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鼎丞與“南下人”的故事【2】

3

為了組建這一支隨軍南下的隊伍，張老帶著伍洪祥去找了幾個曾在延安一起工作過的老戰友，多方尋求支持和幫助。

他首先找了華東局團工委書記兼上海市團市委書記李昌。

李昌原名雷駿隨，湖南永順人。早年在杭州、上海、北平求學，曾參加震驚全國的“一二·九”學生運動，是清華大學民先隊“鐵鷹大隊長”。抗戰期間，到延安任中共中央青委組織部長﹔1946年5月，調往北平軍調處執行部中共代表團工作。國共談判破裂后，調任晉察冀軍區第四縱隊政治部主任。1948年冬，調回延安參加籌備重建青年團。

張老與伍洪祥是在延安認識李昌的。張老對他說：“福建省委剛剛建立，省委決定小伍同志擔任青委書記，招收上海知識青年的任務由他來負責，希望你們青委、學聯給予大力支持。”

“招收上海青年學生的事，市委討論過了，我們會盡力幫助的。”李昌向張老介紹了上海青年學生開展護廠護校斗爭的情況。“他們表現得非常出色，涌現出一大批積極分子，其中不少是福建人，這批學生都可以動員回福建工作”。

“好！盡量多動員福建籍的青年學生參加南下服務團。”張老說。“招收南下服務團，有很多女學生報名參加，她們要有人帶，有人管。你先給我們物色一個女同志，參加團部領導工作”。

李昌答應了。

第二天，李昌把杭州青委書記陳向明找來，通知她立即到滬江大學找伍洪祥報到。

陳向明是福建閩侯人，曾求學於上海啟秀女子中學，1939年入黨，長期在上海，杭州一帶從事黨的地下工作。新中國成立前夕，參與領導上海“第二條戰線”斗爭，擔任上海學委社會區區委代書記、中共杭州工委書記兼杭州青委書記。她熱情、坦率、朝氣蓬勃，具有豐富的青年工作經驗。

陳向明交接了工作，就來到滬江大學報到。這一天，正好在滬江大學召開新吸收的青年團員宣誓大會。張老、伍洪祥、庄炎林初次見到陳向明，都親切地同她握手：“我們都在等你來啦！”

庄炎林把她引進會場，走上主席台，向大家介紹說：“這位就是陳向明同志，杭州工委書記，又是杭州青委書記，她調來我們南下服務團團部工作了。大家歡迎！”

會場爆發出一陣熱烈的掌聲。

“向明呀，你可是我向華東青委要來的第一個女干部！”張老對她親切而風趣地說。“向明，向明，你要帶領女同胞，向著福建，向著光明，一路前行哦！”

陳向明樂了。這位年僅29歲的“老大姐”，就這樣走進“南下人”的隊伍，回到了自己的故鄉。

4

籌組南下服務團，張老爭取各方面力量的支持和幫助。

華東局組織部副部長溫仰春介紹了曾鳴、李奕清、謝鎮軍、張傳棟、黃開雲、許威等幾個新四軍青年干部來報到了。

十兵團政委韋國清也推薦來了幾個軍事干部：楊採衡、張道時、羅銘……

1949年6月10日，張老召集參與籌建的干部開了一個會，正式宣布省委的決定：成立南下服務團，由他親自兼任團長，副團長陳辛仁、伍洪祥。南下服務團黨委書記由伍洪祥擔任。

服務團團部工作班子也同時成立：曾鳴任組織處長，張傳棟任宣傳處長，黃開雲任衛生處長，庄炎林任青年處長、陳向明為副處長，李奕清任總務處長，許威任供給處長，羅銘任參謀處長、楊採衡為副處長。

張老語重心長地對大家說：“在上海招收的這一批知識青年，對我們進軍福建至關重要。這批青年學生是接管福建、建設福建的一支重要力量，是我們的寶貴財富！你們一定要把他們組織好，教育訓練好，要保証把他們安全地帶到福建去！”

