霞飛
陳雲作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我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他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深刻意義的思想和重大決策，與中央其他領導同志一起，為中央開啟改革開放之門做出了重要貢獻。
陳雲的意見為中國改革創造了干部條件
改革開放，很重要的是要有一批思想開放、富有遠見的干部。但粉碎“四人幫”之后的一段時間裡，這樣一大批干部仍然處於受壓制的狀態。如果不把這批干部“解放”出來，重新回到中央重要領導崗位，就談不上改革開放。
這批受壓制的干部中，當時最受人關注的是鄧小平。由於當時黨中央一些領導人堅持“兩個凡是”的錯誤主張，繼續沿用了“四人幫”橫行時期批判鄧小平的口號，似乎鄧小平第三次被打倒已經成了歷史定案，讓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不該再被提出。當時黨中央的組織、領導狀況和黨內政治氣氛，也使黨內許多同志在這個敏感問題上，不敢或者不願意冒與當時的黨中央領導唱對台戲的風險站出來說話。在這種情況下，陳雲以大無畏的氣概，帶頭兩次提出讓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1977年3月13日，陳雲向中央工作會議上海代表團提交書面發言，在發言中指出：我對天安門事件的看法：（一）當時絕大多數群眾是為了悼念周總理。（二）尤其關心周恩來同志逝世后黨的接班人是誰。（三）至於混在群眾中的壞人是極少數。（四）需要查一查“四人幫”是否插手，是否有詭計。鄧小平同志與天安門事件是無關的。為了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需要，聽說中央有些同志提出讓鄧小平同志重新參加黨中央的領導工作，是完全正確、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擁護。同年3月17日陳雲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西南組會議上發言指出：時機成熟的時候，讓鄧小平同志出來工作，我很贊成。對於陳雲的提議，當時黨中央一些領導人採取了封鎖的態度，但由於陳雲在黨內有很高的威望，加上他的提議合黨心、順民意，對他的意見是封鎖不了的。不久，陳雲的提議就在黨內傳開了。黨內很多同志以不同的方式表示了對陳雲意見的贊同，很快就在黨內形成了讓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的輿論。在陳雲提議和黨內輿論壓力下，當時黨中央領導人不得不讓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1977年3月，華國鋒在中共中央全體會議上講話，一方面堅持認為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粉碎“四人幫”后“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是正確的，另一方面又表示：“經過調查，鄧小平根本沒有插手天安門事件”﹔“要在適當的時機讓鄧小平出來工作。”1977年7月，中共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恢復鄧小平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等職務。同年8月，在中共十一大上，除選舉華國鋒為黨中央主席外，還選舉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為副主席。
光是請鄧小平重新回到中央領導崗位，還是不夠的。改革開放，需要從中央到地方一大批思想解放並且有遠見的干部共同努力。但這些干部也仍然處於受壓狀態。關心中國前途命運的陳雲，特別關心這批干部的“解放”或者復出的問題，而讓這些干部復出，基礎工作是平反冤假錯案。這項工作也是在陳雲的推動下開展起來的。早在“四人幫”被粉碎不久的1976年11月25日，陳雲就致信葉劍英並華國鋒，轉交了黃克誠夫人關於請求黃克誠回北京治眼疾給華國鋒、葉劍英的信。陳雲在信中說：黃克誠是紅三軍團的老干部，軍隊干部對他比較熟悉。解放戰爭時期他帶新四軍第三師到東北。全國解放后，他擔任總參謀長時參加中央財經小組與我接觸較多，曾有幾次應我要求調動軍隊汽車支援河北農田基本建設，感到他是照顧全局的，為人是克己朴素的。他的眼一隻已瞎，另一隻也很危險，為了治愈他唯一的一隻眼睛，請考慮調他回京治療。陳雲的意見被中央政治局所接受，同意調黃克誠回北京治療眼病。提出給黃克誠治病這件事，只是陳雲推動平反冤假錯案的開始。此后，他從具體事情入手，多次推動平反冤假錯案。
