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紅
《世紀風採》授權中國共產黨新聞網獨家發布，請勿轉載
劉伯承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締造者之一，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馬克思主義軍事理論家，為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建立了不朽功勛，為我國的國防建設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作出了杰出貢獻。在其波瀾壯闊的革命生涯中，他一直惜才、重才，始終把人才看作是黨和國家的寶貴財富。
力排眾議啟用首個女參謀，千方萬計追回難得的經濟人才
抗日戰爭中，在八路軍一二九師渡河東征之后，大批知識分子涌進了劉伯承所在的一二九師。
一天，一個姓郭的女大學生到師部找師長劉伯承。劉伯承熱情地接見了這個女大學生。交談之中，劉伯承得知她為尋找抗日救亡的軍隊，曾去投考國民黨中央軍校，幾經周折后才跑到太行山，來投奔八路軍。她向劉伯承師長直接提出想當作戰參謀。劉伯承從心裡贊賞這個女青年的膽識，便答應把她的請求向組織反映。
女青年走后，劉伯承師長立即征求作戰科長和參謀們的意見。大家非常歡迎大學生戰友到自己隊伍中來，可一聽是個女大學生要來當參謀，大家都不同意。
劉伯承有些生氣地問：“人家是大學生，有文化，你們為什麼不要？她一心抗日。先去考中央軍校，人家不要她﹔咱們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為什麼也不使用人家？張國燾思想流毒的那個‘鬼’，還在毒害你們呀，要認真打‘鬼’才行!”
參謀們都啞口無言了，最后不知是誰壯著膽子從嗓子眼裡嚅嚅擠出幾個字：“女的，干軍事……”
話還未了，劉伯承就開始反駁這個封建、落后的觀點：“女的？女的照樣領兵打仗，挂帥稱將。咱們蘇區和紅軍中，娘子軍連，女兵隊有的是，干軍事當師長、游擊隊長的也不少，你們都忘了？怎麼越革命思想越倒退？”
參謀們覺得師長說的有道理，但思想上一時轉不過彎來。有人說：“既然組織上都同意了，我們有什麼辦法呢，我們舉雙手歡迎！”
劉伯承師長聽出大家思想上還沒有完全想通，便說：“我可不光是雙手歡迎，我還要先伸手去向組織上要她哩！免得別的部門先要走了！”
聽了這幾句話，大家深感師長對人才的愛惜。
郭同志的申請很快被組織批准，她成了一二九師第一個女偵察參謀。不久，郭同志就立了戰功。她奉命去偵察鬼子的一個炮樓，執行任務時突然受到襲擊，敵人的流彈打中了她的腿。郭同志憑著頑強的意志，拖著傷腿，回到了司令部。她顧不上包扎傷口，就急著向領導匯報印在腦子裡的那張敵情圖。然后，她才住進了醫院。
劉伯承聽說后，親自到醫院看望了這位女參謀。他經常用郭同志的例子教育輕視大學生、特別是輕視女大學生的同志。大家深受教育，思想上發生了較大轉變。
八路軍一二九師有一個參議室，那裡集中了各方面的專門人才，實際上是太行山根據地建設的“智囊小組”。
一天上午，劉伯承來到參議室，他頗有預見性地對大家說：“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看來不需要太長的時間了。可是，建立一個自由民主的新中國，卻要花費很大的的氣力。從現在起，我們就要培養和尋找各種專門人才，先把根據地的經濟和生產搞好。”
參議室的同志們聽后連連點頭。順著劉師長的思路，一位姓李的參議若有所思地說：“根據社會主義國家的經驗，要把農民組織起來，辦合作社，這樣才能發展生產。”
