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永清
台灣是中國神聖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問題是國共兩黨內戰的結果，與美國的干涉有直接關系，本質是中國的內政問題。鄧小平為解決台灣問題嘔心瀝血，殫精竭慮。作為以毛澤東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他參與了對台工作的許多重大決策。作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他親自領導了黨和政府的對台工作，提出了解決台灣問題的新構想，推動海峽兩岸關系發生重大變化。
鄧小平解決台灣問題的構想可以劃分為四個階段：第一階段，1978年底1979年初，決策實現對台方針政策的歷史性轉變﹔第二階段，1981年9月“葉九條”發表，“一國兩制”思想開始形成﹔第三階段，1983年6月提出“鄧六條”，規劃兩岸交流的具體途徑﹔第四階段，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初，提出發揚中華民族燦爛的文化傳統，振興中華民族的新思路。
1983年6月26日，鄧小平會見美國新澤西州西東大學教授楊力宇
一、決策實現對台方針政策的歷史性轉變
黨的對台方針政策在建國后經歷了一個曲折發展的過程。“文化大革命”期間，經過毛澤東審定的《人民日報》、《紅旗》雜志、《解放軍報》1974年元旦社論將對台方針表述為：“要提高警惕，保衛祖國，隨時准備殲滅入侵之敵和解放台灣。解放台灣是包括台灣省人民在內的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和神聖義務。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粉碎“四人幫”后一段時期，仍然延續了“文革”中的一些提法。1977年2月28日首都各界紀念 “二•二八”起義30周年大會的報告中提出：“‘四人幫’既是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典型代表，又是蔣介石國民黨在我們黨內的典型代表。”“粉碎了‘四人幫’，對盤踞在台灣的蔣經國的反動統治是一個沉重的打擊，更加鼓舞了包括台灣省人民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解放台灣、統一祖國的斗志。”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政治報告和1978年3月五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都明確規定“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的方針。
這個方針的調整緣起1978年5月美國總統卡特對華政策的轉變。1978年5月，卡特表示接受中國關於中美關系正常化的三項基本條件，年內採取行動。從7月開始，中美就建交問題進行艱苦的談判。在中美建交談判過程中，鄧小平做出調整對台工作方針的歷史性決策，即把“我們一定要解放台灣”調整為“台灣歸回祖國，實現統一大業”。不提“解放”二字，代之以“解決”二字。從10月起，鄧小平開始在內部講話中使用“台灣歸回中國”的提法，不再提“解放台灣”。在中美建交談判進入“談成”的實質階段，1978年12月13日前夕，他審閱外交部《關於中美關系正常化問題第六次會談的請示報告》，作出批示：“要明確表示：美方可表示和平解決的願望，同時我方也要用相同方式表示什麼時間、用什麼方式解決台灣歸回祖國，完全是中國的內政。”這裡，鄧小平親筆用文字形式確立了“解決台灣歸回祖國”的新提法。之后，中美建交公報和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也用“台灣回到祖國懷抱，實現統一大業”的新提法，替代了“解放台灣”的提法，對台工作方針實現歷史性轉變。
1978年12月24日，鄧小平閱胡績偉報送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告台灣同胞書》修改稿，作出批示：“喬木同志：兩件我看可用，請你再斟酌一下，最好提到今天下午政治局會議討論。”為緩和兩岸局勢，1979年1月1日，徐向前以國防部部長名義發表關於停止對大金門、小金門、大擔、二擔等島嶼炮擊的聲明。同日，《告台灣同胞書》公開發表，公告闡述了中共對台灣回歸祖國、實現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基本立場和基本態度，強調“尊重台灣現狀和台灣各界人士的意見，採取合情合理的政策和辦法”，“寄希望於一千七百萬台灣人民，也寄希望於台灣當局”，提出商談結束兩岸軍事對峙狀態，實現通航通郵通商。這些內容，鄧小平在此前的內部講話中多次作了闡述。
根據中美建交時達成的協議，應美國政府的邀請，１９７９年1月28日至2月5日，鄧小平訪問美國。訪問期間，鄧小平多次說，我們不再用“解放台灣”這個提法了，當然，他也同樣強調，我們不能承擔不使用武力的義務。鄧小平訪美期間的公開宣講，使對台工作的新方針為國際社會廣為知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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