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江
梁山道上說水滸英雄好漢
1961年9月8日，胡耀邦(前排右五)到梁山縣視察時同共青團干部合影
離開金鄉，胡耀邦於9月7日晚到達梁山縣。山東省委副書記劉秉琳、菏澤地委書記狄生聞訊前來陪同胡耀邦。見面以后，胡耀邦說：“當前正值‘三秋’農忙季節，農民需要你們領導，要安排好農民生活，我隻需一位縣委領導陪同活動就可以了。”此后幾天，主要是梁山縣委副書記吳覺、共青團山東省委書記林萍、菏澤團地委書記張梅林陪同胡耀邦考察。
9月8日上午，胡耀邦參加梁山部分公社黨委書記，縣直農業、糧食部門的負責人，以及共青團干部座談，聽取糧食征購和農民生活情況匯報。
這在當時是個敏感話題，眾人不敢多言。胡耀邦有感而發：“同志們還怕‘反右’嗎？不要怕，說實話我保証沒有人敢打棍子、扣帽子、裝袋子！我告訴大家，黨中央有指示，現在就要開始為錯劃‘右派’甄別平反摘帽！”他一邊說著，一邊把手頭的一本書蓋上頭頂，隨后又拿下來，會場上出現了笑聲。事后看來，胡耀邦這話說得太早了。
會議氣氛由此活躍起來，有人說了一聲“胡書記”，要開口講話了。胡耀邦插了一句：“請同志們不要叫我‘胡書記’，共青團不興喊職務，大家都叫我‘耀邦’或‘耀邦同志’，彼此多親切啊！”
梁山縣委副書記吳覺為胡耀邦介紹與會人員，說到拳鋪公社黨委書記朱士江、班鳩店公社黨委書記馬玉振時，胡耀邦連稱：“幸會！幸會！”他說：“你們拳鋪是《水滸傳》中朱貴賣酒的地方，實際是‘上梁山’的聯絡點。班鳩店是程咬金的家鄉，程咬金是唐朝開國名將、魯國公，也是大英雄。真是梁山英雄地，自古多英雄！”
接下來，胡耀邦認真聽取發言。聽到一個公社書記說獲得了糧食高產的時候，他質疑：“你們公社的糧食產量有這麼高嗎？當領導要掌握實情，不要受騙，更不能騙人！”
座談發言逐漸熱烈，大家終於如實說出了此地購了過頭糧，許多農民挨餓的情況。胡耀邦不時點頭，時而長嘆。
下午，胡耀邦游覽梁山寨遺址。他對《水滸傳》很熟悉，游覽中一路講了許多水滸英雄的傳說。來到黑風口時，胡耀邦說：“這就是李逵把守的險要關口？風好大啊！傳說‘無風三尺浪，有風刮掉頭！’”
走到梁孝王墓坑時，胡耀邦說：“這個帝王墓坑與梁山的來歷有關。梁山本名良山，西漢時梁孝王常在良山北麓打獵，后葬於此，良山由此改名梁山。”
胡耀邦還稱贊說：“梁山大名鼎鼎，一部《水滸》名揚天下，這是中國和世界的驕傲，更是梁山人的光榮！要上下一齊努力把梁山建好。”他說：“梁山是游覽的好地方，一百單八將在梁山的活動點很多，應當根據歷史記載逐步修復，使《水滸》景點真實再現，讓后人觀賞它的原貌。”此時的梁山經受了1958年大煉鋼鐵之劫，砍去了大量樹木，以致到處山石裸露。胡耀邦指點著說：“當年梁山森林茂密，是藏龍臥虎之地。現在應該多種樹，把山綠起來。”
胡耀邦走后，梁山縣團委連年組織青年上梁山栽植柏樹。幾十年堅持不懈，梁山逐漸重披綠裝。
離開梁山前，胡耀邦將調研所知當地嚴重缺糧的情況向省、地委負責人簡要通報，希望把梁山縣征購的“過頭糧”盡快返還農民，他連聲說：“這可是救命糧啊！”
和“包產到戶”的最初接觸
離開梁山，胡耀邦從山東進入安徽，來到了宿縣。這裡的情況比魯西南稍好。唐非印象中特別深刻的是，進入安徽境內，胡耀邦一路和當地各級負責人討論，如何度過飢荒、恢復生產？
這時，淮北農村紛紛出現各種形式生產經營和分配方式，其中就包括在“文革”后被肯定、發展起來的“農田承包到戶”（即“大包干”的前身）。既然是著手調研，胡耀邦很快就聽到了關於“承包到戶”的介紹，有些介紹人的口吻中分明帶有“請示”的意思。
“承包到戶”豈不是分田單干嗎？胡耀邦對此感到新奇，也拿不定主意。他和唐非交換意見說，覺得這辦法“有些危險”，聽后“心裡發虛”。但他又覺得，“承包”有吸引力，是可以抵御災荒的一個好辦法，但它如若發展起來會不會導致否定農村的人民公社制度？這確實是當時胡耀邦不願觸及，也是他最擔心的。和宿縣地委負責人一起討論種種度荒辦法的時候，胡耀邦的主導思想還是“放開”，多給農民一些自留地，讓他們自己耕作，度過災荒。當時的胡耀邦不主張普遍搞“承包到戶”，但他明確地認為，在最貧困的地方，在交通不方便的地方，可以把土地經營自主權基本上交給農民，甚至採取“借”地給農民的辦法，讓農民充分利用土地，度過災荒再說。