“辦合作社是個好辦法。”劉伯承思索著說：“關鍵是要從農民中培養合作社干部，要有懂農業經濟和技術的人，許多事現在就可以著手做了，最要緊的，是要廣羅人才。”
參議們感嘆地說：“在我們中國，這類人才太缺乏了……”
大家一時陷入沉思之中。幾分鐘靜默之后，李參議突然一拍腦袋，高興地說：“有了！”原來，他想起他在抗日軍政大學有一位同學，過去在大學裡是學經濟的，便說：“我有一個姓程的同學，是懂得經濟的內行。”
“哦，你怎麼不早說？”劉伯承興奮地站了起來，有些急迫地問道：“你那位同學現在在哪裡？”
“前幾天剛經過太行區，分配到魯西北去當副排長了。”
劉伯承又詳細問了問情況，然后風趣地說：“怎麼能讓這樣的人才從我們的眼皮子底下給溜之大吉了呢？”
參議室的同志們都沒有在意這件事，以為人已經分配走了，又只是一個搞經濟的，誰會有功夫去操那麼多心呢？
然而，劉伯承卻不這樣認為。他回到師部以后，馬上把作戰科長找來，說：“你趕快派人把那個姓程的同志請回來。”
作戰科長有些為難地說：“人已經走了好幾天，怕不好找到了吧。”
劉伯承不容置疑地命令道：“要派人去追！”
“是。”作戰科長知道劉伯承愛才心切，這個“特殊”任務和作戰任務同等重要。他想起部隊已經派出幾批工作組下去，可以請工作組協助。
於是，作戰科長派出通訊員跟各個工作組聯絡。當問到第一站時，對方回答說：“程同志前天已經離開這兒，往河北省的涉縣去了。”
作戰科長立即指示：“再往涉縣去追。”
可是，涉縣方面的答復同樣地令人失望：“此人昨天已經走了，請到磁縣方面查一下吧。”
於是，通訊員又急忙快馬加鞭奔向磁縣進一步去查找。第二站、第三站、第四站……一直追到了冀西的鐵路邊上，才找到了這位姓程的同志。
幾天后，劉伯承讓人通知李參議，請他跟那位姓程的同志談談話。兩位“抗大”老同學見面之后，李參議驚奇地問：“你怎麼又返回來了？”
那位姓程的同志就把事情的經過一五一十地說了一遍。
李參議聽后，禁不住贊嘆地說：“當年，‘蕭何月下追韓信’。今天，劉師長也是廣攬人才，追你這個‘韓信’呀！”
誨人不倦不斷練將、放手用將
劉伯承堅持軍事理論和軍事實踐相結合，主張在戰爭中學習戰爭，反對一切軍事上的本本主義。劉伯承一向踐行少說話、多做事。為提高各級指揮員游擊戰實戰指揮能力，劉伯承總是擬好題目后讓部將去做，特別主張培養將領的獨立思考能力和作戰能力。在他的培養下，不少年輕的干部都鍛煉成了能夠獨當一面的指揮員。
八路軍一二九師七七一團在七亙村受損后，劉伯承親自到七亙村觀察地形，七亙村是日軍由河北進攻山西平定城的必經之路。劉伯承定下作戰決心，具體作戰部署交給旅長陳賡。1937年10月26日，陳賡指揮七七二團取得七亙村伏擊戰的勝利。正當陳賡准備見好就收時，劉伯承命令他再次在七亙村伏擊日軍，理由是“兵不厭詐”。兩天后，陳賡果然在七亙村再次取得伏擊戰的勝利。不久，劉伯承又根據情報，在日軍進犯昔陽的必經之地———黃崖底河谷設伏，並指定由七七一團團長徐深吉全權指揮。11月2日，七七一團在黃崖底河谷成功伏擊日軍，一掃初戰失利的陰霾。
1938年3月上旬，一二九師遵照中央軍委和八路軍總部電令，迅速南移至襄垣東南地區，執行伺機破襲邯長路，打擊西犯敵人的任務。劉伯承的頭腦中立刻浮現出了一個新的作戰計劃，即充分利用黎城與潞城之間的丘陵地形，依據敵情採取攻打援敵的辦法，利用伏擊手段殲滅運動敵人。於是，劉伯承對一二九師各部作了戰斗部署，並對陳賡委以重任：令陳賡的三八六旅設伏於山西省潞城縣至涉縣之間的邯長公路神頭嶺地區，殲滅潞城來援敵人。令陳錫聯的七六九團一部襲擊黎城，以該團主力於東、西黃須伏擊涉縣增援敵兵。他限各部在3月16日拂曉前完成一切戰斗准備。陳賡領回伏擊殲敵的任務之后，一直在腦海裡思考伏擊戰場的最佳位置。陳賡召開了旅團級干部戰前准備會議。各團指揮員在地圖上搜尋，就選擇伏擊場地議論紛紛，大家傾向神頭嶺……陳賡建議不能僅靠國民黨的老地圖決策。於是，他率領大家一同去實地勘視地形。