1977年8月23日，他在同遵義會議紀念館來訪人員談話，回答有關遵義會議等歷史問題時，提到了劉少奇和張聞天，認為劉、張二人也對遵義會議上確立毛主席的領導地位起了作用。當時，劉、張二人均是黨內確定了的反面人物，人們想不到，也不敢為劉、張二人說句公道話的。陳雲能這樣做，這在當時是需要有一點勇氣的。同年9月26日、27日，陳雲應邀兩次去中國革命博物館審查《中共黨史陳列》，再次提到了劉少奇，並且指出，所謂劉少奇的“和平民主新階段”問題，這句話不要再提了，這是見之於文件的。“文化大革命”中對此批得很厲害，我查文件，發現東北局的“七七”決議也有這句話。這個決議是我起草的，但我不可能發明創造這句話。后來問周總理，他說這是1946年1月17日停戰令上的話。陳雲講這些話，具體涉及到了對劉少奇歷史功過的評價問題，其中心意思就是：過去我們給劉少奇定的所謂“罪名”，其中是有問題的，這為他后來提出為劉少奇平反，作了很好的鋪墊。1978年1月3日，陳雲就轉送胡耀邦關於王鶴壽“歷史問題”的來信一事，致信華國鋒並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指出：王鶴壽是1937年國共合作時我黨從國民黨監獄中要出來的，在審查黨的七大代表資格時，從當時的所有材料看，他的歷史是清楚的。建議由中央組織部把他的材料再審查一次，並把他調到北京治病。在陳雲的建議下，王鶴壽被從外地接回北京，並恢復了黨的組織生活。同年4月24日，陳雲就轉交曾志關於陶鑄歷史問題的來信一事致信華國鋒並葉劍英、鄧小平、李先念、汪東興，指出：陶鑄是在國共合作后由我黨從監牢中向國民黨要出來的。此案牽涉到一大批省部級干部，弄清陶鑄問題非常必要，建議由中央組織部主持，會同專案組，將全部案卷和有關人員都調到北京，再審查一次。陳雲率先從幾件事情入手，提出平反冤假錯案問題，在黨內產生了重大影響。一方面，許多蒙冤被屈的干部及其家屬從此敢於向組織提出平反問題了﹔另一方面，有陳雲這樣的老同志帶頭提出平反問題，固守“兩個凡是”的人想壓制平反冤假錯案也壓制不了。正是在陳雲的推動和支持下，中央逐步開展了平反冤假錯案的工作。
鄧小平的復出，改變了中央政治局領導班子的狀況﹔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的開展，使一大批老干部重新擔任了領導職務﹔而一批緊跟“四人幫”的造反派頭目則被清除出各級領導班子，這樣一上一下，就改變了中央委員會和各級領導班子的狀況。這種人事變化，為三中全會的勝利召開奠定了組織基礎。
強調實事求是為改革開放創造思想條件
中國共產黨實行改革開放的思想基礎，是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如果我們黨沒有這樣一條思想路線，大家思想僵化，中國改革開放之門就不可能打開。
十年動亂結束后，我們黨面臨著在思想、政治、組織等各個領域全面撥亂反正的任務。但這一進程受到了“兩個凡是”的嚴重障礙。由於“左”的思想的長期影響和束縛，許多人還不能正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還不能正確區分毛澤東的偉大歷史功績和他晚年所犯的錯誤，還不能從“文化大革命”的指導理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中擺脫出來，因此，黨的事業在前進中出現了徘徊的局面。在這種情況下，陳雲與重新出來工作的鄧小平一起，突破了“兩個凡是”的束縛，為恢復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做出了重要貢獻。
在這段時間裡，在黨內有重要影響的陳雲利用各種機會講黨的實事求是的傳統。有特點的是，陳雲講實事求是的傳統，最先是從評彈說起的。1977年6月13日、15日、19日，陳雲3次就評彈問題發表談話，提出對文藝形式、文藝歷史、文藝工作者工資政策等問題，要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他指出：實事求是是黨的傳統做法，黨的老干部的作風就是這樣。之后，陳雲便結合各方面工作談實事求是的傳統。同年8月13日，在中共十一大上海代表團討論華國鋒報告的會議上，陳雲發言指出：治黨要特別注意兩點：第一，要對抬轎子、吹喇叭，逆風惡浪襲來時隨風倒的人保持警惕。這樣的人都不是實事求是的人。第二，要認真做到毛主席歷來倡導的“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言者無罪，聞者足戒”﹔“有則改之，無則加勉”。這樣做有助於防止不正之風的橫行。有了由高度民主而來的高度集中，心情舒暢、生動活潑的局面才能出現。8月15日，他在上海代表團討論黨章修改草案的會議上發言提議：黨章中要加上允許黨員保留意見一句話。陳雲的這些談話，都圍繞一個主題：必須提倡實事求是，必須發揚黨內民主以保障實事求是。這些談話，對黨內逐步恢復實事求是的傳統，起到了推動作用。
1977年4月10日，7月6日，鄧小平兩次提出要完整地、准確地認識掌握運用毛澤東思想體系的問題，指出：毛澤東倡導的作風，最根本的是群眾路線和實事求是這兩條。鄧小平的主張，對於突破“兩個凡是”的束縛，起了重要作用。在這時，陳雲以其對實事求是的深刻理解，從理論上系統闡述了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在配合鄧小平共同突破“兩個凡是”的束縛方面，起到了關鍵的作用。1977年9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陳雲為紀念毛主席逝世一周年所寫的《堅持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一文。文章指出：毛主席在我國歷史上樹立了前所未有的豐功偉績，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做出了許多偉大貢獻。我們對毛主席的最好紀念，就是繼承和發揚他倡導的黨的優良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風。毛主席倡導的實事求是的革命作風，不是一個普通作風問題，而是馬克思主義唯物主義的根本思想路線問題。堅持毛澤東思想，就必須堅持實事求是。是否堅持實事求是，是區別真假馬列主義、真假毛澤東思想的根本標志之一。毛澤東長期堅持的革命作風，在我們黨內已經形成了濃厚的基礎，但也要看到，“四人幫”用主觀唯心主義來對抗唯物主義，其流毒之廣，危害之大，是我們黨歷史上所罕見的。今天還有一些領導機關、一些黨員干部，主觀主義、形式主義不是少了而是多了，實事求是不是多了，而是少了。報刊上有些文章不懂得區分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字句和實質，用它作為分析具體問題的指南。甚至在一些人中，報喜不報憂、靠說假話辦事的惡劣作風還沒有根除。