離開宿縣后，胡耀邦來到蚌埠，聽說出了明太祖朱元璋的鳳陽縣鬧出大飢荒，餓死數萬農民，為了穩定鳳陽的情況，省委已任命曾任團省委副書記的馬維民前去擔任鳳陽縣委第一書記。胡耀邦認識馬維民，立即要秘書李彥打電話過去，說要去鳳陽考察兩天。
胡耀邦是否去了鳳陽？沒有見到確切記載，但是隨行秘書李彥（后任中宣部副部長）對胡耀邦關切安徽飢荒的急切心態，直到晚年還有深刻的印象。
安徽災情嚴重，農民們採用多種方式“承包”抗災的做法，確實激活了胡耀邦的思想，是堅持人民公社原有的分配制度，還是支持“承包到戶”？胡耀邦反復考慮了一路。
當時，從人民日報抽調的一批干部來到河南省鹿邑縣，擔任從縣委、區委到公社一級的黨委書記。其中到鹿邑縣賈灘區任區委副書記的陳援（即陳滿正）回憶說，胡耀邦這次從安徽進入河南，在鹿邑縣向縣委負責人傳達了劉少奇的指示。胡耀邦說，少奇同志在安徽視察的時候，指示省委將土地“借”給農民，每個農民借得好地三分，叫做“救命田”，用來生產口糧救命。
胡耀邦的傳達正合縣委之意。胡耀邦離開之后，鹿邑縣委馬上把這個意見傳達到區、社和生產大隊，要求把土地“借”給農民。陳援奉命到當地的楊湖口大隊搞“借地”試點。
沒想到農民被合作化浪潮嚇壞了，沒有一個敢站出來“借”地。陳援首先做通大隊支部書記的工作，由他帶頭“借”地，終於把百余戶農民帶動起來，紛紛“借”地生產，結果對解除飢荒產生了明顯作用。
胡耀邦從河南漯河結束此行的考察調研，上火車回北京。
在邯鄲下車寫“察看”報告
火車開動了，胡耀邦把唐非叫進包廂，談了這次調研的感受。胡耀邦對唐非說，他要把這一路考察的結果，寫成一個上報中央和毛主席的報告。
胡耀邦越說越激動，說到后來坐不住了。火車開到邯鄲站，他們干脆下車住進了市委招待所。用一天時間，胡耀邦口授，唐非執筆整理，寫出此行觀感。
這份報告中要不要將此行看到的農村飢荒景象寫出來？胡耀邦猶豫了半天，飢荒的景象一定使他內心痛苦。但是長期黨內生活的理智也肯定提醒他考慮種種因素，最后，他決定不寫那些慘狀，他對唐非說：“把我們看到的這些記在心裡吧。”
在邯鄲寫成調研報告初稿，大家登上火車返回北京。胡耀邦在火車上一路批閱修改，到北京后確定下一個長長的題目《二十五天三千六百裡路的農村察看》。胡耀邦將這份“農村察看”送給團中央一些負責人征求意見，《中國青年報》總編輯孫軼青看后有不同看法，直言相告，走那麼25天，就跑了3600裡地，這樣“走馬觀花”地剖析中國農村，行嗎？胡耀邦考慮了一下，仍然認為這份報告站得住，並於10月2日上報中央辦公廳，呈送毛澤東。中央辦公廳摘編了這份報告，摘編文本說：
我帶了3名工作人員，從9月4日到29日，在黃河、淮河平原農村跑了一趟，除乘火車外，行程約3600裡。觀感如下：（一）形勢確實比去年好。所到之處，群眾都說形勢比去年好多了，不平調了，不瞎指揮了，干部不打人整人了，能多勞多得，生產、生活有了奔頭。（二）水災和水利問題。所到地區今年雨量並不算特別多，為什麼水災嚴重？原因有兩條：一是雨下得很集中，二是水利建設有問題。今后不同的地區必須有不同的水利建設方針。（三）另一種災荒和教訓。為什麼同樣土質、氣候條件而且緊緊相鄰的縣、社、隊，卻有好有壞：壞的地方主要是“五風”傷了元氣，再加上今年的工作一再錯過時機，吃了未能“見事早、抓得緊”的虧。（四）根本問題在於認真而具體地貫徹農業60條。（五）調動生產隊小集體積極性的關鍵。大隊統一分配，在當前是保護隊與隊之間的平均主義的一個堡壘。聽說主席早就說過這個問題，並且說用分配大包干代替“三包一獎”，是解決生產在小隊而分配在大隊這個矛盾現象、真正調動小隊積極性的一個大問題。我認為這是十分正確的。（六）經營管理要更細，多勞多得要落實。（七）一種起過作用但具有危險性的做法。