張老強調：“現在時間緊迫，葉飛同志率領的十兵團正在蘇州、常熟、嘉興一帶休整補充，省委的工作班子也在蘇州組建。什麼時候南下，時間待定。大家按照統一領導、分工負責的原則，各自開展工作。你們要利用這一段有限的時間，採取‘抗大式’的辦法，抓緊教育訓練，用革命的理論武裝他們，使他們樹立起正確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思想，讓他們在接管福建、建設福建中發揮作用。”

這個會議之后，張老就到蘇州去了。

臨行之前，他對伍洪祥鄭重交代：“小伍呀，你肩上這付擔子不輕哦！萬事開頭難，現在班子搭起來了，分工明確了，關鍵在於你們要團結一心，出主意，想辦法。還有什麼問題，你可以隨時到蘇州去匯報，省委會全力支持你工作。”

5

組建工作緊張而有序地開展。

上海市青委、市學聯保送的第一批學生名單報來了，共340名，經審查，全部合格，錄取了。

大約一周后，伍洪祥驅車去了蘇州，向省委匯報工作開展的情況。張老聽了很高興，立即召集省委委員臨時碰頭會，研究擴大招收問題。

原定招收1500人，臨時會議決定擴招到3000人。

擴招以后碰到的第一個問題是：剛剛走出校門的青年學生，雖然熱情很高，但絕大多數未經磨煉，無論在思想上還是在生活上，都需要有人管理和照顧。這個問題怎麼解決？

張老說：“冷楚同志率領的長江支隊和華東南下干部縱隊，不是在蘇州待命嗎？可以抽調一批有青年工作經驗、有一定文化水平的干部，來服務團當骨干，協助你們教育和管理。”

當時，擬定擔任省委組織部長的冷楚，表示同意張老的意見。

於是，華東局組織部立即下達通知，從長江支隊和華東南下縱隊中，抽調300名得力的干部（其中長江支隊150人）急赴上海，編入南下服務團，擔任大隊長、政委、參謀長和中隊長、指導員，與服務團戰士一同學習、一同訓練、一同行軍。

這支骨干隊伍，是南下服務團的生活管理者，也是思想政治工作的輔導員。

他們言傳身教、患難與共，成為青年學生學習的榜樣！

6

6月17日，南下服務團在大同附中禮堂舉行成立大會。張老在會上宣布南下集訓工作正式開始。

張老開宗明義：“南下服務團的宗旨，就是要全心全意為解放了的南方人民服務，這個服務隻能是全心全意的，而不是半心半意，更不是三心二意。”

張老說的這一句話，讓許多“南下人”銘記終身！

在報告中，張老講起了自己在三年游擊戰爭中的故事：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后，張老在敵軍重重包圍中，堅持在閩西開展三年游擊戰爭，擎起南方一柱天！

張老說：“當時，我們長期遭受敵人的圍困和掃蕩，吃不上，穿不上，整天赤著腳在亂石荊棘之中出沒，腳趾碰破了，鮮血直流，每走一步都痛得鑽心。但是，因為能夠全心全意堅持革命不動搖，無視痛苦，堅持行軍打仗，最終不但戰勝了敵人，而且煉出一副鋼腿鐵掌。”

他走到台前，抬起自己的一隻腳給大家看，並風趣地說：“我這腳掌全是死胼結成的硬板，足有一個銅錢厚，它不怕刺，刺怕它，一搗就搗碎了！”

話沒說完，全場都笑起來了。

張老最后說：“隻要你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心裡裝的是人民，是人民的利益，什麼困難都能克服，都能戰勝！所以，今天，你們走進革命的隊伍，就應當記住：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不是半心半意，更不是三心兩意！”

張老以親身的經歷，講了一個簡單的道理：什麼才是革命與不革命、真革命與假革命的根本思想界限和革命者的行為准則。

張老的報告，被稱作是“南下第一課”！

今天聽起來，這既是“歷史的回聲”，也是深刻的警示。

當許多人不屑於“為人民服務”這一句話，甚至加了一個“幣”字加以嘲諷，再重溫一次張老說的這一段話，認真品味它的全部內涵，或許還會讓你心中最美好的情愫得到復萌！

7

南下服務團出征的第一天，在莘庄就遭敵機襲擊，衛明、金基和等4名戰士不幸遇難，竹立、商銘等14人受傷。

驚聞莘庄血案，張老十分悲憤。

他立即電話指示伍洪祥：“想辦法跟當地駐軍野戰醫院聯系，請求他們支援，搶救傷病員！對死難的同志要隆重舉行追悼，妥善處理善后工作，動員全團戰士化悲憤為力量，振奮精神，樹立信心，經受考驗，繼續南下！”

