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華
張國燾精心弈出三招臭棋
三軍會師，原本可以成為張國燾重新崛起的起點，但最終成為他墜入政治低谷的界碑。
他在半年時間內連下三招臭棋。
第一步棋是挑戰中央戰略方針，導致被解除對軍隊的直接指揮權。
1936年10月，遵照中革軍委寧夏戰役計劃，紅四方面軍一部渡過黃河，計劃通過內蒙或新疆向蘇聯靠近，取得軍事援助﹔紅一、紅二方面軍主力和紅四方面軍剩下部隊在黃河以東地區擊破國民黨南線重兵集團的追擊。
圍繞紅軍的行動方向和戰略計劃，毛張之間再次出現嚴重分歧。
作為戰略策劃者，毛澤東思考的重點是首先制止南線之敵的瘋狂進攻，為紅一、紅四方面軍主力渡河北進創造條件。25日，中革軍委向紅軍總部及三個方面軍領導人發出《關於擊破南面之敵的部署》，提出第一步的重點應集中於擊破南面之敵、使其停止追擊步伐，第二步的重點是渡河北進。
作為紅四方面軍的實際領導者，張國燾思考的重點是盡快離開國民黨重兵雲集的河東地區，率先打通國際路線，獲取蘇聯允諾的武器裝備。對他知之頗深的陳昌浩后來回憶說：“他（張國燾）是反對會合的，一會合其王國就垮台了。到岷州后他又要西進，到會寧后他又要我們全軍渡河。為什麼全軍過河，他一個人留下來呢？有他的道理：如果打通國際路線，取得了援助，軍隊機械化了是他的，中央對他是無可奈何的。”
當時蘇聯允諾的軍事援助十分可觀。共產國際書記處在10月18日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明確了援助物資的數量為“五百五十噸至六百噸”。
想法復雜的張國燾以他、朱德和彭德懷三人的名義，向中革軍委和二、四方面軍領導人發出《關於奪取寧夏的作戰部署》，對三個方面軍下一步作戰任務提出建議：
四方面軍主力應速渡河，搶佔一條山、五佛寺、永登、紅城堡、古浪一帶，重點在控制五佛寺渡河點在我手中，並對蘭州北進之敵進行有力阻擊﹔留出一部機動部隊於一條山、五佛寺之線，以便將來適時協助一方面軍在中衛靈武段渡河。一方面軍主力應速集結同心城、關橋堡地區，准備渡河﹔二方面軍接替南面防線，遲滯敵人追擊。
這封電報發到彭德懷手中，引發了雷霆之怒：“白日撞見鬼了，這是哪個‘彭德懷’署的名？！”
張國燾以朱、張、彭署名時有一處疏漏，既沒有事前同彭德懷商量，也沒有事后向他打招呼。
彭德懷自從在打拉池與張國燾相見以來，諸事惱火，開始是久見徐向前、陳昌浩不至，接著是張國燾屢次違背中央既定的作戰原則，這次又是以先斬不奏的方式直接挑戰自己的尊嚴。他立即致電毛澤東、左權、聶榮臻，憤怒之情溢於電文：“前二十五日前以朱張彭三人發電給徐陳賀任，發后才給我看，一種陰謀的強奸式的，以后聯名電報作為無效。”
迫於毛、周的壓力，張國燾同意暫停四方面軍其他部隊過河，集中三個方面軍主力准備擊破從南線追擊的胡宗南部。中共中央構想在海原、打拉池地區，以誘擊胡宗南先頭部隊一兩個師為目標，組織海（原）打（拉池）戰役，任命彭德懷為總指揮兼政委，劉伯承為參謀長，組成前敵總指揮部。29日，彭德懷命令紅一方面軍主力共6個師集結於古西安州、麻春堡、陳家灣一線，紅四方面軍第三十一軍集結於打拉池以東干鹽池一線，組成突擊集團，從東西兩翼殲滅胡宗南先頭師﹔紅四方面軍第四軍和第五軍在靖遠、打拉池一線鉗制敵第三十三軍和三十七軍，保護突擊集團右翼安全﹔紅二方面軍主力北進到海原以北或西北地區，保護突擊集團左翼安全。
張國燾對海打戰役提出疑問，特別是對使用第三十一、第四軍的方式提出異議。他在給軍委的電報提出：“若謂目前重心在擊破南敵、停止敵之追擊，事實上，四、三十一兩軍亦難有保証的完成任務，恐反多消耗，不如利用天然障礙堅壁清野，以四軍牽制敵人，也可得爭取時間之利。”毛澤東、周恩來立即回復，再次強調：“目前方針，先打胡敵，后攻寧夏，否則攻寧不可能。請二兄握此中心關鍵而領導之，除九軍、三十軍已過河外，其余一、二方面軍全部，四方面軍之三個軍，統照德懷二十九日部署使用，一戰而勝，則全局轉入佳境矣。”
