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新成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編隊飛過天安門廣場上空。當時共17架飛機參加開國大典:9架P-51戰斗機,2架蚊式戰斗機,3架C-46運輸機,1架L-5型通訊聯絡機和2架PT-19初級教練機。當受閱機群從天空飛過時,其中4架還挂著實彈,這是世界閱兵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原因是受閱飛機還在擔負戰斗值班任務,挂實彈是迫不得已的選擇。
北平國立藝專實用美術系教師周令釗帶領他的學生、助手陳若菊等繪制完成毛主席巨幅畫像。毛澤東頭戴八角帽,臉部稍側,目光仰視,微帶笑容,顯露出高瞻遠矚的偉人氣質。原照片是新聞攝影局的鄭景康1945年6月在延安時拍攝的。照片上毛主席身穿的粗呢子制服還是在延安大生產后王震的359旅戰士為毛主席制作的。這是當時在解放區最流行的一張領袖像,而且是經毛澤東本人親自選定同意的。
1949年7月,新政協籌備會向全國及海外發出了征求國旗等方案的啟事。上海灘一位33歲的青年從報紙上得到消息后激動得徹夜難眠。他的名字叫曾聯鬆,在上海一家經濟通訊社當編輯。7月,曾聯鬆在一間斗室裡設計出一張又一張國旗草稿。他從人們常說的“盼星星,盼月亮”中得到了靈感,又聯想到紅軍頭頂的五角星,腦海中閃現出一幅畫面:以一顆大五角星象征偉大的中國共產黨,以四顆小星象征廣大人民群眾,每顆小星各有一個角對准大星的中心,形成“眾星拱北辰”的格局,寓意中國共產黨是全中國人民的領導核心,各族人民圍繞在黨的周圍。旗面為紅地,五星呈金黃色,體現出中國人民的文化特征,猶如紅霞一片,金光燦爛……
9月27日,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代表庄嚴地通過決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為五星紅旗,象征中國革命人民大團結。”
一天,參加會場布置的美術供應社女工趙文瑞接受了一項新任務:領導吩咐她趕制一面五星紅旗的樣旗,隨即便把一份國旗圖案和制作尺寸交給了她。趙文瑞跑到前門外最大的綢布店瑞蚨祥,買來長幅紅綢料和黃緞料,按照國旗制作的要求,趴在地板上飛針走線地縫制起來……離政協會議閉幕隻有四十幾個小時了,她顧不得吃飯,更顧不上合一合眼。由於過度勞累,上下眼皮直打架,稍不留神,針尖刺破了手指,鮮血滴在旗面上。
1949年9月30日下午1點,五星紅旗縫制完成,政協會議的工作人員等著把這面紅旗取走送往懷仁堂會場。在全國政協一屆會議閉幕式上,當剛選出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澤東和6位副主席站在巨大的五星紅旗前面時,會場滿台紅光,四壁生輝,掌聲、歡呼聲經久不息。與此同時,北平國營永茂實業公司職工、共產黨員宋樹信接受了天安門廣場第一面國旗的監制工作。10月1日,當晨曦照進窗櫺的時候,一面長460厘米、寬338厘米的巨幅五星紅旗終於制作成功了。
1921年8月出生於山東濟南的鐘靈,又名鐘毓秀,他早在1938年7月就加入中國共產黨。悄悄投奔革命聖地延安那年,鐘靈還是一個年僅17歲的電話接線員。后來上級決定讓鐘靈到魯迅藝術文學院美術系學習,畢業后就讓他留在陝甘寧邊區做文化教育工作。后來鐘靈在延安各報刊發表木刻、漫畫作品多幅,並設計了“寶塔山”郵票。在延安,鐘靈寫字漂亮幾乎是家喻戶曉,當時的延安城牆上的標語差不多都出自他之手。
鐘靈當時擔任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籌備委員會總務處辦公室主任兼會場布置科科長,大會會標和兩條大標語的書寫重擔責無旁貸地落在了他的身上。接到在天安門城樓書寫標語的任務后,鐘靈憋足了勁,決心使出自己全部看家本領,在這個非同尋常的地方好好露一手。
天安門城樓的紅牆那麼長,標語上的每個字都要有房子這麼大,鐘靈可從來沒有寫過這麼大的字。兩幅標語是寫繁體還是簡體字呢?雖說解放區已經流行簡化字,但剛解放,北平的大多數人還是習慣於使用繁體字。為了照顧大多數,鐘靈決定仍用繁體字書寫這兩幅標語。
政協會議開幕以后,蘇聯派出的電影團即攝制組抵達北京。這個攝制組陣容強大,由蘇聯高爾基電影制片廠著名導演格拉西莫夫和莫斯科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編導瓦爾拉莫夫領銜,成員包括攝影、制片、錄音、照明共30多人。經雙方商定,決定合作拍攝兩部大型彩色紀錄片:一部是《中國人民的勝利》,側重從解放戰爭取得決定性勝利的角度來反映﹔另一部是《解放了的中國》,側重從政治、經濟、文化建設的角度來反映。
開國大典是兩部影片的高潮。10月1日這天,天安門東華表前專門為攝影師搭設了高腳台,天安門城樓上面特准蘇聯攝影師自由拍攝。中方攝影師徐肖冰、吳本立也陪同蘇聯導演和攝影師在城樓上選擇角度進行拍攝。當時使用的電影膠片都是由蘇方提供的彩色膠片,採用同期聲錄音。幾位蘇聯朋友很賣力氣,直到群眾游行結束,那絢爛的燈火消逝在狂歡的隊伍中,攝影師們才收拾機器,驅車返回位於東華門大街的翠明庄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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