莘庄遇襲，血染征途，既是意外，又在預料之中。

對於南下途中的安全問題，張老早有考慮並作了安排。

他曾和陳毅、粟裕商量決定，從華東軍區抽調一批精干戰士，組成一個連，武裝護送南下服務團安全到達目的地。

護送任務交給阮文炳負責。

阮文炳，福建永定湖雷人。從小就跟隨張老在閩西大山中、在蘇皖抗日前線、在大江南北解放戰場上，艱苦轉戰，屢立戰功。此時，他是三野八兵團二十五軍七十四師的一名副團長。七月初，他接到師部通知：五天內到十兵團報到，准備隨軍南下福建。

阮文炳來見老首長。久別重逢，張老緊緊握著他的手：“小阮呀，交給你一個任務，帶一個連武裝，一路護送南下服務團隨十兵團進軍福建。”

“南下服務團？什麼隊伍？”阮文炳對“南下服務團”這個名稱還很陌生。

“是一支‘學生軍’。”張老說。“調你到南下服務團參謀處任職，負責南下途中的武裝保衛工作，務必把他們安全送到福建去！”

張老特別叮囑：“浙贛線雖然打通了，但沿途殘匪很多，特別是江山縣一帶，是國民黨大特務戴笠和毛森的老窩，潛伏的匪特肯定會伺機騷擾、攔劫、打黑槍。這一支‘學生軍’年齡都很小，有的還不到十六歲，剛剛走出校門，剛剛離開家，沒有行軍打仗的經歷，遇到突發情況不知怎麼對付。你帶一支部隊打前站，沿途偵察，沿線布哨，一路護送。小阮呀，這支學生軍可是我們的財富，你可不能麻痺大意哦！”

按照張老的囑托，阮文炳立即到華東軍區“借兵”。軍區調用了特務團的一個加強連，配備了輕重機槍，還加派了一個姓紀的營長帶隊。

1949年7月16日，阮文炳提前三天帶幾個參謀先行出發，沿滬杭鐵路偵察前進。當時，石湖蕩大橋已經被炸毀，火車到此無法通過，必須弄到船隻，從水路到楓涇，然后再乘火車。阮文炳找當地政府聯系，花了3天時間才弄到40多艘小船，等待服務團的到來。

然而，莘庄遇襲的不幸消息突然傳來，他感到問題嚴重。急忙從鬆江趕回莘庄，看到遇難的同志，心裡很難過：“我辜負了張老的重托！”

莘庄遇襲，血的教訓！團部決定：到達杭州休整時，對全團戰士進行野外防空知識教育和訓練。行軍路上，若有乘坐火車，則把重機槍架在車頂上，隨時防備敵機低空襲擊。

7月24日，南下服務團各個中隊陸續到達江山縣后溪街，在這裡進行第一次休整。

率領南下干部縱隊先期到達新塘邊的張老，在百忙中抽出時間來后溪街給南下服務團作了一天的報告。

他總結了前一段的工作，介紹了全國解放戰爭的形勢，介紹了福建的情況，以及進入新區的各項政策。

他說：“南下途中遇到的種種困難和艱險，對革命青年來說，都是一種鍛煉和考驗。年輕人多吃點苦，多經受磨煉，對你們的成長有好處。”

休整之后，開始第二階段的行軍。為了保密安全起見，團部決定全團戰士一律取下胸章，對外統稱“南海部隊”，各大隊的代號是：一大隊為“建甌大隊”，二大隊為“福安大隊”，三大隊為“漳州大隊”，四大隊為“泉州大隊”……張老叮囑阮文炳：“省委干部隊伍准備越過仙霞嶺進入福建。這一段路程山高路險，行軍任務更為艱巨。仙霞嶺上匪特更為猖獗，你們前哨部隊要增加兵力。不行，就從江西上饒、鉛山繞道走，從武夷山分水關入閩。”

