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曉蔚
四條措施加強邊區衛生建設
1941年4月，姜齊賢奉命來到晉察冀軍區，在這裡兼任軍區衛生部長。晉察冀軍區機關駐平山縣塞北村，衛生部駐阜平縣康兒溝。
當時，抗日戰爭正處在最艱難的階段，敵后根據地縮小，戰爭頻繁，傷病員眾多，軍民生活極其困苦﹔而八路軍又實行精兵簡政，醫衛人員缺少，醫療設備簡陋，傷病員治愈率很低，整個衛生工作也缺乏活力。面對這種情況，姜齊賢在充分發揮原有衛生機構及人員作用的同時，採取了以下果斷措施：
首先，設立晉察冀軍區醫藥指導委員會，創辦《衛生建設》刊物。姜齊賢在調查中發現，這裡原來的醫療衛生工作困難很多，但也有不少有利條件未能發揮。較為突出的是，衛生部門對全區醫藥技術隊伍缺乏強有力的組織與技術指導。因此，他向軍區領導提議，成立一個“醫藥指導機構”，並創辦一個業務刊物，藉以把全區醫務衛生人員組織起來，學習醫藥技術，交流衛生工作經驗。軍區採納了他的建議，於1942年7月10日正式成立了晉察冀軍區醫藥指導委員會，委任姜齊賢等 14 人為委員。同年 8 月，《衛生建設》發行，由姜齊賢兼主編，每年1卷，每卷4一5期（到1949 年共出29期）。廣大醫藥衛生人員視此刊為良師益友。
其次，教育醫藥衛生人員正確處理醫療、政治、行政工作三者的關系，樹立專心致志為傷病員服務的思想。由於當時部隊的物資條件很差，生活極端艱苦，醫務工作困難多，部分醫藥干部思想不穩定，要求改行，在上述三者的關系上處理不當，有礙於醫療任務的完成。根據這些情況，經姜齊賢建議，晉察冀軍區於1942年12月20日在塞北村召開了全區衛生工作擴大會議，各軍分區的衛生部長、醫務主任以上干部參加。會議首先聽取姜齊賢代表醫藥指委會作《四個工作，兩個作風》的工作報告。姜齊賢針對部分醫務干部輕視本職工作及對傷病員服務不熱心等情況，旗幟鮮明地指出：“技術工作同軍事、政治工作一樣，都是革命工作，是革命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傷病員是我們的階級兄弟，救死扶傷是我們應有的醫德。我們要以白求恩、柯棣華大夫為榜樣，忠於職守，做一個真正革命的醫務工作者。”他還針對醫院工作的不良傾向，明確指出：醫院必須以“一切為了休養員”的最高工作准則。要堅持以“醫療為主體”，保証醫務人員有六分之五以上的時間從事醫務活動和技術學習。姜齊賢還要求醫院的政工、行政干部尊重技術，增強責任心，做好傷病員的“精神治療”和各項管理工作，以發揮政治與行政工作的保証作用。姜齊賢的這種意見，得到司令員聶榮臻的充分肯定。
第三，調訓在職衛生工作人員，加速衛生技術干部隊伍的建設。姜齊賢認為，為了將抗日戰爭堅持到底，做好抗日反攻階段的人才准備，衛生部門迫切需要解決兩個問題：一是提高現有衛生行政領導干部的業務技術水平﹔二是進一步加強對新生力量———青年醫務干部的培養。當時，晉察冀軍區范圍內衛生行政領導干部，多數有一定的實際工作經驗，但普遍缺乏較高的醫務技術知識。為了改變這種狀況，姜齊賢於 1943 年趁八路軍再次精簡整編的機會，把部分優秀的衛生處長、隊長，抽調出來，送到白求恩衛生學校進行專業培訓。后來，這批干部便成為部隊師、旅和縱隊的得力衛生勤務組織的領導者。同時，姜齊賢還連續舉辦了兩期培訓班，為部隊培養了240名青年醫務干部。全國解放戰爭開始后，晉察冀軍區緊急擴編，增設了4所大醫院和24所分院，病床達2 . 4萬張，其醫療骨干基本都是姜齊賢選送到白求恩衛生學校的學員和在這兩期培訓班培訓出來的。
第四，組織衛生部支援地方衛生建設。1943 年，抗日根據地擴大，軍民生活有了改善，軍區衛生工作有了加強，發病率顯著下降，部隊健康水平不斷提高。然而，由於連年戰爭的影響，地方的醫藥衛生組織設立不多，邊區群眾的疫病流行仍較嚴重。特別是貧困山區，仍然嚴重缺醫少藥。為了迎接抗日戰爭的大反攻和邊區的大生產運動，迫切需要戰勝病害，確保邊區軍民健康。姜齊賢堅持深入農村，指導和幫助地方建立衛生機構﹔並招收民間醫生，組織醫生抗敵救國會，挑選賢能干部擔任邊區各級政府的衛生工作領導﹔他還從部隊調劑藥品及醫療器械，解決地方的急需。