現場考察后發現地圖的標志和實際地形大相徑庭：神頭嶺山梁長約幾公裡，寬不過120米，山梁北側以一條山溝相隔同申家山遙望，其西部便是不足20戶人家的神頭村，這裡的公路鋪設在山梁之上，兩邊的地勢略高於公路，除了緊貼路邊有一些國民黨軍隊修筑的舊工事，這裡再也沒有任何隱蔽物。這樣的地形，部隊不易隱蔽，又難於展開，背臨北面的深溝，預備隊行動不便，還有可能使自己陷入困境。見狀大家非常失望。然而，陳賡卻不聲不響繼續觀察，他遍數了那些被友軍遺棄的頹廢工事，心中逐漸形成了一個大膽的決定：“我看，這一仗還是在神頭嶺打好。”他形象地說：“獨木橋上打架，對誰有利呢？隻要我們做到突然、勇猛，先下手為強，這不利條件就隻對敵人不利而對我們有利！”陳賡的一席話使大家豁然開朗。就這樣，經過討論，三八六旅作了以下部署：以徐深吉的七七一團主力埋伏在張庄、王家庄以東的神頭嶺公路兩側，正面阻擊敵人﹔團特務連前伸至潞河村，向黎城方向警戒，相機炸毀濁漳河上趙店鎮木橋，斷敵交通，確保主力殲敵。以葉成煥的七七二團主力埋伏在七七一團右面的高地和神頭村西側，利用舊工事嚴密偽裝隱蔽，對敵人實施主要突擊﹔以其第二營位於申家山，作為預備隊﹔以第三營（欠一個連）在李家庄以東，准備適時出擊斷敵退路﹔以一個連伸至潞城東北襲擾敵人。以補充團埋伏在薛家庄、安南嶺以西地區，從公路東側突擊敵人。派便衣20余人至潞城西南監視長治敵人。陳賡速將作戰計劃報告師部，很快得到批准。陳賡的計劃和劉伯承的意圖完全一致。3月16日，在劉伯承總指揮下，陳賡指揮一二九師三八六旅在神頭嶺上，把部隊埋伏在略高於公路的舊工事裡，出其不意地向日軍發起猛烈進攻，斃傷俘敵1500余人，斃傷和俘獲騾馬600余匹，繳獲各種槍支300余支，取得了我軍繼平型關戰役之后的又一次較大規模伏擊戰的勝利。
陳賡在戰斗中不斷得到鍛煉，其軍事指揮才能日臻成熟，逐漸成長為一名能夠獨當一面的大將，后擔任太岳縱隊司令員兼軍區司令員，坐鎮晉西南。解放戰爭爆發后又成為挺進中原的三把尖刀之一。
劉伯承注意到皮定均打仗愛動腦子，作戰機智靈活，驍勇善戰，是一個值得培養的軍事人才。於是，劉伯承有意栽培這個人才，在抗戰時期就多次委以重任，讓他在戰斗中迅速成長。抗日戰爭時期，皮定均任八路軍一二九師特務團團長。一次，劉伯承師長命令皮定均派人去偵察敵情，他卻自己跑到敵佔區去“遛大街”。結果被日本鬼子認了出來，他急中生智成功脫險，氣得日軍小隊長大叫：“皮猴子的，大大地鬼！”從此，“皮猴子”在敵佔區名聲大震。1939年，皮定均率部到潞城、黎城、涉縣、武安等縣發動群眾，組織抗日武裝。他巧妙運用麻雀戰、破擊戰、地雷戰等，打得日偽軍心驚肉跳。1941年，皮定均任太行軍區五分區司令員，向冀南和豫北發展抗日游擊戰爭。1943年8月，他參與指揮了林南戰役，消滅偽軍孫殿英、龐炳勛部7000余人，攻克日偽據點80余處。
劉伯承在抗戰后期又大膽放皮定均出去“單飛”。1944年9月，皮定均奉命率部孤軍南渡黃河深入河南，任河南人民抗日軍第一支隊司令員，與王樹聲一道開辟了豫西抗日根據地。后又帶領部隊成功千裡突圍至華東。建國后皮定均時而坐鎮台海，時而坐鎮西北，長期統率一個方面軍。
1948年7月，劉鄧大軍決定分兵攻打襄陽。襄陽自古乃兵家必爭之地，與漢江對岸的樊城互成犄角，依山傍水，易守難攻。曾經橫掃歐亞大陸的蒙古大軍也在襄陽城下屢屢受挫。蔣介石深知襄陽的戰略意義，派大特務頭子康澤坐鎮襄陽。康澤到襄陽后，採取“守襄必守山”的古訓，大量修筑山頭防御工事。
劉伯承這次選定的攻擂手是六縱司令員王近山。出自紅四方面軍的王近山外號叫“王瘋子”。但是打襄陽僅靠一股瘋勁是不行的，許多人對王近山心存疑慮。劉伯承對自己的學生充滿了信心。1943年，劉伯承命令王近山從太岳軍區率一個團回防延安，保衛黨中央。旅長陳賡在為王近山送行時指示：“盡快趕赴延安，路上不要求戰斗。”當王近山一行經過洪洞縣的韓略村時，還是果斷捕捉戰機，一舉殲滅由駐華北日軍軍官組織的“戰地觀戰團”。敵少將旅團長以下120余名軍官除3人漏網外，全部被殲。日軍當時的全盤“掃蕩”計劃也因此被打亂。王近山到延安后，毛澤東緊緊握著他的手說：“我早就聽說紅四方面軍的王‘瘋子’現在成了吳下阿蒙了！”