陳雲這篇系統、全面、深刻地闡釋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文章的發表，對於我黨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起到了重大作用。首先，這篇文章配合鄧小平的談話，起到了推動我黨重新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的作用。此前，我們黨和國家在教條主義的束縛下，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的風氣淡化了。鄧小平的講話和陳雲的文章發表之后，我們黨和國家開始在突破“兩個凡是”的過程中，逐步形成了一種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思考和處理問題的風氣，過去那種教條式對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對待中央指示的不正常狀況，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扭轉。正是在此基礎上，黨才實事求是地對一些重要政策進行調整。例如，當時繼續執行從外國進口成套設備改造企業的政策，從國外進口糧食讓農民休養生息的政策，給職工調整工資的政策，就是在糾正教條式對待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過程中，逐步提出和實行的。其次，陳雲的文章起到了解放思想、發揚民主的作用。過去，在“兩個凡是”的束縛下，黨內對過去許多重大歷史問題，不敢越雷池一步，有的同志有想法，也不敢提。陳雲的文章發表后，黨內逐步形成了敢於思考問題、敢於提出不同意見的風氣。重新評價“文化大革命”前17年的文藝、教育路線，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提出和實現的﹔為黨的歷史上的重大冤假錯案平反，也是在這種情況下展開的。最后，陳雲文章的發表，起到了促進當時思想理論活躍的作用。陳雲的文章發表后，原來比較沉悶的思想理論界逐步活躍起來，中央的報刊上出現了一些倡導實事求是的文章和提倡按勞分配原則的文章﹔也正是在思想理論界逐漸活躍的條件下，1978年5月10日，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首先發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的文章﹔5月11日，《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的名義，公開發表了這篇文章，一場規模宏大、影響深遠的關於真理標准問題的大討論，在全國展開了。
在真理標准討論中，陳雲繼續宣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支持真理標准討論。這一時期，陳雲宣傳實事求是和真理標准的特點是轉入實際問題。1978年7月31日，他向李先念同志提出：國務院務虛會最好用幾天時間專門聽聽反面意見。這就提出了在經濟工作中實事求是的問題。此外，在同年的8月和9月，他在談到對待文藝工作和黨的歷史時，專門強調要實事求是。較為突出的一件事是，他在9月11日致胡耀邦的信中建議：中組部、中宣部對上海文藝界30年代的問題，對創造社，對當時的其他革命文藝團體，要做出實事求是的經得起歷史檢驗的評價，作評價時，必須把他們的功過是非放到當時的歷史環境中去考察。對30年代上海文藝界的問題，過去一直被人們視為禁區。陳雲敢於提出這個問題，証明他確實具有為了堅持實事求是而大無畏的勇氣。在全黨和全國人民已經展開真理標准討論的情況下，陳雲以自己的表率作用，將這場討論引向確立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並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分析和處理一切重要而又具體的問題的道路，其意義是重大的。
在鄧小平和陳雲的支持下，關於真理標准的討論突破了“兩個凡是”的禁錮，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鋪好了路。而恢復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正是中國共產黨能夠解放思想，實行改革開放的思想基礎。
推動工作重點轉移
中國共產黨實行改革開放，重要前提是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到經濟建設上來，如果不實現工作重點轉移，仍然搞階級斗爭，就不會有改革開放。有了這個轉移，才能談到改革開放。
