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沫特萊研究綜述【2】

孫麗柯

2015年04月13日08:35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三、關於史沫特萊與中國革命的研究

在中國的12年間，史沫特萊一直致力於中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為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其中最突出的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

1.史沫特萊與西安事變。史沫特萊是最早向世界報道西安事變的外國新聞記者。目前學術界主要從兩個角度研究史沫特萊與西安事變的關系：一是敘述性地介紹史沫特萊報道西安事變、營救紅軍、照顧傷員、協助救亡團體、宣傳動員群眾等事跡﹔[27]二是探討史沫特萊報道西安事變是偶然還是有意安排，張文琳在《西安事變中的史沫特萊》一文中指出1936年秋，史沫特萊因病從上海來西安休養，碰巧遇上西安事變，[28]而孫果達、王偉則分析認為史沫特萊是“我們的同志讓在西安工作”的，擔任的就是西安事變對世界的發言人。[39]

2.史沫特萊與抗日戰爭。抗日戰爭時期，史沫特萊隻在中國呆了3年，但這3年卻是她人生的巔峰期，也為她以后的創作提供了豐富的資料。關於史沫特萊與抗日戰爭的研究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介紹史沫特萊忍著背痛採訪前線[30]、到長沙[31]桂林[32]宣傳抗戰等事跡﹔二是對史沫特萊照顧傷員、宣傳八路軍[33]、籌建新四軍醫療中心[34]等事實的記錄﹔三是對介紹八路軍光輝抗戰史的《中國在反擊》一書的評價，肯定了《中國在反擊》一書在新聞史、文學史乃至革命史上重要歷史地位[35]。

四、關於史沫特萊其他方面的研究

1.關於史沫特萊周年紀念的研究。史沫特萊關心士兵，照顧傷員，幫助婦女解放，向世界報道中國抗戰，為中國革命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中國人民為了紀念她舉行了各種活動，學術界也有關於她周年紀念的研究，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在其逝世50、60周年時舉行活動，紀念史沫特萊在報道西安事變、寫就《中國在反擊》《偉大的道路》等著作宣傳中國革命方面所做出的貢獻[36]﹔二是具體紀念她兩次給尼赫魯寫信，在請求印度國大黨援華並積極接待印度醫務人員等方面所做的努力[37]。

2.關於史沫特萊新聞報道的研究。在中國的12年間，史沫特萊努力搜集有關中國人民革命的資料，寫了大量的新聞報道，向美國乃至世界介紹中國人民反壓迫的解放事業。關於其新聞報道的研究從改革開放以后從未間斷過，概括起來有兩個方面：一是從新聞傳播學的角度對其作品進行探討，研究其新聞報道對象多元化、立場中立化、領域廣泛化、風格獨特化等報道特點﹔[38]二是從史沫特萊新聞作品中分析得出其真實、質朴、寓事於理的寫作風格。[39]

五、關於國內史沫特萊研究進一步深化的建議

國內關於史沫特萊的研究最早的是聞生發表在《世界知識》（1951年第17期）上的《中國人民之友史沫特萊》。1951年到1978年間由於中國特殊的國情對其研究是少之又少。改革開放以來，學術界從多個角度對史沫特萊的歷史貢獻進行了梳理和介紹，基於對這些研究的分析，我們發現對史沫特萊的研究還有很大的深化拓展空間。

1.期刊文章多，專著研究少，系統性研究有待加強。目前對於史沫特萊研究的專著主要有中國3S研究會所編的《敬禮，三S》（中國新聞出版社1985年版）、尹均生、曹毓英主編的《紀念史沫特萊》（新華出版社1987年版）、朱華麗著的《史沫特萊》（遼海出版社1998年版）、劉小莉著的《史沫特萊與中國左翼文化》（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等，其他的大多是學術論文及報紙介紹，這些文章都是從某一個角度對史沫特萊進行研究，如孟偉哉《史沫特萊與中國作家》[40]一文介紹了史沫特萊與魯迅、茅盾、丁玲等作家之間的友誼﹔馬昌法的《史沫特萊與<偉大的道路>》[41]一文回顧了從史沫特萊到延安與朱德接觸、跟隨朱德上前線以及寫就《偉大的道路》一書的經過﹔張信瓊的《史沫特萊與新四軍》[42]則專門介紹了史沫特萊採訪中國紅軍中的一支——新四軍的過程。因此就目前來看，我們需要加強對史沫特萊進行整體性、系統性的研究。

2.介紹性文章多，分析性文章少，分析視角單一。目前的文章多是對於史沫特萊生平、著作、人生經歷等敘述性的介紹，如戈寶權的《史沫特萊的生平與著作》[43]、田森的《偉大的美國人——史沫特萊的光輝歷程》[44]、廖劍華的《大地的女兒——史沫特萊》[45]等，都簡單介紹了史沫特萊的生平經歷﹔而像廖蓋隆的《記述朱德同志的一本好書——評史沫特萊著<偉大的道路>》[46]這類分析評價史沫特萊及其著作的文章較少。同時，這些文章中對史沫特萊的分析基本都遵從一個視角，即史沫特萊是中國人民的好朋友，為中國的解放事業用盡了畢生的精力，而很少對史沫特萊本身的性格、經歷、生活等進行分析。

