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偉
井岡山是中國共產黨創立的第一塊農村革命根據地。但是從1930年4月以后，這裡成了白區。在近20年的時間裡，中國共產黨從未放棄過這塊土地，一直在尋找機會奪回井岡山，或打進井岡山。然而，由於種種原因，這些努力都無一例外地失敗了。
袁文才、王佐被害后的井岡山淪為白區
1930年2月24日，在江西永新縣城，井岡山農民武裝首領袁文才、王佐被“左”傾領導者錯殺，其帶到永新的部隊被改編。這件事迅速傳遍了湘贛邊界，在敵我雙方都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一方面，是袁文才、王佐的余部，包括井岡山的客籍黨員、干部與群眾，都感到巨大的憤慨和不服。許多人認為這是土籍領導們做下的壞事，公報私怨，為了打擊客籍人。於是，他們提出要向上級黨組織提出控告，由上級來評判是非，作出處理。
3月初，袁文才的部下以謝角銘、謝益謀、陳次謀、曾李生牽頭，聯名客籍黨員干部劉克猶、朱開卷等16人，寫信給彭德懷並轉贛西南特委和軍委、各路行委各黨部，希望上級能主持公道，為袁、王等人的妄殺作出嚴正處理。認為特委“設此圈套”，將“袁、王等包圍處死”，“殊令人犀疑滿腹，切齒痛心”，是“不正確之執行”。信中懇切地表示“舍共產而無他從”，“若得奉命，自當然加倍工作”，“期待上級之明了我們苦衷也”。
在當時用信的方式，向上級反映湘贛邊界特委誅戮袁、王的嚴重錯誤，完全是符合黨內組織原則的，也說明了這些人對彭德懷的信任。但最后結果與他們的期待大相徑庭，信有沒有送達都不得而知。事實情況是，包括彭德懷在內的上級黨組織，並沒有派人向他們作出解釋或進行安撫。相反，在當時的宣傳上，中共贛西南特委西路行委仍堅持說袁文才、王佐有罪，是革命的敵人，理應被殺。這樣一來，袁、王舊部覺得咽不下這口冤氣，從內心無法理解和接受這一現實，憤怒之情可想而知。許多普通的客籍民眾也感到非常痛心，有的甚至對共產黨進行重新審視，原來都說共產黨好，可這不禁使他們在心裡產生質疑：共產黨怎麼也自己人殺自己人啊？由此對共產黨的信任也產生嚴重動搖。
另一方面，國民黨則大做文章。湘贛邊界各縣的反動政府和豪紳階級，則看准了這一機會，利用各種途徑造謠生事，大肆離間袁、王舊部和客籍民眾與共產黨、紅軍的關系。茶陵、寧岡的土豪劣紳派人在很多圩鎮貼出了“反對共產黨過河拆橋”“反對共產黨恩將仇報”之類的口號。寧岡、遂川兩縣的國民黨政府派人來井岡山，給農民免費送來了糧食、食鹽等物資，其中還有耕牛，尤其對袁、王舊部排長以上的家庭給予更為優厚的“撫慰”。
一邊是共產黨上級組織的不理會，一邊是國民黨政府不惜財力的撫慰，人心自然發生了轉向。3月中旬，袁文才舊部以謝角銘為首，將一直關押的羅克紹放回湖南茶陵。謝角銘他們等了幾天，見西路行委仍然無人來找，心感失望。3月下旬，謝角銘聯絡王佐部下王雲隆，聯名給湘贛兩省政府“電告反赤”。兩省政府分別於第三天派出“撫慰大員”來到寧岡龍市，策劃袁王舊部的“反共大業”。4月上旬，寧（岡）遂（川）邊防保衛團在茅坪成立，謝角銘為團總，王雲隆為團副。保衛團以袁、王舊部為主，又招收了200余名團丁，加上國民黨吉安駐軍撥來的一批槍彈，使保衛團擴充到700多人槍，實力與以前的紅四軍第三十二團相差無幾。保衛團分別盤踞茅坪、茨坪、大小五井等山區，在客籍民眾中實行反革命的軍事化控制，掌控了紅軍苦心經營的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正由於保衛團基本上控制了井岡山區域的客籍民眾，控制群眾通風報信，與紅軍為敵，導致了紅軍尋機奪回井岡山的幾次努力都先后失利。