在實施中，海打戰役最終流產。彭德懷認為主要原因是張國燾從中作祟。他在自述中寫道：“張國燾到了打拉池后，敵王均兩個師尾追四方面軍被截斷部分前進。我與張國燾面商，隻要被截斷部分在正面阻攔該敵前進，一軍團即可從追敵側后進攻，在打拉池布置伏擊陣地。這樣消滅王均部是完全可能的，這樣還可與四方面軍北渡主力取得聯絡。張口頭同意，卻秘密令王宏坤部向同心城方向撤走，破壞了當時的作戰部署……（11月1日）我又與張商，在海原和同心城之間布置伏擊陣地，殲滅王均部。他口頭同意了，實際上又令四軍東撤了，使伏擊計劃又被破壞。”
紅四軍軍長王宏坤，堅決否認接到過張國燾的上述“密令”：
我們從蔣家大路往北撤的時候，上面曾經決定由彭德懷同志統一指揮一方面軍、二方面軍和我們四方面軍的四軍、三十一軍集中在海原、打拉池一帶殲敵胡宗南一兩個師，但是，敵人同時來的除了胡宗南部，還有王均、毛炳文、關麟征等部，敵人很集中，我們打不了敵人，於是繼續向北轉移。
有人說，這一仗沒有打是因為張國燾發電報秘密命令王宏坤撤退，破壞了作戰計劃。但是，事實上，我沒有接到過這樣的命令。有電報以來，我也沒有單獨接到過張國燾給我的電報命令。
由於當時的軍事命令均是以中革軍委、紅軍總部或朱(德)、張(國燾)的名義下達的，因此，各作戰部隊對於哪些是中央和軍委的決定，哪些是張國燾以中革軍委或紅軍總部名義下達的個人意見，根本無從分辨。
為消除前線的混亂或不協調現象，中共中央明確指示各個方面軍，“一切具體布置及作戰行動，各兵團首長絕對服從前敵總指揮彭德懷同志之命令，軍委及總部不直接指揮各兵團”。隨后，張國燾由隴東前往陝北，離開了前線，毛澤東致電彭德懷，“前線部隊統交你指揮，當可放手去做”。為加強前敵總指揮部的力量，中革軍委還任命任弼時為前敵總指揮部政委，與前敵總指揮彭德懷、參謀長劉伯承統一指揮三個方面軍。12月7日，中革軍委主席團轉發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關於擴大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組織的命令，決定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張國燾、彭德懷、任弼時、賀龍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團，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為副主席。從這一道命令開始，張國燾雖然仍任中革軍委副主席和中國工農紅軍總政治委員，但已經失去了對軍隊(包括對隸屬四方面軍的西路軍和四軍、三十一軍)的直接指揮權。
第二步棋是在西安事變中堅決要求“殺蔣”，成為他政治上短視的笑柄。
1936年12月上旬，張國燾、朱德率紅軍總部直屬機構人員到達保安。
保安是陝北根據地的首府，被張國燾稱為一生中見過的“最荒涼的縣城”。保安最多的是窯洞。中央領導人集中住在一座小石山上，張國燾分得一孔窯洞，與毛澤東、張聞天、秦邦憲、王稼祥等人結為鄰居。
到陝北不久，發生西安事變。如何解決西安事變，成為衡量當時中央領袖們判斷力和預見力的一把標尺。
中國共產黨事先並不知道西安事變將要發生。12月12日清晨，張學良、楊虎城發動兵諫、扣留蔣介石后，聯名電邀中共中央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計。
在毛澤東的窯洞裡，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商議對策。
面對突如其來的重大事變，毛澤東採取謹慎的態度。他第一個發言，提出一系列問題：“我們對這一事變的態度怎樣？應該擁護，還是中立，或反對？應該明白確定，是不容猶豫的。”