在日軍對邊區發動大掃蕩前后，姜齊賢在全軍區組織了20個防疫隊（組），由醫生和干部組成，分赴各地開展防疫工作和治病，經醫治的有6萬余人次，治愈率達71 . 6 % ，有效地控制了地方病疫的蔓延。
“高一級領導崗位與低一級領導崗位，都是黨的工作”
新中國建立初期，姜齊賢調到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級后勤學校任副校長兼教育長。
1954年，姜齊賢得知歸屬總后管理的獸醫局，由於當時獸醫工作地位低、困難多、人員不安心，工作難以開展，需要派人去加強領導，他便自告奮勇地向黨中央遞交了申請書，請求調到獸醫局去工作。中央認為，姜齊賢有較強的組織才能，有較高的醫療技術，是最理想的人選。但是獸醫局是屬后勤部管的二級機構，姜齊賢由高一級的領導崗位調到低一級的單位去任職，他真能接受嗎？
一天，聶榮臻將中央領導同志的這個考慮，直接轉達給了姜齊賢，姜齊賢當即表示：“高一級領導崗位與低一級領導崗位，都是黨的工作。不論職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務員。隻要黨組織相信我、需要我，我是沒有顧慮的。”
中共中央批准了姜齊賢的請求，於1954年9月任命他為獸醫局局長兼政委。姜齊賢接到任命通知后，高興地從豐台來到了獸醫局。出來迎接他的同志，當知道他是飽經風霜、參加紅軍的正軍級領導干部后，無不感到驚訝和疑惑：他是不是“犯了錯誤”、“降級使用”?
姜齊賢上任后，進一步了解到不少干部認為獸醫工作在部隊沒有地位，不安心本職工作﹔一些知識分子則因家庭成份或社會關系不好，或者個人歷史上有某些污點，思想包袱沉重，工作不大膽。為了解決這些問題和開創部隊獸醫工作的新局面，姜齊賢首先抓建立和健全部隊各級獸醫工作組織機構，加強各級組織領導班子建設。經他建議，各軍區組建了獸醫處，挑選思想過硬、作風潑辣、工作熱情的優秀獸醫干部和技術人員組成領導班子，配備上校處長。師也建立了相應機構。從組織上保証了部隊獸醫工作的開展，也有助於糾正那種認為獸醫工作沒有地位、沒有前途的錯誤觀點。
他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大力培養科學技術人員，並大膽提拔使用他們。姜齊賢與上述那些背有思想包袱的知識分子一個個促膝談心，以自己的經歷現身說法，啟發他們認識到隻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會受到黨和人民的歡迎和信任，從而幫助他們解除了思想包袱。姜齊賢在組建各級獸醫工作領導班子時，大膽起用了一批德才兼備的知識分子。如賈大融，1948年從大學出來投身革命，有較高的專業技術水平和較強的組織能力，姜齊賢破格提拔他擔任處長。王俊，大學畢業出來不久，姜齊賢發現他政治上進取心強、工作踏實肯干、寫作能力也強，也起用他擔任處級干部。
姜齊賢還認為要開創部隊獸醫工作的新局面，必須學習外國的先進經驗。在1955年，姜齊賢率領一個代表團赴蘇聯和波蘭訪問，考察獸醫工作，並邀請蘇聯獸醫專家來中國指導。回國后，他主持召開了全軍獸醫工作會議。會上，他報告了出國考察的情況，介紹了蘇聯與波蘭的獸醫工作經驗，號召全軍獸醫工作者，根據我國的實際，學習外國的經驗，藉以提高全軍的獸醫工作水平。他要求正確對待蘇聯專家及其獸醫工作經驗，既要虛心學習，又要不盲從，不要照搬照抄外國經驗，一定要結合自己的實際情況，走出一條符合國情的獸醫工作新路來。后來姜齊賢在處理與蘇聯專家關系中，堅持了既尊重他們的意見，又不受他們意見束縛的方針，因而少走了一些彎路。
擔任農墾部副部長屯墾戍邊
1956年5月，國家農墾部成立，並將軍馬部、獸醫學校劃歸農墾部管轄。王震出任部長，姜齊賢任副部長。他具體分管高級獸醫學校和畜牧工作。
1957年5月，為准備開發大草原，建立國營牧場，他率領工作組和畜牧專家，冒著寒風，到了內蒙呼倫貝爾盟三河鎮考察，開展調查研究。經過20多天的實地考察，姜齊賢取得了開發草原的第一手資料。接著，姜齊賢又率工作組與專家奔赴新疆、甘肅、青海等地牧區考察，了解牧區情況和發展中亟待解決的問題。
