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雙寧
通道會議
黎平會議
猴場會議
扎西會議
苟壩會議
會理會議舊址
遵義會議舊址及出席會議的成員。資料圖片
遵義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遵義會議應該分為“狹義遵義會議”和“廣義遵義會議”。“狹義遵義會議”指紅軍一方面軍長征途經遵義時召開的為期三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廣義遵義會議”則是紅軍一方面軍長征中中共中央一系列會議的組合，包括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遵義會議、扎西會議、苟壩會議、會理會議等等。考察研究“廣義遵義會議”，要研究上述遵義會議前后的系列會議，同時對“廣義遵義會議”的歷史大背景、最終成果、歷史意義等進行更加深入廣泛的分析、研究和認識。
一、關於“廣義遵義會議”的歷史大背景
了解“廣義遵義會議”復雜而深刻的歷史大背景，是認識和理解“廣義遵義會議”的前提。因此，應該搞清楚以下幾個問題：
其一，應該聯系大革命失敗以來，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斗爭和毛澤東的重要貢獻。
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中國共產黨被迫進行武裝斗爭。毛澤東領導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建立了井岡山根據地，開辟了一條在農村建立革命根據地，以保存和發展革命力量的正確道路，也為中央蘇區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從1930年冬到1931年秋，中央根據地和紅一方面軍在毛澤東、朱德等的指揮下取得三次反“圍剿”的勝利，在中央蘇區的人民和軍隊中樹立了較高威信。紅軍和根據地的發展壯大，也為在上海的中央轉移提供了條件。中央蘇區成立后，中共中央先后三次大規模地轉移干部。盡管毛澤東在領導武裝斗爭以及根據地建設、軍隊建設和黨的建設等方面作出重大貢獻，但是卻受到不公正待遇。
其二，應該聯系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紅一方面軍被迫長征及對毛澤東的再次不公正待遇
蔣介石吸取前幾次“圍剿”失敗的教訓，於1933年9月發動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大規模軍事“圍剿”。由於博古、李德等實行軍事冒險主義，之后又實行消耗戰，節節防御，並喪失了聯合福建十九路軍等許多機會，導致經過一年多苦戰最后仍不得不撤出中央根據地進行戰略轉移的結局。長征出發前，毛澤東再次受到不公正待遇，甚至不打算讓他參加長征，最后才被允許參加長征。
其三，應該聯系紅一方面軍長征初期的困境，重點是“三人團”的指揮失誤、湘江戰役失敗、進入廣西湖南交界時的困境、當時的行軍路線、廣大指戰員的呼聲，以及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的初步交流。
為了有效地實行戰略轉移，中央決定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三人團”，實權掌握在博古、李德手裡。他們實行了退卻中的逃跑主義路線，戰略轉移變成大搬家，行軍速度緩慢，傷亡、減員嚴重。長征原定計劃是轉移到湘西與二六軍團會合，行軍路線基本是紅六軍團走過的路線。經過三道封鎖線后，湘江之戰成為中央紅軍長征以來戰斗最為激烈、損失最為慘重的一戰，紅軍從出發時的8.6萬余人減為3萬多人。黨內和紅軍將領紛紛對博古、李德表示不滿，而毛澤東也一直沒有放棄斗爭。轉移之初他爭取與張聞天、王稼祥一起行軍，商談博古等人的左傾錯誤。朱德、彭德懷、林彪、劉伯承、聶榮臻等紅軍將領也一直對博古、李德的錯誤指揮不滿，黨內軍內普遍呼吁毛澤東出來指揮紅軍。
二、關於遵義會議前的幾次會議
遵義會議之前的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實際上可以看成是遵義會議的預備會議。
通道會議。1934年12月上旬，根據當時長征中的實際情況，毛澤東向中央建議：放棄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前進，到川黔邊建立根據地。博古、李德不予採納，仍把希望寄托在與紅二、六軍團的會合上（《毛澤東年譜（1893—1949）》，中央文獻出版社、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39頁）。11日，中央紅軍佔領湖南通道縣城。12日，中革軍委臨時決定召開緊急會議，與會者為博古、周恩來、張聞天、毛澤東、王稼祥和李德等。會議著重討論紅軍戰略轉移的前進方向問題，毛澤東再次建議放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薄弱的貴州進發，避免進入敵人的包圍圈，得到大多數與會人員的認可，史稱“通道轉兵”。但李德等人會后仍堅持到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通道會議研究了行軍路線的改變問題，雖然沒有取得一致意見，但促進了這個問題的解決，為此后的黎平會議做了必要的准備。
黎平會議。1934年12月15日，紅軍攻佔貴州黎平，18日由周恩來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對紅軍的行軍路線問題展開激烈爭論。周恩來和大多數與會者肯定了毛澤東的正確主張，通過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決定放棄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原定計劃，確定了向貴州轉兵的戰略方針。12月20日，坐在擔架上的張聞天、王稼祥在黃平的一片茂密的橘林裡休息談話，商議支持毛澤東出來指揮，並與彭德懷、劉伯承等幾位將領達成一致。這就是所謂“桔林會談”（石仲泉：《遵義會議評價的科學歷史觀》，《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1期）。除戰略方針外，黎平會議還討論了第五次反“圍剿”以來的失敗問題，對中央的錯誤軍事路線進行了初步的批評，為遵義會議的召開創造了條件。
猴場會議。1935年1月1日，紅軍長征到達貴州瓮安的猴場，中共中央在猴場召開政治局會議，毛澤東重申紅軍應在川黔邊地區先以遵義為中心建立新的根據地，多數與會者贊同這個意見，再次否定了李德、博古提出的錯誤主張。之后紅軍搶渡烏江、攻佔遵義。猴場會議作出的《關於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指出：“關於作戰方針，以及作戰時間與地點的選擇，軍委必須在政治局會議上做報告”（《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46頁），以加強中央政治局對軍委的領導，實際上等於開始動議限制博古、李德的指揮權。猴場會議是紅軍進入貴州后在遵義會議之前召開的一次重要會議，事實上認可了毛澤東的軍事方針，基本結束了“三人團”的軍事指揮權，確立了政治局決定重大問題的原則，為遵義會議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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