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勁
粟裕是我軍卓越的領導人，杰出的革命家、軍事家、戰略家。全國抗戰爆發后，粟裕率領浙閩邊抗日游擊總隊加入新四軍戰斗序列，先后任新四軍第二支隊副司令員、江南指揮部和蘇北指揮部副指揮、新四軍第一師師長、蘇中軍區司令員、蘇浙軍區司令員等職。抗日戰爭時期，他親自指揮了幾次重要的戰斗，打出了新四軍的威風。
韋崗伏擊戰
1938年6月15日，經過3個雨夜的急行軍，粟裕率領新四軍先遣支隊到達江蘇句容的下蜀車站，並連夜實施破路作業，京滬鐵路交通為此中斷達數小時。
按照計劃，先遣隊破路后即可撤退，但粟裕臨時決定在附近的韋崗組織一次伏擊戰。這是因為他經過仔細觀察，發現從鎮江到句容的公路運輸相當繁忙，而公路所穿過的韋崗一帶盡管樹木稀疏，但有許多高低不平的小土丘，可用於隱蔽埋伏。以粟裕多年從事游擊戰的經驗和眼光來看，他認為這是一個打伏擊戰的絕佳地形。
當時新四軍還從未與日軍面對面地打過仗。新四軍的裝備很差，整個先遣隊隻有兩挺輕機槍，其余槍支都是舊的，有的缺少瞄准器，有的為便於打游擊，長槍已鋸成了短槍，還有的是埋在地下許久、剛剛才挖出來的。實事求是地說，先遣隊並無在韋崗打伏擊戰並一戰成功的把握，更何況是在計劃以外的戰斗。
先遣隊本來有一架電台，做類似的決定粟裕需要向上級請示報告，那樣的話，上級未必會同意，但正好行軍途中電台燈泡燒壞了，這就為粟裕“先斬后奏”創造了條件。
在伏擊戰中，確實也遇到了很多事先想不到的問題。新四軍與八路軍不同，他們由留守南方八省的游擊隊員組成，對正規戰的技術已然有些生疏，加上又沒有時間在皖南整訓，倉促投入實戰，馬上陷入了手榴彈投不遠、步槍也打不准的窘境。相比之下，先遣隊在韋崗伏擊的日軍車隊，屬野戰重炮兵第五旅團。該旅團參加過淞滬會戰，盡管都是炮兵或輜重兵，但官兵的軍事素養很高，射擊技術非常精准，隻要在兩百米范圍內，均能命中目標。
粟裕和先遣隊在戰斗中多次遭遇危險情況。第一次是一名躲在水溝裡中彈負傷的日軍軍官，突然端著刺刀向粟裕刺來。幸好粟裕身后的警衛員及時開槍，才得以化險為夷。
第二次是雙方相持不下，先遣隊的機槍火力夠不到敵人，而因為日軍槍法准，先遣隊輕易又沖不上去。粟裕及時把一名機槍手調到路口以北的制高點，對日軍進行俯瞰射擊，一下子改變局面，擊垮了日軍。
韋崗伏擊戰的戰斗規模和戰果都不算很大，一共擊毀4輛汽車，打死打傷20多名日軍，即便在新四軍戰史中，這也僅屬於中小型戰斗，但它在當時的意義和造成的影響力不可低估。戰斗結束后，國民政府軍委會立即給新四軍軍部發來了嘉獎令：“葉軍長：所屬粟部，襲擊韋崗，斬獲頗多，殊堪嘉尚，仍希督飭繼續努力，達成任務。”
最重要的，恐怕還是把新四軍在蘇南民間的形象給樹起來了。這次伏擊戰打響之前，江南民眾已有半年多沒有見到一支像樣的中國軍隊。日軍因此在江南非常囂張，三五個日本兵，甚至是徒手士兵，都可以到遠離據點十裡八裡的村庄橫行，老百姓毫無抵抗的能力，敢怒不敢言。“走在路上，到處可見斷壁殘垣，真是滿目瘡痍。正值農忙季節，卻因兵荒馬亂，田地早已荒蕪。”
韋崗伏擊戰一打，老百姓知道新四軍敢打能打日本人，便逐漸把新四軍作為一種不可或缺的心理依靠。以《茅山引路人》的作者樊玉琳為例，此人原是句容地區一位頗有聲望的名士，曾當過國民黨的區長，他一度對新四軍採取了敬而遠之的態度。正是韋崗伏擊戰等戰斗讓樊玉琳感到新四軍“有智謀有辦法”，開始積極支持，后來還擔任了新四軍所領導的四縣總會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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