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雙寧
三、關於遵義會議的原定議程與實際經過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義召開擴大會議。參加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陳雲、博古，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劉少奇、鄧發、何克全（凱豐），紅軍總部和各軍團負責人劉伯承、李富春、林彪、聶榮臻、彭德懷、楊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書長鄧小平等。共產國際駐中國軍事顧問李德及翻譯伍修權列席會議。
1.會議的原定議程
對於遵義會議的原定議程，陳雲在《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中寫道：“這個會議的目的是在：（一）決定和審查黎平會議所決定的暫時以黔北為中心，建立蘇區根據地的問題。（二）檢閱在反對五次‘圍剿’中與西征中軍事指揮上的經驗與教訓。”（《遵義會議文獻》，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頁）可見會議兩項議程一是決定戰略轉移的方向，二是總結此前軍事失敗的經驗教訓，而沒有組織人事變動問題。“遵義會議原定是政治局會議，而不是擴大會議。博古最初不同意擴大到軍團主要領導參加，但軍團領導人紛紛要求，才同意了。這就為在會議中提出改組中央領導，讓毛澤東進入中央常委奠定了基礎。”（石仲泉：《遵義會議評價的科學歷史觀》）
2.會議的召開經過
遵義會議由博古主持，第一項議程是討論紅軍的戰略轉移方向問題。陳雲在《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中說：“擴大會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對此項議程，楊尚昆的回憶作了証明：一開會，首先討論是否在黔北建立根據地的問題。劉伯承同志和聶榮臻同志建議打過長江去，到川西北建立根據地。會議採納了這個建議，理由是四方面軍的川陝根據地可以接應，經濟條件又遠比黔北好。背靠西康，后面沒有敵情（《楊尚昆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118頁）。
遵義會議的第二項議程是檢討和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和西征以來的經驗教訓，由博古作主報告。“他看出了當時的形勢，對軍事路線做了檢討，但也強調了許多客觀原因，為錯誤作了辯護和解釋”（《伍修權回憶錄》，中國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87頁）。博古報告后，由周恩來作副報告。他從主觀因素做了分析，明確承認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戰略戰術的失誤，批評了博古的短促突擊和拼消耗的錯誤。楊尚昆認為，如果沒有周恩來站出來，會議要取得這樣大的成功是不容易的。張聞天作的報告后來被稱為“反報告”。他指出博古的報告基本上不正確，報告代表了毛澤東和王稼祥的意見，實際上也反映了其他多數與會者的心聲。
緊接著發言的是毛澤東。他指出：當前首先要解決軍事路線問題，“左”傾軍事路線的錯誤和在各方面的表現是防御時的保守主義，進攻時的冒險主義和轉移時的逃跑主義﹔指揮者隻知道紙上談兵，不考慮戰士要走路，也要吃飯，也要睡覺，也不問走的是山地、平原還是河流，隻知道在地圖上一劃，限定時間打，當然打不好。他又用一、二、三、四次反“圍剿”勝利的事實，批駁了用敵強我弱的客觀原因為第五次反“圍剿”失敗作辯護的觀點。毛澤東的發言也涉及了政治路線問題，指出為什麼產生錯誤的軍事路線？是因為錯誤地估計政治形勢，過分擴大國民黨統治的危機和革命力量的發展，忽視革命的長期性和不平衡性。毛澤東的發言反映了大家的共同想法和正確意見，受到與會絕大多數同志的熱烈擁護（《伍修權回憶錄》，第88頁）。
參會人員除了凱豐、博古和李德外，都支持毛澤東的意見。最后，周恩來建議停止博古、李德和他組成的“三人團”。這個建議得到了一致通過。
遵義會議增補的第三項議程是關於中央領導的變動。陳雲在《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中寫道：“組織上：擴大會最后作了下列的決定：（一）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二）指定洛甫同志起草決議，委托常委審查后，發到支部中去討論。（三）常委中再進行適當的分工。（四）取消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周為軍事指揮者，而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於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擴大會完畢后常委即分工，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的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會議指定張聞天起草決議。此后張聞天起草完成《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全面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軍事戰略方針的錯誤，並總結了教訓，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毛澤東的軍事戰略思想。
遵義會議在戰略轉移方向和對第五次反圍剿及西征的軍事路線認識上達成了一致，這樣就解決了軍事路線問題。會議選舉毛澤東為常委，進入決策層，部分地解決了組織問題。會議經過激烈爭論，部分涉及了政治路線問題，也為解決思想路線提供了一定的條件。遵義會議是在中國共產黨與共產國際和聯共（布）失去聯系的情況下獨立自主召開的，也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開始走向成熟。
四、關於遵義會議的繼續
遵義會議后召開的扎西會議、苟壩會議、會理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
