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雄
1950年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安部向蘇州市公安局發出緊急通報，要求蘇州公安機關全力緝捕正隱藏在蘇州市通關坊28號的“二七慘案”元凶趙繼賢。蘇州市公安局丁兆甲局長指命時任蘇州市中區公安分局調查股股長的高其志擔任此緝捕重任。
趙繼賢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呢？
二七慘案，血債累累
趙繼賢，1885年出生於山東歷城，畢業於北京京師政法大學，他以奉迎拍馬、投機鑽營的手段，得到了直系軍閥吳佩孚、曹錕的賞識重用，先后被任命為直隸督軍署軍法課長、京漢臨時軍用管理局局長、直魯豫巡閱使署軍法處處長。
1922年1月，剛接任國民黨京漢鐵路局局長的趙繼賢，死心塌地地效忠吳佩孚，對工人殘酷壓榨。在吳佩孚與奉系軍閥張作霖爆發了直奉戰爭后，趙繼賢為了籌集軍費供吳佩孚打內戰，竟在工人身上打主意，每月克扣工人四分之三的工資。京漢鐵路工人不堪忍受重重壓迫和剝削，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1月5日在鄭州召開了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備會，決定2月1日舉行總工會成立大會。當時曾有人向趙繼賢報告，趙口頭同意，表面上還關照豫北段工人代表赴會給予免票待遇，南段可挂頭、二等客車各一輛，但暗中卻陰險地密告吳佩孚，夸大事實，要求吳派兵鎮壓。吳接到這位心腹的電告后，隨即電令駐鄭州、信陽的國民黨十四師師長靳雲鶚：“頃接京漢鐵路局局長趙繼賢電雲：‘本路全體工人將在鄭州開成立大會，……未經地方官廳許可，竟敢明目張膽，聚眾招搖，不特影響所及，隱患堪虞，即此目空一切，荒謬絕倫，將來群眾效尤，愈演愈烈……務祈麾下速飭予為防范，切實監視，本路幸甚，地方幸甚。’即希予為防范，設法制止。”
於是，在吳佩孚的密令下，1月28日，鄭州警察局長黃殿辰即奉令帶著武裝警察來到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備會，威脅恫嚇和制止工人開會。但是工人代表並沒有被嚇退，2月1日，總工會整隊向普樂園（即現在的二七紀念堂地址）進發，受到荷槍實彈的軍警把守阻攔。工人們義憤填膺，奮不顧身，不但沖進了會場，還當場宣布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對此，氣急敗壞的反動軍閥竟以武力強行侵佔工會會所，包圍代表的住所，搶去工會文件和財物，並逮捕和毒打工人。就在這天晚上，總工會作出了京漢鐵路在2月4日中午全線罷工的決議，並將總工會移到漢口江岸辦公，要求當局撤換趙繼賢、黃殿辰，賠償工人的損失。
面對總工會的決議，趙繼賢驚慌萬分，他一面指使京漢鐵路江岸辦事處處長馮沄採取對策，一面通過吳佩孚密電肖耀南派遣國民黨鎮守使署參謀長張厚生強迫總工會繳出工會委員。對此，憤怒至極的工人們立即舉行了示威游行。張厚生受命在2月7日下午，帶了兩個營的兵力，分三路包圍總工會，當場打死了工人糾察隊隊長曾玉良等37人，還包圍宿舍，逮捕工人和共產黨員，將總工會江岸分會委員長林祥謙剝去衣服，赤裸上身綁在車站電線杆上。張厚生赤膊上陣，威逼林祥謙下達復工命令。凶殘的劊子手們一邊用大砍刀劈砍林祥謙，一邊威脅道：“我們問一句，隻要你敢說聲‘不下’（不下達復工的命令），就砍一刀！”林祥謙忍著劇痛，寧死不屈，並憤然回答道：“我的頭可斷，工是堅決不上的!”就這樣，林祥謙被窮凶極惡的劊子手們連砍7刀，當場壯烈犧牲。與此同時，共產黨員、鐵路總工會法律顧問施洋被捕，犧牲於南昌。
在鄭州、武漢殘酷鎮壓罷工工人的同時，趙繼賢以國民黨京漢鐵路局局長的名義在京漢鐵路北段長辛店發出布告，限工人12小時內復工﹔同時致電軍警部門稱：“本月4日長辛店工人糾察團強行罷工，且有北京學生赴該處援助漢方罷工工人……工人擅由石家庄開專車沿線歡迎。此籌委會無論學生工人，如有暴亂行為，即請律以內亂嚴重懲辦。”趙繼賢有恃無恐，一邊殘酷鎮壓工人學生，對不願復工的工人在經濟上實行嚴厲制裁，一邊逮捕了10余名工人，嚴刑拷打﹔工人示威抗議時，他竟驅以馬隊踐踏，開槍掃射，當場打死了3名工人，傷殘數十人。心狠手辣的趙繼賢仍不罷休，還派兵強迫工人上工，規定受傷的工人不准出境，不准就醫，並向家屬追回薪餉﹔對已逮捕的工會會員，則解押保定，親自刑訊，致使3名委員受盡折磨后死於獄中。大量無可辯駁的事實証明，趙繼賢是一個沾滿工人鮮血的制造“二七慘案”的主凶之一。
“二七慘案”發生后，中共中央發表了文告，號召全國人民團結起來，打倒封建軍閥。鄭州、武漢、長辛店等地鐵路工人隨之響應，先后舉行集會游行，京漢鐵路全線罷工，反抗軍閥勾結帝國主義對工人的血腥鎮壓。各地工人、學生掀起了聲援二七罷工的熱潮。中國工人階級在共產黨的領導下，第一次顯示出自己雄偉的力量。共產國際為此專門發表宣言，以示聲援。就這時，鎮壓二七大罷工的主凶之一、京漢鐵路局局長兼吳佩孚的軍法官趙繼賢卻忽然不見了蹤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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