在他之后，政治局有9個人作了發言，其中三個人最引人注目。
態度最激烈的是張國燾。他首先肯定了西安事變的積極意義：“在西安事變意義上，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蔣。”接著，他自問自答地說：“內亂是不是可免的？這是不可免的，只是大小問題。”最后，他提出“殺蔣”的主張：“因此，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應該討論怎樣來實現。”
與張國燾觀點相反的是張聞天。他明確提出：“我們不採取與南京對立方針”，“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聯合非蔣系隊伍，在軍事上採取防御，政治上採取進攻”。
毛澤東贊同張聞天的觀點，不同意張國燾“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蔣”的說法，他說：“我們不是正面的反蔣，而是具體地指出蔣的個人的錯誤”，“又要反蔣，又不反蔣，不把反蔣和抗日並列”。
張國燾不了解隨著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中國社會的主要矛盾，中國共產黨對蔣介石、國民黨的策略已經由反蔣抗日發展到逼蔣抗日和聯蔣抗日，已經不將“反蔣”與“抗日”並列了，“反蔣”必須服從和服務於“抗日”。毛澤東關於“又要反將，又不反蔣”的策略萌發出在“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原則下與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南京政府進行和平談判的指導思想。
幾天后，毛澤東和政治局進一步分析判斷形勢，做出“目前問題主要是抗日問題”和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決定。這一決定遭到張國燾的反對，他三更半夜跑到毛澤東的窯洞，堅決要求殺掉蔣介石。這件事后來被毛澤東在不同場合反復舉例，用來說明張國燾的政治上的短視。
毛澤東認為預見力是領導力的最重要內涵，對此他非常自負，而且號召全黨高級干部都要擁有這一能力。他后來在七大結束時有段形象的比喻：
坐在指揮台上，如果什麼也看不見，就不能叫領導。
坐在指揮台上，隻看見地平線上已經出現的大量的普遍的東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領導。
隻有還沒有出現大量的明顯的東西的時候，當桅杆頂剛剛露出的時候，就能看出這是要發展成為大量的東西，並能掌握它，這才叫領導。
第三步棋是在延安會議上百般抵賴、掩飾、辯解分裂紅軍和另立中央的錯誤。
1937年1月，中共中央由保安遷居延安，中央高層開始對張國燾所犯錯誤進行批判。迫於壓力，張國燾在2月6日向黨中央提交書面檢討。檢討的題目很有意思，叫做《從現在來看過去》。
張國燾寫這篇文字，煞費苦心。文章一開頭便有大段自白，雖然極其啰唆，但用意卻是很明顯：
我覺得我現在與黨中央完全一致，原則上沒有絲毫分歧。我是中國共產黨的一個黨員，也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個委員和黨的路線的一個堅決執行者。我是中國蘇維埃運動中和整個紅軍中的一個戰士，從鄂豫皖赤區到川陝赤區，我執行著四中全會的路線，從一九三五年十二月決議后，我執行著十二月會議的路線。我不是中國黨中央的反對派，也不是有特殊政治見解的人物。我不是代表蘇維埃運動中的一種特殊形式，也不是代表紅軍中的某一個系統，更不是所謂實力派，因為這是我堅決不願意做的，沒有什麼理由使我這樣做，因為我是一個布爾什維克的黨員，我而且認為每一個布爾什維克的黨員都不應當這樣做，因為這是布爾什維克的黨員所不容許的。