阮文炳謹記張老的叮囑，率部打前站，一路偵察，一路設防，不敢有絲毫的麻痺大意。

8

江山縣的后溪村有一條小溪，流水潺潺，清澈如鏡。

在七月流火的季節，長途行軍，累了渴了，見到這清涼的溪水，誰不想下去舒心地泡一泡，洗個澡！

一天，沈蘆和中隊裡幾個年紀最小的女戰士，去溪裡洗澡、洗衣服。洗浴之后一身輕鬆，雙手都捧著一堆濕淋淋的衣服，說說笑笑地一路往回走。

“團長來啦！”有人一聲喊，幾個小姑娘緊張得不知所措。

此時，張老與團部幾位領導向他們迎面走來。

走到近前，張老帶著他那特有的微笑，好像在審視什麼，從頭到腳打量著這一群小戰士。忽然，他指了指那幾個穿著很不合身的大號軍裝的女戰士，詼諧地說：“哦，這幾個還是兒童團嘛！”

本來，她們還有點拘謹，不敢打招呼，不敢說話，聽張老這一說，便哄然大笑，嚷開了：“首長好！首長好！”那銀鈴般咯咯咯的笑聲，洒向小溪，洒向山間！

沈蘆后來回憶道：“行軍路上這次短短的邂逅，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張老詼諧的一句話，便解除了我們初見首長的那種局促和不安。”

隊伍行進到江西的鉛山，傳來福州解放的捷報，全團歡呼，軍心大振！

張老從建甌給伍洪祥打來電話：“十兵團已繼續向閩南進軍，閩江以北解放了的城市急需干部接管，服務團應盡快趕到福州。你們把病號、年幼體弱的、走得慢的集中起來派汽車送。不能丟下一個人！”

根據張老的指示，伍洪祥決定把4個大隊中年幼體弱的人員和病號，集中起來組成第五大隊，由羅銘、馬丁（張道時）兩人擔任大隊長和政委，負責帶隊。

這第五大隊被稱為“騾馬大隊”，誰也不願意參加。對於這一批熱情如火的青年學生，誰能甘心成為行動遲緩的落伍者？所以，各個中隊的動員工作非常難做。

難歸難，為了不影響行軍速度，最終還是集中了300多人。

據張道時回憶：“一天，行軍途中，伍洪祥副團長坐吉普車來看我們。他詢問了一些情況，親切地交代一些應當注意的事。臨走時，他嚴肅地對我說：‘馬丁，不要麻痺，丟一個團員，我要你的腦袋！’我愣住了，實話說，起初我著實想不通，問題有那麼嚴重嗎？當晚，我輾轉不能入眠，想來想去，想起1939年在延安中央黨校學習時，聽同班同學侯政說過，在長征途中，組織上把他從一個軍團調出去搞休養連，這裡有一批重要的體弱同志和病號。開始，他怕責任太重不想去，后來，總政委周恩來親自和他談話，談得很親切，臨走時卻嚴肅地交代他：侯政，你要是丟下一個人，我就殺你的頭！開始他對這句話想不通，后來才逐漸理解它的深刻含意。往事竟是驚人地相似！我終於領悟到，不許丟一個人，這句話滲透著人世間最高尚的情感！因為這‘一個人’是我們這個最高尚的革命集體中骨肉相連的組成部分，沒有千千萬萬的‘一個人’，哪有革命集體的強大的生命力！”

9

1949年9月，南下服務團全體安全到達福州。

他們從上海出發，走了120天，行經江蘇、浙江、江西、福建4個省，全程二千五百裡，其中步行八百余裡。

全團集中在郊區后嶼村進行短期學習整訓，等待分配工作。

很快就要分散到全省各地，在新的工作崗位上施展自己的才能和智慧。每個人心中都充滿了渴望！

臨別前夕，張老來給大家作了一次報告。

沈蘆在《一次難忘的報告會》回憶文章中這樣寫道：

那是10月6日，這一天雲淡風輕，陽光明媚。上午八時，團長准時來到我們的營地。和大家一樣，身上穿著一套褪了色的棉布軍裝，既不像有的首長那樣嚴肅而不苟言笑，也沒有在和藹中顯示出一種居高臨下的持重。從他的儀態舉止之間流露出來的那種從容、溫和、幽默、談諧的氣質，使我們這班初進革命隊伍的小鬼感到親切和自然。當然，由於長期經受血與火的錘煉，有時在他身上也散發出一種帶有硝煙氣息的剛毅和果斷。

