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1942年蔣介石曾提出要在西安約談毛澤東。周恩來認為毛蔣會晤，必須得有所防備，便提出兩種方案。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十年紀事：1937-1947年毛澤東在延安》曾對這件事有過詳細的記載，摘編如下。
1942年8月14日，周恩來應約會見蔣介石。蔣介石向周恩來提出，擬在西安約毛澤東一談。周恩來答復說待延安答后即告。當日，周恩來將見蔣情況電告毛澤東，並說蔣欲見毛澤東的目的“未可測”。周恩來提出兩個辦法：（一）以林彪為代表，赴西安見蔣﹔（二）要求蔣帶周至西安，然后周飛延安，再偕一人（林彪或其他負責人）回西安見蔣。
8月17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復周恩來電，指出：“毛現患感冒不能啟程，擬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見蔣，請征蔣同意。如能征得蔣同意帶你至西安，你回延面談一次，隨即偕林或朱赴西安見蔣更好。”
8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討論國際國內形勢問題。會議認為丘吉爾和斯大林從8月12日至15日進行了會談，討論關於建立第二戰線問題，在這種國際形勢下，中國局勢有好轉可能。
8月19日4時半，毛澤東急電周恩來，指出：“依目前局勢我似應見蔣，我感冒已十日，過幾天要動也可以動”。“關於我見蔣，中央亦尚未作最后決定”。周恩來即日又致電毛澤東：與蔣會晤時間“似嫌略早”，可由林彪或朱德“先打開談判之門”﹔如蔣約林或朱來渝，也可答應，“以便打開局面，轉換空氣﹔一俟具體談判有眉目”，毛澤東再來渝。
8月25日，毛澤東修改《中情通報十八號》。通報的內容是最近日蘇關系及國共關系。通報指出：斯大林、丘吉爾會談后，反希特勒戰爭即將進入決戰的階段，這是整個戰爭的新形勢。國民黨近已放棄了5月間的軍事反共計劃，而採取政治上解決國共關系的方針。蔣介石兩次見周恩來談話，國共關系確有走向好轉的趨勢。毛澤東在修改時加寫了三段話，其中說：“由於緬甸失陷，西南國際（通路）斷絕，迫使國民黨不能不注意西北國際道路，並與蘇聯增強外交關系”。“加以地方與中央的矛盾，財政稅收的困難，人民對負擔的不滿，其內部困難日益增加，如再擴大反共戰爭，將至不可收拾，這亦是對國共關系避免軍事解決改取政治解決的重要原因”。“由於我一貫實施爭取好轉的政策，特別是今年‘七七’宣言，重申我黨擁蔣合作方針，這不能不起促進好轉的作用”。
8月29日，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蔣到西安時，決先派林彪見蔣，然后我去見他。依目前國際國內大局，我去見蔣有益無害，俟林彪見蔣后即確定我去時間。”
9月3日，毛澤東復電周恩來，重申親自見蔣介石的重要性。指出：“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之大小，而在乘此國際局勢有利機會及蔣約見機會我去見蔣，將國共根本關系加以改善。這種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極大利益，哪怕具體問題一個也不解決也是值得的。蔣如約我到重慶參加十月參政會，我們應准備答應他。蔣在蘭州頓了半個月，這幾天可能即到西安。林彪准備在蔣電約后即動身去，我則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
9月5日，周恩來致電毛澤東，再次陳述對毛澤東會見蔣介石一事的意見。認為毛見蔣“時機尚未成熟”，蔣對人“包藏禍心”，“對我黨我軍的觀念，仍為非合並即大部消滅”，國際國內局勢也“非對我有利”。周恩來指出毛與蔣會晤可出現的一種前途不能不防，即蔣“約毛來渝開參政會后，借口留毛長期駐渝，不讓回延”。“若如此，於我損失太大”。因此，提議林彪出面，“不將話講死，看蔣的態度和要解決的問題，再定毛是否出來”。
毛澤東採納了周恩來的這一提議。
9月15日，毛澤東復電周恩來，指出：“國內關系總是隨國際關系為轉移，第一次反共高潮發生於德蘇協定、蘇芬戰爭及英美反蘇時期，第二次反共高潮發生於德蘇協定繼續存在，英美蘇關系仍未好轉而軸心則成立三國同盟時期。自蘇德戰起，英美蘇好轉，直至今天，國共間即沒有大的沖突。這個期間，又分兩段，在英美蘇未訂具體同盟條約及滇緬路未斷以前，蔣的親蘇和共決心仍是未下的，在此以后，他才下這個決心。我們估計這個好轉的方向是定了，目前任務是促成談判，促成具體解決問題，故應避免一切枝節”。還告知：林彪昨晨已乘車起身，聞蔣介石已返渝，我們仍要林彪到西安后赴渝，以期打開商談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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