我說上面這段話，我覺得是有充分理由的，沒有絲毫虛偽。
對於長征途中的倒行逆施，張國燾把它描繪為分歧和分歧留下的“余波”以及“微痕”。在這樣的前提下，他扭扭捏捏地承認了五條錯誤：
第一，沒有充分估計第五次“圍剿”的客觀情況，包括敵人採取的戰略戰術的特點和中國革命不平衡發展的特點。
第二，抹煞了中央紅軍萬裡長征的英雄業績和布爾什維克的堅強精神。
第三，過分估計了中央紅軍所受損失，對北上方針表示懷疑，進而提出了在西北創造根據地的戰略意見。
第四，對中央蘇區在黨、政權和軍隊等各方面的建設成績估計不夠，不理解和不接受中央對紅四方面軍缺點的批評。
第五，在左路軍北上受阻的條件下，認為北上會淪為長期的游擊戰和運動戰，因而執行南下戰略，由北上與南下的軍事爭論發展到對中央路線的不正確了解和組織上的對立。
即使是在最關鍵的南下搞分裂這一點上，張國燾也一再強調：“假若南下沒有發生黨和紅軍組織上的對立，那麼南下與北上也不過是軍事策略上的爭論。如果認為南下是失敗的，那是不應當的。”
張國燾美化自己、抵賴錯誤的態度，引起黨內多數領導的憤慨。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何克全（凱豐）用了10天的時間，寫成了長達3萬多字的批駁文章，從13個方面揭露張國燾錯誤的表現、實質和根源。3月27日，凱豐的長文以《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裡》為題公開發表，實際上成為批判張國燾錯誤的序幕。
在同一天，正在延安舉行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延安會議）轉入第二個議程——討論張國燾的錯誤。
延安會議第二階段從3月27日到31日，除了參加第一階段會議的毛澤東、張聞天、朱德、張國燾、彭德懷、林彪、賀龍、任弼時、博古、凱豐、董必武、林伯渠等人外，還增加了紅軍軍以上的干部和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與會者人數由第一階段的26人擴大到56人，相當於一次黨內、軍內高級干部會議。
會議第一項議程，由張國燾做檢討。他表示：“關於我的錯誤，我前次的文章，已經覺得不夠。我是路線錯誤，是退卻逃跑錯誤，是反黨反中央的錯誤。”
在張國燾檢討之后，與會者紛紛發言，從各個方面清算他的錯誤。
原在紅四方面軍中工作的傅鐘、王維舟、倪志亮、李井泉、陳賡等同志,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揭發了張國燾所犯的許多駭人聽聞的嚴重錯誤和罪行,比如:“肅反”中亂殺人問題，軍閥主義作風問題，隨便打罵士兵和群眾問題，長期進行小組織活動問題，分裂黨、分裂中央的問題，造謠挑撥一、四方面軍干部之間的關系問題，在干部政策上任人唯親、打擊異己問題。
在眾多發言中，有三個人的發言，給張國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第一個是朱德。這位在長征中飽受張國燾圍攻、凌辱的老帥採取了以德報怨的態度，他用嚴肅而沉痛的語氣說：“卓克基會議成立臨時中央，我曾竭力勸阻，但是他就是不聽，現在大家都知道錯了吧？在我看來，雖然時間過去了幾十年，國燾同志還有那麼一些北大的氣味。”他的溫和態度，令張國燾感到意外。
第二個是賀龍。他在發言中說：“張國燾！你是知識分子出身，又是共產黨創始人之一，也可以說是共產黨出身。而我呢，則是土匪出身，又當過軍閥，也可以說是軍閥出身。當年，當你是共產黨員的時候，我還是個‘軍閥’﹔現在，我做了共產黨員，你反而變成了‘軍閥’！”
賀龍犀利的鋒芒和畫龍點睛的概括使會場發出一陣會心的笑聲。
第三個是毛澤東。他高人一籌地從哲學觀談起：