12月2日召開了全國四大牧區的干部座談會。他根據考察情況和座談意見，組織制訂了發展牧區國營牧場的近期目標和遠景規劃，提出第二個五年計劃內，在鞏固提高現有國營牧場的基礎上，內蒙在呼盟鐵路沿線新建20個牧場，成為三河馬、三河牛的重點繁殖基地﹔甘肅、青海各新建5個牧場，主要發展羊和耕畜﹔新疆隨同地方國營農場的建立，重點繁殖優質細羊毛。他主張新建牧場必須貫徹“勤儉建國、勤儉辦場”和“農牧結合發展多種經營”的方針﹔遵循由小而大、逐步發展畜群，堅持“邊開荒、邊生產、邊建設、邊積累、邊擴大”的方針﹔採取集中飼養、分群管理方法，養豬一次產仔育肥法、籠養雞禽法，放牧與圈飼結合法，同時加強畜牧防疫工作。
1958年春，中共中央軍委和黨中央先后發出號召，動員干部和轉業復員軍人及城鎮居民參加生產建設，全軍幾十萬轉業官兵積極響應號召，紛紛參加農墾建設。姜齊賢負責接收安置到農墾戰線來的轉業官兵有 6 個預備師，還有各總部、各大軍區和機關的一些干部，共達10多萬人。安置工作涉及千家萬戶，牽動10余萬人的心，在姜齊賢的精心組織、妥善安排下，整個安置工作按照中央的意圖，基本做到了軍委、農場、本人三滿意。
1959年，姜齊賢擔任農墾部常務副部長兼黨組副書記，除主持農墾部的日常工作外，還分管計劃、財務、移民安置等方面的工作。1960年，姜齊賢在全國農墾工作會議上提出：要大力開展群眾性的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提高勞動生產率和機械化設備的利用率﹔要貫徹農業“八字憲法”，因地制宜地發展多種經營﹔重申按“五邊”包干建場方針。在這些正確思想和方針指導下，建立了密山、合江、呼盟、盤錦、雲南等8大墾區。
1961年，我國的國民經濟處於極端困難時期，王震身體有病，由姜齊賢代理農墾部黨組書記。他率領工作組深入各墾區檢查指導工作。在蘇北四師農場檢查時，他看到職工住在草棚裡，生活很困苦，便把省委書記請來，為職工蓋了新住房。這年春節他沒有回北京與家人團聚，而是率領工作組在湖北東西湖農場給職工拜年，勉勵農場職工發揚解放軍的優良傳統和南泥灣精神，自力更生，艱苦奮斗。提出：牧場要開荒種地，生產糧食、蔬菜、飼料﹔農場要養豬、養羊、養雞，實行生產自救到生產自給。他要求各級干部都要與職工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心協力戰勝困難，度過難關。根據黨的八屆九中全會提出的“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姜齊賢還將國營農場和集體農場分開進行建設，以減輕國家財政負擔。同時，他對不合格的墾區實行緊縮或補墾。經過調整后，解決了農墾戰線過長及面鋪得過寬的問題，使國營農場建設穩步前進。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姜齊賢受到了沖擊。他和以往一樣，堅持工作，堅持學習。一次，紅衛兵沖進農墾部機要室，眼看黨和國家的機密將要受到損失，姜齊賢忠於職守，挺身而出，將機要室的門擋住，耐心地向紅衛兵們宣傳解釋，終於保住了機要文件。周恩來得知此事后，表揚姜齊賢“做得對”。
1970 年，姜齊賢被下放到江西農墾五七干校參加勞動。在干校，他的年齡算最大，但他服從安排，種地、喂豬、養牛等活樣樣都干。后來，他病了，還連續3次向黨中央寫報告，要求工作。其中一次是向周恩來寫的，周總理很關心他，要中央組織部派兩名干部去看望，要他保養身體，等待分配工作。可是，由於“四人幫”的迫害，一直未予安排，連他請求回到部裡總結整理衛生勤務工作和農墾工作經驗的願望也未得允許。他悲憤地對身邊同志說：“作為一個老共產黨員、一個老革命干部，要求恢復工作又錯在哪裡？我現在通過勞動鍛煉，身體還可以，還能為黨做些事情，為什麼不給我工作，不讓我為人民服務呢？”
由於身體長期遭受摧殘折磨，姜齊賢終於住進了北京友誼醫院。醫生診斷他患的是肺癌，病情已趨嚴重，中央衛生部與北京市黨政領導研究決定：讓他轉到 301 醫院去治療，他堅持不轉院。1976年6月3日，姜齊賢不幸在北京友誼醫院逝世，終年71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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