3.敘述性文章多，考証性文章少。目前隻有張威所寫的《史沫特萊的若干歷史懸疑》一文考証了史沫特萊不是“間諜”身份以及率直的性格對她一生的影響。事實上，關於史沫特萊與中國革命還有一些問題亟待考証。如史沫特萊是什麼時候到中國的，目前主要有兩種說法，一種說法認為史沫特萊是1928年底到中國的[47]，另一種說法認為是1929年初[48]﹔再如關於史沫特萊與魯迅第一次見面的時間，學術界目前也沒有取得共識，史沫特萊在她所寫的《中國的戰歌》中說“1930年仲夏”在魯迅50歲壽辰上她與魯迅第一次相見，孟偉哉的《史沫特萊與中國作家》也支持這一觀點。但是魯迅在《魯迅日記》中則記載1929年12月27日“下午史沫特列女士、蔡詠裳女士及董邵明君來”，同時劉曉滇、劉小清的《左翼文壇國際友人與魯迅》也認為1929年底史沫特萊在董邵明夫婦的陪同下去拜訪魯迅。這些關於史沫特萊的某些歷史事件的爭議還是存在的。因此，我們在研究史沫特萊時也應注意對這些有爭議的問題進行考証分析。

4.對於史沫特萊對中國革命的影響研究較多，而中國革命對史沫特萊的影響研究較少。目前的研究大多是關於史沫特萊通過與左翼作家的接觸向世界介紹中國，通過對前線的報道向世界介紹中國革命，而史沫特萊回國后晚年的悲慘生活與中國革命有著很大的關系，學術界對此卻往往一筆帶過。雖然汪新宇在《試論中國對史沫特萊的影響》中對於史沫特萊回國后的生活表現出了深切的同情，對史沫特萊逝世后的相當一段時間內，中國未給予應有的關注表示遺憾，但我們對於中國革命對史沫特萊影響關注還是不夠的，仍需進一步深入研究。

[1]《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人民日報》2005年9月21日，第2版。

[2][44]戈寶權：《史沫特萊生平和著作》，《圖書館學通訊》1980年第3期。

[3]解超等：《中國共產黨的國際友人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7頁。

[4]唐鴻棣：《史沫特萊與魯迅》，《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2期。

[5]茅盾：《史沫特萊、魯迅和我的接觸》，《魯迅研究資料》，文物出版社，1976年版。

[6][8][14][16][21][40]孟偉哉：《史沫特萊與中國作家》，《出版史料》，2007年第2期。

[7]尹均生，曹毓英：《紀念史沫特萊》，新華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頁。

[9]尹均生，曹毓英：《紀念史沫特萊》，新華出版社，1987年版，第78頁。

[10]尹均生,曹毓英：《紀念史沫特萊》，新華出版社，1987年版，第82頁。

[11]金榮景：《史沫特萊致馬寧的兩封信》，《新文學史料》1982年第3期。這兩封都是1946年史沫特萊從紐約寄到香港的，她希望馬寧能寄一些有關朱德的資料並盡力幫助馬寧出版《揚子江搖籃曲》和《一個士兵的故事》這兩本書。

[12]康中喜，范先治：《史沫特萊採訪鄂豫邊區》，《湖北省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歷史研究會、鄂豫邊區革命史編輯委員會.雄師奇觀——紀念新四軍第五師建軍50周年論文專輯》，《湖北省新四軍暨華中抗日根據地歷史研究會、鄂豫邊區革命史編輯委員會》，1991年第7期﹔呂梅：《史沫特萊訪問鄂北、鄂中抗日前線》，《中國檔案報》，2005年11月18日第6版。

[13]丁言昭：《安娥和史沫特萊》，《檔案春秋》，2009年第11版。

[15]張小鼎：《史沫特萊與魯迅的偉大友誼》，《中國社會科學報》，2010年8月12日第16版。

[17]劉守華：《美國女作家與中國元帥的友情——史沫特萊與朱德》，《百年潮》2004年第9期。

[18][41]馬昌法：《史沫特萊與<偉大的道路>》，《黨史縱橫》2013年第5期。

[19][46]廖蓋隆：《記朱德同志一生的好書——評史沫特萊著<偉大的道路>》，《讀書》1979年第5期。

[20]劉榮付：《毛澤東和他的三位美國朋友》，《紅廣角》2012年第1期。

[22][26]葉介甫：《史沫特萊與延安交誼舞》，《中國檔案報》，2006年2月17日，第4版。

[23]羅永常：《她的心在中國——史沫特萊與毛澤東的友誼》，《黨史縱橫》1995年第6期。

[24]雷河清：《一個年輕將軍所走過的道路——史沫特萊訪問李先念記》，《黨史博覽》，1994年第1期。

[25]安娥：《五月榴花照眼明——陪同史沫特萊訪問李先念縱隊》，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89年版。

[27][28]張文琳：《西安事變中的史沫特萊》，《陝西師范大學（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1期。

[29]孫果達,王偉：《西安事變中神秘的史沫特萊》，《黨史縱橫》，2011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