張國燾的哲學，一言以蔽之是混亂，其中主要的東西是機械論和經驗論。他隻承認看得見的東西，因此他的思想是反理論反原則的。他老是將自己描繪為實際家，恰恰証明他是真正的經驗論……張國燾在鄂豫皖初期還不能說是機會主義路線，自從打了劉湘以后，便完全形成了機會主義路線。他到川西北以后，弄出了個聯邦政府，還要造一個政治局。會合后，中央要他迅速北上，他按兵不動，中央盡力遷就他，安他一個紅軍總政委。但是，一到毛兒蓋，就反了，要用槍杆子審查中央的路線，干涉中央的組成和路線，這是完全不對的，根本失去了組織原則，紅軍是不能干涉黨中央的路線的，張國燾在分裂紅軍問題上做出了最大污點和罪惡。左路軍和右路軍的時候，葉劍英把秘密的命令偷來給我們看，我們便不得不單獨北上了。因為這電報上說：“南下，徹底開展黨內斗爭。”當時如果稍微不慎重，那麼會打起來。
在結束發言前，毛澤東與人為善地說：“張國燾入黨以來，還曾在若干階段是在黨的路線下工作的，但他的機會主義問題是必須要指出來的。我們應該用誠懇的態度要求張國燾轉變，拋棄他的錯誤，今后應從頭做起。”
主持會議的張聞天最后發言。他代表中央提議：“對國燾同志本人目前還是幫助他，組織上還是不做結論為好。”與會者接受了這一處理建議。
3月31日，延安會議在通過《關於張國燾的錯誤的決定》后閉幕。
延安會議后，中共領導人向張國燾伸出了挽救之手。
毛澤東笑著鼓勵他說：“自入黨以來，我曾三次被開除出中央，受過八次嚴重警告。被批評為軍閥、土匪並不要緊，關鍵是要改正錯誤。”
德高望重的林伯渠自己掏腰包，邀請張國燾聚餐，語重心長地勸道：“中共領袖們各有各的長處，也各有缺點，現在大家都要顧全大局。我對澤東這樣說，對你也這樣說，關鍵是要團結一致，體念時艱。”
受形勢所迫，張國燾於4月6日寫了第二份檢討書——《關於我的錯誤》。他不僅完全同意中央的決定，而且大聲疾呼：“我要求全黨同志，特別是曾經和我在四方面軍一塊工作過的同志，應當在黨中央的路線領導下，堅決與我的錯誤作斗爭。我自己宣布我的錯誤路線已經完全破產。”
加速張國燾政治下墜的三塊重石
屋漏偏逢連夜雨，船遲又遇打頭風。1937年下半年，困厄中的張國燾接連遭遇三塊政治巨石。
第一塊重石是西路軍覆沒。
1937年3月，在河西走廊奮戰6個月的西路軍終於失敗，組成西路軍的紅四方面軍第三十軍、第九軍和第五軍共計2.18萬余人大部犧牲。消息傳來，張國燾預感到黨內醞釀著一場更大的風暴，他應對之策是將責任推給尚在逃亡中的陳昌浩。
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返回延安，面見三位中央領導人，匯報西路軍問題。他們的態度各異，給他的感受大不相同。
毛澤東最溫暖。鳳凰山下，簡陋的窯洞內，毛澤東接見了心情沉重的徐向前。他只是簡單地問了問西路軍的情況，然后寬慰地說：“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你能回來就好，有雞就有蛋!”徐向前備受感動，提出陳昌浩下落不明，自己非常擔心。毛澤東立即下令部隊進行尋找。
張聞天最嚴厲。他在聽取匯報后，噼裡啪啦地責備了一頓。徐向前沒吭氣，心裡想：打了敗仗嘛，批評、撤職、殺頭都應該，沒有什麼好說的。
張國燾最邪惡。他見到徐向前后，先是拉著徐向前的手，叫道：“你黑了，瘦了。”然后話歸正題：“西路軍的事，你沒有責任，我沒有責任，都是昌浩弄的！”
直到晚年，張國燾仍然堅持這一觀點。他在《我的回憶》中用借托他人的方法再次辯解道：“一班同情和支持我的同志們，主要是第四方面軍的干部，則認為西路軍的失敗，是陳昌浩同志的指揮錯誤，如果張國燾同志也過了黃河，親自策劃指揮，則不會失敗，反會勝利。”
徐向前也認為陳昌浩對西路軍的失敗負有責任，但是他認為陳所以犯錯的重要原因在於受過去跟隨張國燾這一歷史包袱的拖累。他說：
