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振蘭
開國中將廖漢生，湖南桑植人，是抱著“拿起刀槍跟賀龍”的思想參加革命的。在賀龍麾下，他從一個農家子弟成長為人民軍隊的一代名將。紅軍歲月裡，他擔任過師政治委員﹔抗日戰場上，他擔任過軍分區政治委員﹔解放戰爭時，他擔任過軍政治委員﹔開國將軍中，他擔任過三個大軍區的政治委員﹔主持辦軍校，曾是兩所著名軍事院校的主官。
“這一段艱苦生活，磨煉了我的筋骨，也磨煉了我的意志”
1931年春，紅二軍團奉命二下洪湖，賀龍又離開了湘鄂邊蘇區。在走馬坪送別了紅軍后，廖漢生跟著賀龍的大姐賀民英領導的游擊隊，上了四門岩。
四門岩是湖南桑植與湖北鶴峰交界的一處高山區，一直是賀民英領導的游擊隊的駐地，開始住的地方叫鍋耳台。賀民英領導的游擊隊，成員大多是賀家親屬舊部，男女老少共有二三十人。這樣一支小隊伍，要在敵人“圍剿”中堅持下去，很不容易。在賀民英的帶領下，不論大人小孩，能拿槍的都拿起槍，能拿鋤的都拿起鋤，一手拿槍，一手拿鋤，一邊打仗，一邊生產。大家砍掉山岩上的樹叢、茅草，用火燒過，開出幾塊岩殼田，種上苞谷、南瓜，還養了豬，喂了雞。
賀民英領導的游擊隊活動在四門岩山區一帶，敵人一直拿他們沒有辦法，就像廖漢生后來講的那樣：“大隊人馬上不來﹔小股敵軍爬上來，我們能打就打，打不了就跑。湖南敵軍從南邊來了，我們就跑到鶴峰一邊﹔湖北敵軍從北邊上來了，我們又跑到桑植一邊，從這座山頭跑到那座山頭，跟敵人來回轉圈子。我們這裡有吃有住，能打能藏。”
1932年下半年，湘鄂邊蘇區陷入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之中，其他紅色武裝損失殆盡，賀民英領導的游擊隊成為敵人“清剿”的對象。敵人擁上四門岩山區進行大規模“清剿”，游擊隊駐地鍋耳台也遭到團防襲擊，敵人搜去了游擊隊埋藏的糧食，毀掉了正待收割的庄稼。這時，廖漢生已經有了一兒一女，大的不過兩歲，帶著他們打游擊很不方便。他便寫信給母親，然后把妻子、兩個孩子送回桑植老家隱蔽。
賀民英率游擊隊被迫從鍋耳台轉移，鑽入四門岩山區更高更密的深山老林裡，戰斗在千層殼、梯子嶺、雞公嘴。
廖漢生回憶往事時寫道：“從這些小地名上就可以推知其地勢的險惡、陡峭。這裡是人煙絕跡的原始森林，林深草密，不見天日，沒有人家，隻有狼虫虎豹、狗熊猴子出沒其間。我們原有兩匹馬，用來馱東西和病號，把馬放進林子裡吃草時竟被老虎咬死了。”
山下到處是敵人，他們嚴密封鎖，頻頻搜山，揚言要把游擊隊困死、餓死、凍死在山上！冬天很快到了，大雪封住了山路，敵人的搜捕仍不見緩和的跡象，山上的生活一天比一天艱難。一個風雪交加的夜晚，賀民英帶廖漢生等人下山去摸情況，找糧食。山下村子裡正住著敵軍，他們進不了村，就摸到靠山根的一戶獨立人家，主人家姓朱。他悄悄找來附近幾戶群眾，有的捧來幾個雞蛋，有的抱來兩個老南瓜，還有的揣來一壺黃米酒。臨上山時，主人家又送來了一罐黃豆給游擊隊。
回山的時候，賀民英、廖漢生不敢走山路，怕雪地上留下腳印，會使敵人追蹤而來，隻能沿著流淌山水的水溝走，赤著的雙腳被劃出一道道血口子。遇到溝邊枝丫橫生的地方，二人直不起身子，就在冰雪上爬行。他們帶回山上的一罐黃豆，成了大家的救命糧，由專人負責保管。每天用鐵鍋煮上一點，大家圍坐四周，賀民英鄭重地宣布：吃的時候，隻許“騎馬”，不許“抬轎”。所謂“騎馬”，就是用筷子立著夾，這樣一次隻能夾上一兩顆豆子﹔所謂“抬轎”，就是用筷子平著抄，那樣會多抄上幾顆。黃豆吃完了，賀民英又吩咐廖漢生等四處撿野果，挖野菜。獼猴桃、陽桃等野果，大家可吃了不少。
冬天的寒夜是最難熬的，廖漢生等人無鋪無蓋，飢寒交加。於是，他們就撿來干樹枝，燒起一小堆篝火，圍坐著取暖，胸前背后輪轉著烤，真正是“火烤胸前暖，風吹背后寒”。
就這樣，廖漢生等人食野果，飲山泉，宿岩洞，過著原始人的生活，從黑夜熬到白晝，從夏天熬到冬天，苦苦地堅持著，沒有一個人動搖，一直堅持到1933年春天，堅持到賀龍重回湘鄂西。
回憶這段往事，廖漢生感慨萬千：“這一段艱苦生活，磨煉了我的筋骨，也磨煉了我的意志，給我留下了難以磨滅的印象。解放后，我讀到陳毅同志描述游擊生活的《贛南游擊詞》，就自然而然地聯想到湘鄂邊的山中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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