的確，經過劉伯承的8年調教，王近山已經成為一名智勇雙全的將領了。
因此，劉伯承穩坐中軍帳，放手王近山大鬧襄陽城。王近山到襄陽外圍后，決定打破常規，採取撇山攻城的方案，以小部隊監視山頭敵軍，以主力直取襄陽城。方案報至劉鄧處，劉伯承笑道：“襄陽已在我掌中了！”六縱從7月9日攻城，一個星期就拿下了當年蒙古人花了多年才打下的襄陽城。戰后，劉伯承論功行賞：“在襄陽攻城中，王近山指揮的六縱起了主導作用。”
戰后講評是劉伯承培養人才的一個重要手段。這些講評大多建立在對學生們作業的細致檢查基礎之上。細心的劉伯承總會挑出一大堆毛病，比如對敵情掌握不夠細致，主攻方向的兵力沒有達到應有的集中，預備隊使用不夠巧妙等等。學生們聽了也心服口服。在8年抗戰的每個階段，解放戰爭的每場戰役，劉伯承都會留下一篇有血有肉的總結文章。這不僅對部將有很大啟發，對全軍將士也有深刻的教育意義。
在劉伯承誨人不倦、言傳身教的影響下，在他用心良苦地錘煉下，他的部將大多從粗線條的猛將成長為文韜與武略同樣出眾的高級將領。20世紀50年代末至70年代，鎮守全國11個戰略大軍區的統帥幾乎有一半是劉伯承的學生：成都軍區司令員秦基偉、新疆軍區司令員楊勇、蘭州軍區司令員皮定均（后對調到福州軍區）、沈陽軍區司令員陳錫聯（后對調到北京軍區）、北京軍區司令員李德生（后對調到沈陽軍區）。
劉伯承不僅對許多“軍中武才”重視並相機培養，而且對搞軍事思想理論研究及教學的“軍中文官”也傾力培養。陶漢章即是典型例子之一。
正當海灣戰爭進行得如火如荼的時候，傳來了一條消息———在海灣的美國海軍陸戰隊中正流傳著一本《孫子兵法》。這消息引起了軍事學術界的關注。經過一番周折，有人找到了流傳在美軍中的《孫子兵法》。拿來一看，才知這不是兩千年前的《孫子兵法》，而是后人所寫的《孫子兵法概論》。書的封面上印了一個中國人名字———陶漢章。
追根溯源，這本書的問世在某種程度上是由劉伯承一手促成的。
上個世紀50年代，劉伯承在南京軍事學院當院長，陶漢章在那裡搞教學。有一天，劉伯承對陶漢章說：“現在講戰役學，都是蘇聯的東西，學員反映聽不懂，你能不能講講《孫子兵法》？”
陶漢章說：“《孫子兵法》雖然早就讀過，可是要講課……”
見陶漢章面有難色，劉伯承鼓勵地說：“你再系統地讀一讀，我們找個時間再研究一次。”
沒過幾天，劉伯承就通知陶漢章把戰役系的教員和有關人員找來開會。
劉伯承主持召開了研究《孫子兵法》的座談會。
劉伯承首先發言，他胸有成竹地說：“《孫子兵法》13篇，實際上是一本散文，其中有不少雷同和重復的地方，我看是否可以分為6個問題來講。這6個問題是：智謀、兵勢、奇兵和正兵、虛和實、用兵的主動性和靈活性、用間。”
劉伯承這一番擲地有聲、頗有見地、耐人尋味的話，使陶漢章很受啟發，成了后來他寫《孫子兵法概論》的基本框架。陶漢章也因此書名聲大振。
不拘一格選用國民黨舊軍官
1951年1月1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在南京正式成立，劉伯承任院長兼政委。這是全軍第一個包括各軍兵種的規模最大的高級軍事學府。要辦好軍事學院，需要一大批專家、教師和翻譯人員。為了辦好軍事學院，劉伯承胸懷寬廣，不拘一格選人才。
以劉伯承為核心的軍事學院黨委，積極派人到北京、南京、上海、重慶等地“訪賢”和“招賢”。不久，10多個教授會和翻譯室及俄文訓練班成立了。20多位蘇聯軍事專家請來了。一批年輕的文化教員也請來了。
