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振蘭
“由於沒有受過‘肅反’擴大化的牽連……賀、關把發展新黨員的第一個對象選中了我”
對於從游擊隊員轉為紅軍戰士，廖漢生終生難忘：“1933年農歷閏五月的一天，紅三軍（由紅二軍團縮編而成）軍部率九師從鶴峰太平鎮過，在鎮上住了一晚。賀龍軍長、關向應政委把我從鶴峰縣游擊第四大隊調到軍部當書記（相當於文書）。”但是這種喜悅之情，很快就被他在紅三軍中耳聞目睹的許多怪現象驅散了。
這時，紅三軍正大抓“改組派”，部隊元氣大傷。
從1932年5月起，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書記夏曦在紅三軍中開展“肅反”運動，大抓所謂“改組派”，並一連搞了四次，冤殺了許多人。
對於夏曦的做法，親歷那段歲月的廖漢生憤恨不已：究竟什麼叫“改組派”？我在許多年后才搞明白，所謂“改組派”指的是由陳公博等成立的“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它是國民黨內汪精衛派系向蔣介石爭權奪利的一個小團體。隨著汪派得到了幾個職位，這個小團體於1931年宣布解散了。叫人莫名其妙的是，這麼個短命的東西，卻在1932年被“左”傾路線搬到共產黨裡來了。
廖漢生到紅三軍軍部時，軍內黨團組織都解散了，紅三軍隻剩下四個黨員，即中央分局書記兼軍委分會主席夏曦、軍長賀龍、軍政委關向應、紅七師師長盧冬生。由於盧冬生黨員關系在上海黨中央機關，夏曦無權取消他的黨籍，但在紅三軍隻能算有一半黨員關系。因此，紅三軍有“三個半黨員”之說。在黨團組織解散的同時，紅三軍的各級政治機關也被撤銷，政治干部被關的關，殺的殺，隻剩下關向應的軍政委一職，政治工作制度隨之瓦解。
關向應是在1932年1月由中共中央派到湘鄂西蘇區來的。作為軍政委，他當然知道軍隊政治工作的生命線地位。所以，第四次“肅反”高潮一過，他就在軍部恢復了第一個黨支部，接著又開始發展新黨員。廖漢生就是在關向應的培養和教導下，成為一名共產黨員和政治工作干部的。
對於能在逆境中入黨，廖漢生回憶說：“我到紅三軍剛剛一個多月，由於沒有受過‘肅反’擴大化的牽連，可以說是一身清白，另外也由於紅三軍有文化的干部如留蘇生、黃埔生基本上都被殺掉了，我是高小畢業生，能認得幾個字，在軍部當書記，因此賀、關把發展新黨員的第一個對象選中了我。”這年8月，紅三軍轉戰到建始縣境內。一天，軍部在警衛班的房間召開了黨支部會議，討論廖漢生的入黨問題。支部會議開始后，“關政委首先代表賀龍和他本人簡要介紹我的情況。……關政委作完介紹，其他同志都表示同意，馬上就通過了。從這一天起，我成為一名中國共產黨黨員”。
入黨后，廖漢生就跟在關向應身邊學做黨的工作，相繼擔任軍政治部秘書、紅七師黨委書記。對於關向應的悉心栽培，廖漢生始終銘記：“關政委像循循善誘的先生一樣地教導我，培養我。他給我詳細解釋黨的路線、黨的政策是怎麼樣的，手把手地教我怎麼樣填寫黨員登記表，親自帶著我去做恢復黨組織的工作，當時叫作‘重新登記黨’。”
重新登記黨員時，絕大多數黨員竟然否認自己的黨員身份，這誠如廖漢生所分析的，“由於‘肅反’擴大化捆殺的大多是黨員，是干部，人們認為黨員、干部等於‘改組派’，‘改組派’等於殺頭，我不是黨員，就抓不了我的‘改組派’，也就殺不了我的頭。……因此當時人皆不願當干部，不願入黨，老黨員則不願承認自己是黨員而重新登記”。
面對這種情況，廖漢生義憤填膺：“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指戰員不敢參加共產黨，入黨多年的共產黨員不肯承認自己是共產黨，這實在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悲劇！由此可見，‘左’傾路線把我們黨的形象和威望毀壞成了什麼樣子！”
盡管困難不少，廖漢生仍然耐心而細致地做著恢復黨團組織的工作。那一段時間，他每天背著一個裝滿黨員登記表的皮挎包到處跑，一個一個地動員、解釋，一個一個地登記、發展。
經過全軍政治工作人員一番努力，重新登記和新發展的黨團員逐漸多起來。到1934年9月，紅三軍黨團員總數達到463人，其中黨員267人、團員196人——大部分是重新登記的，新加入的也有幾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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