報告的場所設在一所小學的禮堂裡，人多屋小，連窗台上、講台的台沿以及左右兩側都坐滿了人。加上會前、會間充滿了《解放區的天》等此起彼伏的歌聲，使得禮堂的空間顯得更加狹小了。

報告的命題是《為人民服務》。他針對知識青年的思想特點，聯系自己在革命斗爭中經歷的種種考驗，精辟地闡述了個人前途與革命前途的辯証關系。

我們的團長以自己親身經歷過的史實，闡述了一個共產黨人的無私無畏、任勞任怨的寬廣襟懷，深深地感動了大家。他一再勉勵我們：在處理革命利益和個人利益取舍時，要正確對待﹔在任何情況下，要相信黨，相信群眾。他說：“我們共產黨人依靠誰干革命？群眾！既然要依靠群眾，不能不關心群眾的生死痛痒。當年我們游擊隊處處為群眾的利益著想，所以群眾冒著危險給我們送糧、送鹽、送油、送情報，危難時刻，舍生忘死掩護我們的干部和戰士。

他給我們講了這樣一個感人的故事：在斗爭非常艱難的日子裡，有一段時間，他和幾位同志藏在赤寨村的一眼廢棄的炭窯裡。這眼炭窯離山上敵人的碉堡隻有百來米遠。每天早上都能聽到出操的敵人在呼叫“活捉張鼎丞”的口號﹔然而他們卻藏在敵人的鼻子底下，既不挨餓又不受凍，安然無恙。一個寒冬的夜晚，敵人下山包圍了村子，一連殺死好幾個人，逼他們交出張鼎丞，但人們寧死不屈。后來敵人又以重金懸賞緝拿張鼎丞，他風趣地說：敵人說我身上帶有多少多少錢。其實那時我身上除一隻生了鏽的懷表，連一分錢也沒有！

他的講話深入淺出，沒有高深的理論，但細細琢磨，幾乎每一句話都寓哲理於生活之中，發人深思，耐人尋味，不時引發起全場的熱烈掌聲與笑聲，台上台下沉浸在一片融洽的氣氛中。

言笑之間，他順手從口袋裡摸出一包“白錫包”香煙，點燃一支，邊吸邊講。這煙在當年是一種高級的英國煙。這時，會場一角，不知哪個中隊的同志給他遞上一張小紙條，他展開一看，連連點頭稱贊：“好，這個意見提得好！”接著，就一字不漏地當眾宣讀了一遍：“團長同志，您為什麼要吸外國煙？你們在打游擊的時候難道也吸這種煙嗎？”

雖然這是為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供應部門按標准每人4盒分配給省委幾位領導同志的，但張鼎丞卻認為這個意見的真正涵義，在於提醒大家不可忘記艱苦朴素的優良傳統，特別是在革命取得勝利的時候。

他說：“我們黨是代表人民群眾的最高利益，每個黨員的一舉一動，都和群眾的利益休戚相關，稍不注意，就會脫離群眾。我謝謝這位提意見的同志！”

他那鄭重懇切的話音剛落，一時屏息靜氣的會場，立刻爆發起熱烈的掌聲，似急風，似暴雨，經久不息。

也許，今天的年輕人很難理解我們當時的心情。在那個時候，即便年齡與我們相仿，隻要是從老解放區來的，像我們中隊衛生員小劉，我們心中都十分敬佩，更不要說對我們團長這樣一位曾經為革命出生入死的前輩。他身居高位，在對待一條在今天看來難免帶有幾分稚氣和偏執的意見時，竟是如此虛懷若谷，怎不使我們倍加敬仰！

