軍工企業裡，女工人數更多。她們隨時都能與華工接觸。
絕大多數華工在中國只是底層勞動者，但他們應募時經過了嚴格篩選，年齡在18到40歲之間，不但身強力壯，而且吃苦耐勞，再加上出色的學習和適應能力，華工很快成了工廠中的“第一流工人”。他們深受法國工廠和軍隊的歡迎，不論在后方的港口、車站、倉庫，還是戰地，隻要看到起重機，幾乎都是由華人操作，法國海軍還聲明，外國勞工隻需要中國工人。不少法國女性也對華工產生了特殊的好感，她們發現，華工會把每月工資中的大部分節省下來，按時寄回家，余下的生活費也不會像法國男人那樣去酒吧或咖啡館裡揮霍。中國人身上的質朴、堅毅和自制的東方生活方式，頗受法國女子青睞。
越來越多的法國女子希望嫁給中國工人。這一現象，一度成為中法兩國政府高度關注的焦點。
1917年5月，一份來自勒阿弗爾的治安報告指出：當地部分法國人開始對華工極不友好，甚至聚眾抗議當地華工。他們抱怨說：“如果法軍繼續傷亡的話，法國就沒有男人了。因此，我們繼續打仗還有什麼意義？最終結果隻會使中國人、阿拉伯人和西班牙人，娶走我們的妻子和女兒，並且遲早瓜分我們在前線為之獻身的法國領土。”
法國內務總長鮑慕司甚至在媒體上發布通告說：“華工多數是家境貧寒的苦力……我們法國的婦女，為什麼不嫁給那些凱旋的法國士兵，而偏偏打算與黃皮膚的苦力聯姻呢？希望廣大法國女子迅速覺醒。”
依照當時的法國法律：本國女子若嫁與外國男性，則自動失去法國國籍。因而，法國政府沒有給一對法國女子和華工辦理結婚手續。這時，來法國准備參加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之一、素有“民國第一外交家”之稱的顧維鈞發表了聲明：中國政府可以代負相關責任。
江蘇籍的華工張長鬆和他的法國妻子露易絲，就是在中國駐法大使館完成了結婚登記手續。
張長鬆到法國后，先是做了8個月的碼頭工人，然后被派到戰場上搬運尸體，后來因為身體素質出眾，被一個軍工廠招做鍛工。張長鬆心靈手巧，頭腦聰明，而且很快學會了一些法語，成了軍工廠華工的一個核心人物。一次，他出面幫一位華工討要漏算了的薪水，工廠的會計敷衍了事，不想理會。張長鬆一怒之下，揪著會計的領子去找總經理討說法，吵鬧聲引來了眾多圍觀者。這個高大、仗義、勇敢甚至有些莽撞的中國人，贏得了一位法國女工的芳心。她就是露易絲。
中國大使館給兩人頒發的結婚証書，並不能作為張長鬆繼續留在法國的憑証，好在他很快得到了新的工作合同。1925年，法國的法律條文做出了修改，接受了法國女性和外國人的婚姻。已經育有一兒兩女的張長鬆夫婦，在巴黎市政廳辦理了第二次結婚手續。而在信奉天主教的妻子的要求下，第二年兩個人又在一座天主教堂舉行了第三次結婚儀式。
張長鬆與露易絲的結婚歷程可謂一波三折，但終得正果。張長鬆也由此獲得了法國國籍，從此定居在那裡。
編號“27746”的朱桂生，也娶了一位名叫巴蒂斯特的法國姑娘，定居法國。2002年3月5日，朱桂生與世長辭，享年106歲，是最后一位辭世的一戰華工。
據戰后統計，大約有3000名華工因與法國婦女結婚，或者得到了新的雇佣合同而留在了法國，成為中法關系史上第一批移居法國的中國人。
勞工神聖
1918年11月11日，德國投降，4年零3個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協約國的勝利宣告結束。
中國北洋政府在1917年8月與德國斷交宣戰，公開加入了協約國一方，此時也終於成了戰勝國的一員。值得一提的是，北洋政府向德國宣戰與華工有著直接關系。1917年2月，德國潛艇擊沉了運送華工的法國輪船Athos號，540名中國勞工葬身大海。這成了北洋政府公開對德宣戰的直接肇因。
宣戰之后，當時執政的段祺瑞政府曾表示，願意派出50萬中國軍隊赴歐洲對同盟國作戰。這純粹是做做姿態而已，以當時中國的國力和紛亂的政局，派出大軍遠征歐洲無異於痴人說夢。英法等國自然心知肚明，並沒有接受段祺瑞的提議，派軍一事不了了之。