(陳昌浩)他是委員會主席，政治委員，有最后決定權，對西路軍的行動，能起“拍板”的作用。但是，這個同志的精神狀態，很不理想。原因是他在紅四方面軍南下期間，一度支持過張國燾的分裂主義，后見共產國際不承認張國燾的那一套，知道自己也犯了錯誤，包袱沉重，不易解脫。他曾向我流露過：南下的事，共產國際肯定對四方面軍另有看法。為了四方面軍的前途，今后應唯共產國際和黨中央的意見是從。陳昌浩同志願意改正錯誤，緊跟中央，無可非議，但是，作為一個黨的高級干部，決不允許夾雜某種個人得失或山頭主義情緒在內。黨內斗爭，誰能一貫正確？犯了錯誤，該檢討就檢討，該工作就工作，沒有必要迫不及待地去表白自己，洗刷自己，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
陳昌浩是西路軍的主要領導人，也是歷史上第一個全面總結西路軍失敗原因的當事人。1937年春，他返回延安后寫成《關於西路軍失敗的報告》，認為“我以為西路軍雖然根本失敗，我個人雖然犯了很大的錯誤，特別是‘不能克服國燾路線的錯誤’，但我還是堅信西路軍一般的政治路線，是執行中央的正確路線，決不是繼續與執行反中央的國燾路線的”。
報告上交中央后，遭到嚴厲批評，中央要求陳昌浩認識錯誤的嚴重性。在政治高壓下，陳昌浩再次出現徐向前批評的“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的逆轉，寫出《關於西路軍失敗的第二次報告書》，結論是：“西路軍失敗，最主要的原因是沒有克服國燾路線，沒有基本上執行中央路線。”
更為甚者，陳昌浩在史實上也有違心之述。他說：
我們率三個軍渡河雖得總部命令，可是違反軍委意圖的，國燾同志命令三個軍甚至全部渡河，無疑是執行他自己一貫退卻計劃，而不是真正執行寧夏戰役計劃﹔我們當時同意三個軍渡河的動機，外表是為了執行寧夏戰役計劃……實質上是違反了軍委意圖，曲解了寧夏戰役計劃，恰恰做了國燾同志退卻計劃的實施者。
有什麼比西路軍一把手的“供述”更權威、更有沖擊力和殺傷力!
應該說，陳昌浩《關於西路軍失敗的第二次報告書》是一個極為沉痛的檢討，也是一個極力向中央決議上靠的檢討，為此，陳昌浩違心地將西路軍的失敗與執行張國燾路線不恰當地聯系起來，將西路軍失敗的責任一攬子包了下來。這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或許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終究不是實事求是的。
非常反常的是，一向錙銖必較、死不認錯的張國燾竟然也很“配合”地承認了錯誤。他向毛澤東、張聞天表示：“我對西路軍失敗，負有嚴重責任，將正式自請處分。”
張國燾、陳昌浩的上述表述，使罪有應得與罪不應得糾纏絞繞在一起，給西路軍將士及其幸存者蒙上了將近半個世紀的陰影。
第二塊重石是抗大紅四方面軍高級將領集體出走事件。
1937年春，在為期三個月的批判張國燾路線運動中，出現了以許世友為首的30多名紅四方面軍將領密謀集體出走事件。
出走事件的起因是批張斗爭中沒有將張國燾的錯誤與紅四方面軍干部區分開來，過火斗爭引起偏激情緒。
事件發生后，中央首先考慮張國燾是否為幕后操縱者。因為事件的起因是批張斗爭，張國燾本人對批斗抵觸情緒很大，公開對張聞天說，“我張某人已經被打倒了，用不著在這緊急關頭，大張旗鼓地斗爭一番”。他的這種態度可能對四方面軍部分干部產生消極影響。再加上他平時與紅四方面軍將領來往較多，審訊初期把重點放在查明張國燾與事件的聯系上。
許世友的老部下金冶等人在《許世友傳》中第一次披露了許世友首次受審的情況：
問：密謀出走是犯法的，你知道嗎？
答：樹有根，水有源。出走是他們逼的，我們成了軍閥，我們成為土匪，還要槍斃，我們受不了這些窩囊氣，要說犯法，首先是他們犯法，應該先審訊的是他們！
問：夠了，夠了。你們要到哪裡去？
答：到四川，我們要打出一塊革命根據地，讓他們瞧瞧，究竟誰是革命誰是反革命！
問：誰指使你們這樣干的？