第一次努力：李聚奎率第四大隊“搜索”袁、王舊部
在“解決”了袁、王二人並改編他們的部隊以后，西路行委對於袁、王在井岡山上的余部仍不放心，遂令紅六軍（后稱紅三軍）第三縱隊派出部隊上山“搜索”。這一任務，由縱隊政治委員劉作述親自交給了第四大隊，當時李聚奎任紅六軍第四大隊大隊長。
據李聚奎回憶，4月初，他帶領第四大隊上了井岡山，到處尋找袁、王余部的行蹤，並派一些戰士化裝偵察，結果一無所獲。但是，在幾天的“搜索”中，卻親眼看到當地群眾對他們的行動很反感，而對袁、王的舊部則倍加愛護。有一次，第四大隊的偵察員明明偵察到袁、王的余部在一個村子裡落腳，但當他們大隊的人馬到達時卻連一個人影都見不到。他們問村裡的群眾：“王佐的部隊上哪裡去了？”得到的回答卻是“我們不知道”。李聚奎感嘆道，袁王的部隊是得到人民群眾愛戴的，他們自身可能在組織紀律上存在問題，但說袁、王叛變是沒有任何根據的，充其量不過是內部矛盾而已。
這次紅六軍隊伍“搜索”或“圍剿”袁、王舊部的計劃沒有實現，不過這時井岡山還沒有完全淪陷，收復井岡山的任務還沒有正式提到日程上來。
第二次努力：紅八營在陰陽山擊斃謝角銘
井岡山軍事堡壘被白色化，對於贛西南紅色區域的割據形勢極為不利。它不僅破壞了贛西與贛南武裝割據的地域連接，而且等於在贛西紅區的背后插上一把尖刀，使贛西南根據地存在著背后受敵的威脅。另外，許多客籍民眾也被趕到了共產黨和紅軍的對立面，革命積極性削弱了。西路行委也看到了寧遂保衛團帶來的極大危害，下決心除掉心腹之患，重新恢復井岡山區這一軍事堡壘。
為了專門對付寧遂邊防保衛團，3月18日，邊界紅色警衛連在新城成立，從各區調選了120余名原赤衛隊的精干人員組成連隊，下設三個分隊，有120余人槍。5月底，紅色警衛連在石口擴編部隊，招收了百余名青年農民入伍，更名為紅軍獨立第八營，下設3個連，共300余人，有槍265支。紅八營以小江山、棋子石為駐扎營地，不斷地出山打擊井岡山境內的敵人。
1931年11月6日，紅八營一連連長劉自成帶領部隊活動在茶源一帶，從群眾的傳聞中獲得消息：保衛團團總謝角銘新近在陰陽山的一個小村庄，姘上了一名女子，時常帶一個排在那兒護衛歇夜。劉自成帶上部隊於清晨趕到陰陽山，果然守到了謝角銘。保衛團的那個排為了救護謝角銘，以猛烈火力阻擊紅軍，另以數人保護謝逃走。劉自成早已料到對方這一手，自己帶著一個班進行追擊。戰士們已經看見了憑借田埂的高岸向山上逃去的謝角銘，瞄准射擊，擊斃了負傷后走不動的謝角銘。在這次戰斗中，保衛團的一個排被全殲，紅八營繳槍30余支。不過，這次戰斗未能傷及敵人的元氣。保衛團由王雲隆繼任團總，配合國民黨駐軍繼續頑固地據守井岡山軍事區域，與紅軍形成對峙。
在一年多時間裡，紅八營與保衛團大小戰斗幾十次，雙方雖各有勝負，紅軍卻始終無法在茅坪、大隴及大小五井山區立住腳。寧遂邊防保衛團配合國民黨王東原第十五師兩個團佔據井岡山軍事區域，與紅軍形成對峙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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