10

解放初期，福建省委審查處理了黨內兩個大案：一個是原閩西南白區黨組織“陳華案件”，一個是原閩浙贛省委“城工部案件”。

前者是張老在福建工作期間得到了正確處理。后者是張老調離福建后，在他的關心、指導下也予以平反糾正。

曾鳴、徐益初這兩個“南下人”自始至終參與了兩案審查工作。

“陳華案件”的起因：從接收的敵特檔案中發現，閩西南黨內負責人陳華被捕后投敵叛變，寫了供述的材料。這一發現，懷疑閩西南地下黨極有可能是敵人的“紅旗黨”。

省委把這一情況報告華東局和黨中央，經研究決定，成立專案審查委員會，採取措施，對其進行隔離審查。

閩西南地下黨的發展歷史，張老是熟悉的。1938年，他率新四軍二支隊離開閩西后，閩西南的黨組織仍然堅持斗爭，紅旗不倒。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情況非常復雜，黨的各級組織都受到挫折，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把閩西南地下黨說成“紅旗黨”，這是個重大問題，如果搞錯了，必將傷害許多同志的心。處理這個問題，張老非常慎重。

專案委員會成立的時候，張老鄭重交代：“一定要貫徹執行延安整風時確定的審干方針，要注重調查研究，實事求是，重証據不輕信口供，嚴禁逼供信！黨的歷史証明，過去肅反工作犯錯誤，往往是逼供信造成的。所以審查時務必保持清醒的頭腦，做結論要根據事實，絕對不能夾雜絲毫的主觀因素。在沒有弄清問題前，對被審查的人仍應看成是自己的同志，要做好思想工作，要安排好生活，不能歧視、傷害他們。在審查中，要集中力量弄清陳華被敵人釋放后究竟與敵人有無聯系，有沒有執行破壞地下黨的計劃，這是決定這個地下黨組織性質的關鍵問題……”

在審查委員會辦公室工作的曾鳴、徐益初等按照張老的指示，帶調查組開展廣泛而深入地調查，搜集整理了數百萬字材料。通過認真分析研究，最后認定對這個“紅旗黨”的判斷不能成立！

總結時，張老語重心長地說：“審干工作一定要實事求是，我們的目的是要把問題搞清楚，不能認為查出敵人越多成績就越大。你們把這麼多同志的問題搞清楚了，解除了他們的思想包袱，就是了不起的成績！”

1954年，張老正式離開福建，先到中央組織部、后到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對福建“城工部案件”的審查他始終關心。這一冤案的平反昭雪，讓死者瞑目，幸存者釋懷！

11

廈門，是打開福建對外交往的一扇門戶。

張老經常到廈門視察，看望在廈門工作的“南下人”。

一次，在鼓浪嶼的一個招待所裡，張老找來幾個“小戰友”座談。

聽說，有人不太安心在廈門工作。張老問：“為什麼？”

“小戰友”七嘴八舌：有說“廈門不如大上海”，有說“廈門是前線，天天聽到的是隆隆的炮聲”，有說“想再去上大學”，有說“想家唄！”……

張老思忖著，年輕人思想活躍，各有各的理由。怎樣才能解開這些思想“活結”呢？再說大道理，怕不愛聽﹔既是座談，不妨隨意些，同大家交交心：

“你們知道當時省委怎麼考慮把你們放在廈門嗎？你們也許不知道。”張老點燃一支煙，慢慢地說開來。“把你們分配到廈門來，省委經過討論，作了慎重的選擇和決定。在上海的時候，華東局對福建干部的安排非常重視，華東局認為，上海是全國最大的一個城市，干部配備要強。福建是海防前線，蔣介石集團敗退台灣，隨時准備反攻，進進退退，斗爭非常激烈，還可能有反復。廈門是僑區，是東南亞華僑最多的一個地方，廈門的一舉一動，關乎全國，關乎海內外。再一個，還有解放台灣的任務，必須在閩南地區培訓出一批得力的干部來。所以干部配備也要強，不僅政治上要可靠，還要有一定的文化素養，一定的政策水平。上海，福建，是我們華東局組織部重點配備干部的地方。但是，解放戰爭形勢發展非常快，干部嚴重不足。你們是上海青年學生運動的骨十，政治覺悟高，有知識，有能力，華東局決定從青年學生中選拔人才，進軍福建。省委又把你們從南下服務團中選拔出來，分配來廈門工作。可以想想，你們身上的擔子有多重？”