答：我不是三歲伢子，容易受人利用，要殺要斬，由我一個負責，與別人無關。
問：你好大的口氣啊！張國燾知道你們要走嗎？
答：為什麼老是把我許世友與張國燾捆在一起？他想跟我們走，我還看不上哩，包括何畏、周純全。
根據中央的指示，董必武、李克農、杜理卿等邊區負責人與被捕的四方面軍其他干部一一談話，詳細詢問事件的來龍去脈，結果証明張國燾確實與出走事件無關。
在突如其來的事變面前，毛澤東表現出高明的危機處理藝術。他首先下令成立高級軍事法庭審理此案，庭長由在紅四方面軍中有崇高威望、素來以忠厚和公正著稱的黨內元老董必武擔任。接著，邀請原紅四方面軍的領導人去探望被審人員。他這樣做有兩個目的：一是讓紅四方面軍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了解事件真相，以澄清是非﹔二是通過他們在長期戰斗中建立的深厚情誼，化解矛盾。
張國燾參與了談話，但態度很曖昧。
抗大風潮打翻了他心中的五味瓶。先是感到恐慌，生怕自己會卷入風波之中，不能脫身，后來聽說許世友他們出走壓根就沒有考慮到他，又涌起一股被遺忘的悲涼，末了見事件越鬧越大，禁不住心中竊喜，想看看毛澤東的笑話。所以當中央邀請他去抗大做工作時，他擺足架子不願出面，出面后又別有用心地說了一番推波助瀾的話：
所有抗大的學生，中共黨員，都不可有違反紀律的行為。每個同志，不管來自哪一軍，都應該檢討過去有過的錯誤，也有權利義正詞嚴地拒絕那些不應有的指責。如果問題不能在抗大解決，也不可違反紀律，每個同志都有權將問題向上級黨部和中共中央提出，甚至向國際控訴。
與大家的期待相反，張國燾不是勸和，盡快化解矛盾、平息事端，而是挑起更大的爭議，甚至別有用心地企圖將抗大風波提升到更高的級別，提交到共產國際。
抗大風潮引起毛澤東的思考。有同志反映，紅四方面軍戰士私下討論：“到底是毛澤東學問大，還是張國燾學問大？”幾個戰士都說：“張國燾學問大。”匯報的同志主張整整那幾個戰士。
毛澤東斷然回答：“不能這樣辦，那幾個戰士說張國燾的學問大是有原因的，因為張國燾沒有整他們的‘路線錯誤’，而我們卻整了。張國燾的路線錯誤應當由他本人負責，不能責怪下面，不能反到四方面軍的干部、戰士頭上去。”
毛澤東親自出面干預，著手糾正反張斗爭中的擴大化傾向。他強調：“決定隻批張國燾的錯誤，不能批對張國燾路線本來不應負責的四方面軍的干部，更不能批戰士。”同時，否決了有人提出的槍斃許世友的提議。
根據毛澤東的意見和指示，1937年6月6日上午，最高法院高級軍事法庭公開審理“許世友反革命集團案”。法庭尊重歷史事實，認定他們過去對革命有過功勞，決定從輕判決。毛澤東來到關押許世友的窯洞，與他促膝長談：
世友同志，你受委屈了，黨相信你是一個好同志。你打了很多仗，吃了很多苦，立下大功勞，我對你表示敬意。張國燾的錯誤應該他自己負責，跟你們沒有關系。四方面軍的干部，都是黨的干部，黨的寶貴財產，不是他張國燾的。他拉不走你們，你們也不要心裡有負擔。
一場巨波終於風平浪靜，經過這場波折的許世友對毛澤東充滿了欽佩之情。他事后追憶時，感慨地說：
開始，包括我在內的一些同志，對這場斗爭認識不夠，對張國燾也有個去其偽裝、見其本質的過程。幸而在毛澤東親自出面教育下，逐步認清了張國燾的本來面目。毛澤東同志的豁達大度和懇切的話語，使我茅塞頓開，備受感動，胸中苦思不解之疑一掃而光。痛定思痛，溫故知新，方知主席偉大，國燾渺小，不可同日而語也。
許世友的轉變，代表了他那一代紅四方面軍將領的人生歷程。經過批張斗爭和抗大“風波”，張國燾在黨內軍內根據地內，特別是對紅四方面軍的個人影響力日漸式微，這也是他日后叛逃時帶不走一兵一卒的重要原因。
第三塊重石是所謂“監視”事件。
張國燾原本與毛澤東等中央領導都住在延安鳳凰山腳下，相距不遠。由於對批張運動的抵觸，張國燾賭氣不再參與政事，搬出城去，在城外北山上找到一座破廟和一個窯洞，經過修理，住了下來。遷居后的張國燾實行“三不”主義：不裝電話，不見客人，不理政事。每日站在北山上，俯瞰城內熙熙攘攘、人來客往，佇立凝思﹔或者寄情山水，朝眺雲霞似火，暮觀殘陽如血。