我們在安徽看到一個突出的問題，就是許多生產隊實行了一種叫做計劃、分配、大農話、抗災、用水看水五個統一下的田間管理責任制。這種責任制的實際內容就是按勞力分等，把田長期分到戶管，包死產量，超產全獎，減產受罰，遭災減免。許多群眾通俗地把它叫叫做分田到戶或包產到戶。聽說，別的省也有少數地方自發地實行了這種辦法。對此，我們的意見是：1.在一些“五風”刮得嚴重的地方，這種做法對調動社員的勞動積極性確實起了積極作用，這是一個客觀事實。2.這種做法已出現了一些難以解決的矛盾和糾紛。3.這種責任制有兩個前提，一是“五統一”，二是各戶對產量要負完全責任，這兩個前提勢必會產生不可調和的矛盾，發展下去，最終會導致降低整個社會生產力水平。4.這種做法如大家還要干，仍可試行，但要允許不同意的地方不這樣做，更不要把它說得絕對，避免被動。如果要轉過來，也要有准備、有計劃地轉，不要造成混亂，使生產再受損失。
（八）完全恢復生產力的決定一環，在於能解決多少生產需要的大牲口。（九）市場、中小城鎮和職工生活。農村集市都放開了，很活躍，但有些地方也有點亂。怎樣做到“管而不死，活而不亂”？對此，我們感到：1.集體商業似乎要加快一點建立，並且似乎可以全部以貨易貨，以此來抵制和縮小各種投機者的搗亂。2.對盜竊國家財產和謀財害命的大盜竊犯必須法辦。農民對小件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要求很多，最突出的是要布。城鄉供求關系更加緊張，職工生活下降很大。對此要發動大家，自己動手加以解決。（十）要教育干部把團結看作生命。有些地方干部之間還有隔閡，主要是因為一些受委屈的同志還沒有平反，心情不舒暢。有些出了毛病的好同志檢討未過關，覺得出力不討好。這件事在有些地方還得很好地抓一下。毛澤東很快看到了這份報告，在4天后的10月6日批示：“此件寫得很好，印發各同志，值得一看。”
中央辦公廳將毛澤東的批示轉發到團中央，高勇見到了非常高興，立即送到胡耀邦面前報告說：“耀邦同志，主席對你的報告作了批示，稱贊寫得很好。”
胡耀邦也非常高興，抱怨了孫軼青一句話，說他隻看到標題上的25天和3600裡路，就斷定是跑馬觀花，“滿腦子形而上學”。顯然，胡耀邦的這份報告有幾處使毛澤東寬心和滿意。首先是報告認為，農村形勢“確實比去年好”，而且說“群眾都說形勢比去年好多了”。其次，報告贊同毛澤東關於要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的指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胡耀邦在報告的第7條中，專門闡述了他對安徽農村出現的“包產到戶”做法的認識，認為這是“一種起過作用但具有危險性的做法”。積極方面是“調動社員的勞動積極性”，但是他認為這種辦法隻能是在抵御大飢荒時“暫時採用”，如果“發展下去，最終會導致降低整個社會生產力水平”。為什麼會這樣？胡耀邦沒有說。以當時情況推論，“包產到戶”與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特點相抵觸。毛澤東認為，這條底線不能碰。
其實，胡耀邦這條意見中的觀點相互矛盾。一方面說“包產到戶”有“積極作用”，又說不能發展下去﹔既說“這種做法如大家還要干，仍可試行”，又說要允許不採用這個辦法，“以免被動”。也由於這些原因，毛澤東對胡耀邦的報告是有限贊同，這從他批示之簡短可以看出，而且此后他再也沒有提及。
而胡耀邦對這個報告論述的思想卻在不斷思索，逐漸傾向乃至最后支持“包產到戶”。這種認識的發展過程，倒是胡耀邦的一個亮點。1982年10月，來到安徽視察的胡耀邦特地約請當年與他見面時積極介紹“承包到戶”的地、縣領導人，當面道歉，作自我批評說：“對‘責任田’的認識有先有后，當時我對這個辦法是不贊成的。”“我欠了安徽人民一筆債。曾希聖同志搞責任田，我來調查過，我持不同意見，並報告了中央。”
（本文撰寫過程中，唐非、高勇、劉易晏、李彥 先后接受了訪問，提供了寶貴材料，謹致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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