張老吸了幾口煙，緩緩地吐出氣。停了一陣，他又接著說：“廈門比上海小，是事實，是現狀。上海也不是一下子就那麼大，也是經過幾百年才發展起來的。廈門雖然小，但是可以建設，可以發展，將來也會像上海那樣漂亮！廈門是海防前線，天天聽到炮聲是正常的，沒什麼可怕，常聽就習慣了。你們不是要當守衛海防的英雄戰士嗎？炮聲就是對你們的考驗！想上大學，想回家看望父母親，這都合情合理，有的是機會呀！現在是國民經濟恢復時期，大規模的經濟建設即將到來，那時候，就怕你們的知識不夠用了……”

張老的一席話，讓“小戰友”如醍醐灌頂，頓然開悟。

12

1956年8月，張老的夫人路凱逝世。

在路凱同志的靈前，安放著一個花圈。花圈左邊的白色飄帶上寫著“鼎丞率子女敬獻”，子女的名字中有一個“蘭沁”。

張老的子女中沒有叫“蘭沁”的。這個“蘭沁”是誰？何以成為張老的子女？

“南下人”安毅揭開了一個鮮為人知的秘密：

1952年9月，張老調任華東局第四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副主席。

1954年初，“高饒事件”發生，定性為“反黨聯盟”，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夫婦同時接受隔離審查。

此時，他們的女兒蘭沁正好從法國回來。這個天真無邪的小女孩，年僅10歲，連中國話都不會說，可一回來就面臨一場家庭變故。

張老不忍心看到一個孩子受到無辜牽連，便和粟裕、安子文商議：暫時不把她父母的事告訴她。

但怎麼安置她呢？粟裕提出：“把蘭沁寄養在我家裡吧。”

“不，你家那個囡還小，蘭沁去了沒有伴玩。”張老說。“還是放在我家好，我家的九九（延忠）跟她差不多大，可以作伴玩”。

張老把蘭沁接到家裡住下，看作自己親生女兒一樣撫養她。

蘭沁在張老家一住3年，直至張老夫人路凱去世，粟裕才把蘭沁接到他家去。

當時，張老與粟裕，敢冒政治風險，爭相撫育饒漱石的女兒蘭沁，此心此情，感天動地！

13

魯堅，張老的秘書。安毅，魯堅的夫人。

魯堅和安毅，跟隨張老30年，並且同住一個大院。

安毅說：作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張老是第一個簡化喪葬儀式的。他生前一再囑咐：死后不舉行遺體告別儀式，不開追悼會，火化后不留骨灰。所以他的遺體火化前隻有中央有關部門的幾位領導同志和少數至親好友到八寶山殯儀館為他送行。

安毅記得：“張老的遺體安放在一部車子上，身上覆蓋著黨旗。魯堅的神情是那樣的悲戚肅穆，一個從十九歲到四十九歲和張老一起工作了三十年的人，他們倆之間的情感從某種意義上說比父子還親。現在老人走了，兩鬢開始染霜的中年人帶領警衛員和工人分站在車子的四角，在夜幕降臨的灰蒙蒙的大地上推著車子走了過來。初冬的風，略帶寒意，不時卷起旗子的一角，多麼凝重的時刻啊！慢慢地慢慢地車子從我們面前走過，推進火化車間。啊！我們敬愛的老首長張老他走了，作為肉體，正在被烈焰燒成灰粉，他已經在世界上消失了。但作為精神，他是不朽的！”

張老走了，在“文革”的動亂中走了。

這位閩西的“土地公”，福建人民心中最好的省委書記，“南下人”心中最可親可敬的老團長，留給我們沒有什麼驚人的豪言壯語，隻有普普通通、實實在在的一句話：“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

“南下人”，都願以他為榜樣，做一個像張老這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