他這種散淡、閑適的表現令身邊的人產生了錯覺，以為張國燾從此會遠離政治中樞。他閉門謝客，吩咐衛兵：“要是有人來，你就說我不在，不論是誰。”他還要求身邊的人改口稱他為“國燾同志”，說：“我不是主席了，現在隻有一個主席，毛主席。”
他身邊的工作人員之中，隻有警衛員李凱國不相信張國燾會甘心做政壇上的觀眾。李凱國經常看見張國燾情緒激動地書寫大字，一寫就是好半天，字字如斗，墨汁淋漓。張國燾最喜歡寫的兩句是：“天無柄兮地無環，猛士如雲唱大風。”
對於張國燾的心情和本性，毛澤東看得清楚。他採取批評加禮遇的政策：一方面，嚴厲地指出張國燾的錯誤，要求他割斷與過去的聯系，輕裝上陣﹔另一方面，繼續關心、尊重和重用張國燾。1937年8月，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洛川會議），討論通過《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和《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這次會議雖然將張國燾調整出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但安排他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代理主席。
以延安為中心的陝甘寧邊區，是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是中共領導抗日戰爭和指揮全國革命的大本營。它包括陝西、甘肅、寧夏三省的27個縣。中央把當時唯一的邊區政權交給張國燾管理，應該說仍然本著仁至義盡的初衷，採取的是挽救、重用的政策。
但是，張國燾干得很不開心，除了對毛澤東表示不滿外，對分管邊區工作的張聞天怨氣更大。他逢人訴苦，說張聞天“擺書記的臭架子”，“蠻不講理地打官腔”，“像惡婆婆折磨媳婦似地”對待他。他還把中央對邊區工作的領導和批示一律視為對自己行使職權的“干擾”，說“他們要我做一個俘虜，在監視之下聽從他們的擺布”。他對什麼人都不信任，指責建設廳廳長李景范是“花花公子”，教育廳廳長周揚隻對演講和寫文章“有興趣”，財政廳廳長曹菊如就會四個字——“遵命行事”，對於新任秘書長伍修權更是指責為“特務”，言之鑿鑿地認為自己的起居履職受到他的嚴密監視。
對於張國燾的這一指控，伍修權曾有一段文字專門作出說明：
我被任命為邊區政府秘書長，這是當時的中央組織部長李富春同志分配我去的，其中也確實有這麼個含義，看張國燾是否搞鬼。我和他住在一個地方，三間房，一邊是他住，一邊是我住，中間是會客的地方，因此知道他不少底細。從一九三七年八月開始，我和張國燾共事了半年時間。秘書長的工作主要是處理邊區內部事務，當時沒有多少文件要草擬，都是具體工作，其中包括受黨中央的委托協助張國燾的工作。當時我還是盡力之所及放手工作的，對張國燾也保持一定的警惕。他對我也一樣，彼此互懷戒備，心照不宣。張國燾對工作很不起勁，不大管事兒。邊區政府的日常工作不少，主要是征公糧，保証供給，支援前線。接待任務也特別重，不斷有白區的干部和學生來邊區，還有過往的統戰人士和國民黨官員，這些接待工作也都由我負責。
張國燾在國外寫了些回憶，其中不斷吹噓自己，為自己的罪過辯護。其中寫到我，說我如何監視他，但事實也並不是都是那樣子，有些事是他自己心懷鬼胎，疑神疑鬼。
張國燾變得敏感、自卑、狂躁，加上疑神疑鬼，很容易被激怒，常常為一些瑣事煩心、傷神、發火，與人爭辯。在跌入人生的低谷和喪失信仰之后，最終萌生了脫離共產黨的想法。
 |  |
| 相關專題 |
| · 期刊選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