盡管如此，軍事學院成立之初的教員配備還是比較缺乏。雖然從華東軍政大學選留了一部分教員，后又從機關和地方大專院校招聘一定數量的知識分子任教員，但仍不能滿足教學的需要。劉伯承以他獨有的膽略和氣魄，唯才是舉，從起義投誠和解放過來的原國民黨軍官中，先后篩選啟用了600多名舊軍官擔任軍事教員。這些人有的在原國民黨國防部任過職，有的在國民黨陸軍大學執過教，有的擔任過國民黨軍隊的高級將官。
開始，一些學員對這些舊軍官出身的教員很不服氣，思想怎麼也轉不過彎來，有的干脆說：“手下敗將來教打勝仗的，老子不聽那一套。”為了做通這些同志的思想工作，劉伯承一面語重心長地對這些學員說：“‘舊軍官’是他們的過去。現在，他們改變了立場，為我軍服務，就是我們的老師。他們教授的是軍事科學，要尊重科學技術，尊重知識分子，不要驕傲，要團結合作，協助他們搞好教學工作。”同時，他也要求那些教員虛心向學員學習，幫助學員總結作戰經驗，勉勵他們要在教學實踐中達到師生教學相長，共同提高。后來，這些舊軍官出身的教員，在我軍軍事理論教學中發揮了很好的作用，為新中國的國防現代化建設做出了貢獻。
廖耀湘就是其中一個突出例子。一天，劉伯承指名要把正在接受改造的廖耀湘請來講課。廖耀湘，湖南新邵縣人，既是一位抗日名將，又是解放戰爭中的俘虜。廖耀湘來到軍事學院，沒想到迎接他的竟是戰功顯赫、名揚中外的常勝將軍劉伯承院長。劉伯承開門見山地說：“這次，請你來當我們的老師，主要講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講講你在緬甸抗日取得一定成績的‘小部隊戰術’、‘森林作戰法’及‘城鎮村落戰斗’﹔二是講講你對遼沈戰役的體會，實事求是，作戰中，雙方的優缺點都可以講﹔三是講講你對我軍建設的建議。”面對這位名震中外的常勝將軍，廖耀湘有些誠惶誠恐地說：“劉院長，我恐怕講不好啊。”劉伯承揮了一下手，說：“放心講吧，這三方面的問題，隻有你能講，我們隻能當你的學生。”廖耀湘走上講台，額上沁出少許汗水。講著講著，廖耀湘仿佛又到了緬甸、來到野人山、來到緬北戰場。講台上的廖耀湘把軍事理論與實戰典范有機結合起來分析，講得深入淺出、出神入化﹔台下的將軍們聽得津津有味，如飲甘露。一堂課講完，教室裡響起熱烈的掌聲。劉伯承鼓著掌，來到講台，緊緊握著廖耀湘的手，說：“廖將軍，你的課講得真生動。”在另一次講課中，廖耀湘的調子比較低沉，那是講他升任國民黨第九軍團司令官后，在遼沈戰役中，指揮的6個軍、10余萬人，被解放軍全殲。他說：“當時，陳誠部署遼西會戰，我曾對其部屬蔣繼志說過：‘錦州攻堅，凶多吉少，極為不智。但是，長官決定如此，其可奈何，隻好舍身硬碰。’數日之后，新六軍果然在黑山全軍覆沒。”傍晚，廖耀湘在幽靜的校園散步。忽然，一個軍人向他走來，行了一個軍禮，說：“廖老師，我是參加黑山阻擊戰的一個團長。我有個問題，想要請教你。在黑山阻擊戰打得最激烈的時候，你們再鼓一把勁，就有可能攻下黑山，可以避免全軍覆滅，為什麼你們突然后退？”廖耀湘一語道破：“國民黨的軍心渙散了。”
劉伯承后來組建南京軍事學院時，曾經聘請過一位蘇聯顧問，蘇聯顧問比較傲慢，經常指責中方不懂軍事。有一次劉伯承約他談話，談話中用俄語重點闡述了對俄國著名軍事家蘇伏洛夫十大軍事原則的理解，蘇聯顧問聽后對劉伯承的學識深感驚訝，“沒想到中國還有人對蘇聯軍事家研究如此深刻！”從此他再也不品頭論足。在幾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劉伯承留下了390萬字的軍事著作和190萬字的翻譯作品，在戰火紛飛的年月，戎馬倥傯且失去右眼尚能如此，令人敬佩。
 |
||
 |
||
精彩推薦：
| 相關專題 |
| · 劉伯承紀念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