扎西會議。1935年1月19日，中央紅軍撤出遵義城。2月5日到9日，在稱為“雞鳴三省”的雲南威信縣水田寨、大河灘、扎西鎮，連續召開了三次政治局會議，統稱為“扎西會議”，決定由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的責任，通過了中央關於反對敵人五次“圍剿”的總結決議和經驗教訓決議大綱以及傳達遵義會議精神的決定。
在此期間，有關中央領導人變換有三次重要的談話。一是周毛談話，他們認為由博古繼續領導有困難，如果調整黨的總負責人，按當時的形勢理所當然應該由毛澤東擔任。毛澤東提出由張聞天做黨的總負責（《遵義會議文獻》，第68頁﹔楊勝群、陳晉主編《紅軍長征重大決策見証錄》，三聯書店2006年版，第111頁）。這個考慮顧及了各個方面包括共產國際因素。二是周博談話。遵義會議后，博古對會上的一些發言一直想不通。為此，周恩來同博古有一次長談。周恩來認為黨必須找一個熟悉農村革命的人當統帥，他和博古不合適做領袖。毛澤東搞農民運動出身，熟悉中國國情，有很強的軍事才能，也是很有智慧的帥才。周恩來建議博古捐棄前嫌，同心同德，一切為了打敗蔣介石、建立無產階級政權這個大局，解開了他的思想疙瘩。三是周張談話。毛澤東從多方面考慮認為應該由張聞天擔任黨的總負責，周恩來又與張聞天進行了一次談話。
扎西會議的一個重要內容是討論並通過了由張聞天起草的《遵義會議決議》，使廣大指戰員深刻認識到第五次反“圍剿”和長征以來中央在軍事路線上的錯誤實質，充分肯定並決定貫徹實施毛澤東的正確軍事思想，為紅軍取得長征的勝利奠定了思想基礎。同時，扎西會議完成了遵義會議關於調整常委分工的決定，開創了以黨中央總負責人張聞天與紅軍實際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相互配合，共同領導全黨全軍的新局面。扎西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
苟壩會議。2月20日前后，中央紅軍二渡赤水河，回師黔北，並取得婁山關戰斗勝利，2月28日二次奪取遵義。3月8日，毛澤東和軍委縱隊進駐苟壩。3月10日紅一軍團林彪和聶榮臻致電中革軍委，建議攻打打鼓新場。張聞天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多數人贊同，毛澤東堅決表示反對。毛澤東不肯妥協，當天晚上又找到周恩來進一步解釋反對的理由﹔3月11日早，周恩來提議繼續開會討論攻打打鼓新場問題，並和毛澤東一起最終說服與會者放棄這一主張，使紅軍避免了遭受重大損失。會后，毛澤東向周恩來提出成立“中央新三人團”代表政治局全權指揮軍事的建議，周恩來將建議轉達給張聞天。3月12日，張聞天在苟壩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決定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三人軍事小組，完成了遵義會議關於改變黨中央最高軍事領導機構的任務。苟壩會議是遵義會議的繼續。
會理會議。遵義會議后，毛澤東和中革軍委指揮紅軍四渡赤水，甩掉數十萬敵軍的重圍，變被動為主動，順利地渡過金沙江，到達四川會理地區。5月12日，張聞天在會理主持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總結了紅軍四渡赤水、搶渡金沙江取得勝利的原因，闡明了運動戰的必要性和正確性，重新統一了認識，鞏固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也進一步鞏固了遵義會議的成果。從這個意義上講，會理會議也是遵義會議的繼續。
綜上，遵義會議前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遵義會議后的扎西會議、苟壩會議、會理會議，構成了“廣義的遵義會議”。
五、關於“廣義遵義會議”的最終成果
“廣義遵義會議”通過前述召開的一系列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黨和紅軍中的實際領導地位，為勝利完成長征，建立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終取得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勝利，建立新中國奠定了基礎。
第一，“廣義遵義會議”解決了黨的組織路線、軍事路線，為解決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奠定了基礎。遵義會議上，毛澤東進入核心領導層﹔決定常委再分工，在扎西會議上張聞天代替博古負總責，解決了組織路線問題。成立了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解決了軍事路線問題。由於當時黨的主要工作就是軍事工作，擅長軍事的毛澤東逐漸處於核心地位。組織路線和軍事路線的解決為后來解決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問題奠定了基礎。
第二，為戰勝張國燾分裂主義，實現長征的勝利奠定了基礎。在一、四方面軍會師后，張國燾依靠兵強馬壯，擁兵自重，最后南下另立中央。正是遵義會議后逐步形成的中央領導集體通過高度智慧和團結，堅持北上抗日的正確方向，加上朱德、劉伯承、任弼時、賀龍等人的努力，二、四方面軍最后北上同一方面軍會師，實現了長征的最后勝利。
第三，為建立陝甘寧邊區，實現第二次國共合作奠定了基礎。紅軍長征勝利后，中央召開了瓦窯堡會議，通過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針。為了實現抗日，擴大根據地，黨中央又領導紅軍進行東征西征，擴大了革命影響和發展了革命力量，為建立陝甘寧邊區打下了基礎。中國共產黨和其領導的紅軍作為中國一支重要的抗日力量，經過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國民黨不得不聯合的力量，最終形成了第二次國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作者系中國中共文獻研究會副會長、中國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光大集團股份公司董事長）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