中國參與一戰的隻有14萬中國勞工。
一戰勝利的消息傳到中國，北大校長蔡元培發表演說，高呼：“勞工神聖！勞工萬歲！”英國殖民大臣特別致電威海衛租借地行政長官駱克哈特，表示向威海人民祝賀，並感謝華工軍團對戰爭所做出的貢獻。
但是，沒等大家緩過勁來，時局的發展就把中國這個戰勝國的美夢擊碎。在1919年1月的巴黎和會上，中國並沒有獲得戰勝國應得的尊重和權利。
中國代表團是帶著舉國上下的熱切期望進入巴黎和會的。這個國家已經太久沒有品嘗過戰勝國的滋味了，滿以為這次勝利，能夠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在國際上揚眉吐氣一把。中國代表團提出廢棄勢力范圍、撤退外國軍隊等七項條件，后來又提出取消“二十一條”，以及要求收回大戰時被日本乘機奪去的德國在山東的權利等要求。與列強爭搶分贓不同，中國所求不過是收回本屬於自己的領土和權益，但這些要求卻被列強否決。列強甚至指責中國沒有資格作為戰勝國，因為中國“未出一兵，宣而不戰”。中國代表最有力的反駁依據隻有參戰的華工：“歐戰時在戰線中之華工二十萬人，掘戰壕，搬炮彈，制槍子，無論后方前線，華工均奮勇當先。中國何負於協約?”
巴黎和會上屈辱的一幕幕傳回國內，群情激憤的學生走上街頭，爆發了改變日后中國命運的“五四運動”。
1919年6月27日，《凡爾賽條約》正式簽字的前一天，留在巴黎的華工和中國留學生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抗議活動。一個奇特的包裹郵寄到了中國代表團首席代表陸徵祥手中，他打開一看，發現裡面竟然是一把手槍和一張字條，字條上寫著：苟簽名承諾日本之要求，請即以此槍自裁，否則吾輩必置爾於死地！寄出手槍與字條的，正是當時尚在法國的中國勞工——山東省萊蕪縣牛泉鎮上裕村村農民，編號97237的畢粹德。
中國代表團最終沒有出席最后一天的巴黎和會，拒絕在《凡爾賽條約》上簽字。但列強們置若罔聞，中國在他們眼中只是“一個地理名詞”，一盤等待重新分割的肉。德國戰敗了，交出青島和在華特權，日本是戰勝國的一員，將這些盡收囊中。
14萬華工兩年多的血汗和犧牲，並沒有換來應得的公正。
一戰結束之后，華工對英、法兩國沒有什麼使用價值了，開始被陸續遣送回國。到1921年最后一批華工登船，總共有11萬多名華工回到了祖國。
關於華工在一戰中的傷亡數字，直到現在也沒有一個定論，英法對華工的死亡並不在意，從沒有認真統計。一戰結束后，法國政府統計留法華工大約為3000余人，數年后又把這個數字擴大到了1萬余人。即便照此判斷，犧牲或者病亡在歐洲的華工也在萬人左右。死難華工中有名有姓者隻有1874名，埋葬在法國、比利時的69個公墓中。
從1925年開始，旅法華工總會數次呈文法國政府，要求為法國捐軀的華工建立特別墓地、豎立華工紀念碑、撫恤死難者家屬、撥款華人子弟教育等，但均未獲得回音。直到1988年，在紀念一戰勝利70周年的日子裡，法國政府終於公布有關華工的文獻，塵封數十年的華工為法國捐軀的歷史方重見天日。
在巴黎華工聚居地的街口建筑物牆上，法國政府鑲嵌上了紀念華工的銅牌，上面用中文和法文刻著：“公元1916-1918年，14萬華工曾在法國參與聯軍抗戰工作，有近萬人為此獻出了寶貴生命。”
在法國索姆省一個名叫博朗古的小村庄，埋葬著14位“獻出了寶貴生命”的華工。他們的墓碑是1920年同鄉回國前所立，上面刻著“永垂不朽”、“勇往直前”、“鞠躬盡瘁”、“雖死猶生”的中文字樣。有的墓碑上刻有名字，有的則只是一串數字——墓主人當華工時的編號。
他們的墓碑朝向東方，他們永遠回不去的祖國的方向。
（本版圖片由威海市檔案館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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