在我黨突破“兩個凡是”的束縛，實現思想解放后，把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已經成為黨內絕大多數同志的共識。盡快實現工作重點轉移，合乎黨心，順乎民意，也是當時國家面臨的迫切問題。但是，“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一些重大問題不能妥善解決，將會使我黨陷入歷史問題的糾葛之中，妨礙廣大黨員、群眾社會主義建設積極性的發揮，黨內也不可能統一認識從而團結起來共同進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陳雲看到這是實現黨的工作重點轉移必須解決的重要問題。於是，他於1978年11月12日在中央工作會議東北組作重要發言，率先向黨中央鄭重提出：要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建設上來，必須由中央解決“文化大革命”遺留的一些重大問題和一些重要領導人的功過是非問題。例如，（一）薄一波等61人出反省院是黨組織和中央決定的，不是叛徒。（二）1937年7月7日中央組織部關於所謂自首分子的決定和1941年類似內容的決定都是中央批准的，中央都應當承認。對在“文化大革命”中被錯定為叛徒、現在並未發現有新叛黨行為的同志，應該恢復黨籍。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由黨組織決定在敵偽政權中任職的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被定為叛徒的，也應復查，對無背叛行為的同志應恢復黨籍。（三）陶鑄、王鶴壽等是抗戰后期由我黨從國民黨監獄中要出來的一批黨員。這些同志現在或者被定為叛徒，或者恢復了組織生活，但仍留著“尾巴”，例如說有嚴重的政治錯誤。陶鑄一案的材料放在中央專案組，其中黨內部分的問題應移交給中央組織部。既有中央組織部又有專案組的不正常狀態應該結束。（四）彭德懷對黨貢獻很大。過去說他犯過錯誤，但沒有聽說過把他開除出黨。他的骨灰應該放到八寶山革命公墓。（五）天安門事件是北京幾百萬人悼念周恩來、反對“四人幫”、不同意批鄧小平的一次偉大的群眾運動。中央應該肯定這次運動。（六）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隨便點名，對在中央各部和全國各地造成黨政機關癱瘓負有重大責任，中央應該在適當的會議上對他的錯誤給以應有的批評。11月22日，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東北組發言再次指出：為彭德懷、彭真、陶鑄、楊尚昆等人平反的問題不解決，在黨內黨外都很不得人心。二月是正流，一月才是逆流。搞清“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事情並不是糾纏歷史舊賬，不是要搞運動，只是要中央開個口。在陳雲的提議下，黨中央著手解決這些重大問題。在1978年11月25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中央政治局宣布：為天安門事件和薄一波等61人問題、陶鑄問題、“二月逆流”問題平反﹔糾正對彭德懷問題的錯誤結論，將其骨灰放入八寶山公墓﹔撤銷中央專案組，全部案件移交中央組織部﹔對康生、謝富治問題可以揭發，材料送中央組織部。這些歷史遺留問題的解決，使我們黨拋掉了歷史包袱，真正做到了解放思想、開動機器，這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順利召開和實現工作重點轉移，創造了前提條件。而全黨工作重點的轉移，則是中國改革開放的前提條件，如果沒有工作重點轉移，仍然繼續搞階級斗爭的路線，中國就談不上改革開放。由於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了，大家才能面向世界，面對實際，著手一系列改革開放政策的制定。
支持改革開放
中國改革是從農村開始的，而農村改革最主要的形式，是實行農業聯產承包責任制。中央做出這個決定，在當時是很不容易的，因為這既面臨體制改革，又面對上下許多人的質疑，有不少阻力。中共中央能夠最后下決心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陳雲起了很大作用。
其實，實行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思路，最早是陳雲在上世紀60年代形成的。這要做一點簡要的歷史回顧。
1961年，陳雲深入到農村最基層進行調查研究，掌握了許多第一手材料，也了解了農民的真正意願。他發現：農村中存在的許多問題，最根本的原因，是農業生產關系存在問題。農民之所以在集體勞動中積極性不高，是因為干多干少一個樣。農民種自留地的積極性高，是因為農民的勞動成果與自己的勞動直接挂鉤。農民養豬的積極性高，也是因為農民自己的勞動成果能直接從自己的個人收益中體現出來。因此，陳雲得出了一個結論：要想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增加農產品的產量，必須把農民的勞動與農民的分配直接挂鉤。他認定，包產到戶，是解決當前農業問題的一個好途徑。但在全國怎樣實行包產到戶？他沒有想好。正當陳雲進一步思考在農業生產中改變體制，進一步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的辦法時，他收到了田家英寄給他的信。
原來，田家英到湖南毛澤東的老家韶山等地進行了調查研究后，給陳雲等同志寫了一封信。田家英在這封信中提出了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辦法。陳雲收到田家英的這封信后，聯系自己進行調查研究和長期思考的結果，認定田家英的主張是對的。為了更加有把握，陳雲決定自己再詳細做一點調查。一天，陳雲到田間去調查，發現同樣種的水稻，有的碧綠，有的卻沒有反青﹔綠的，是自留地。他問農民這是為什麼？農民說，給自己種自留地，收獲都是自己的，給集體種，不管干得怎麼樣，分配都是一樣的。陳雲問當地農民，要讓農民種集體的地也和種自己的地一樣有干勁，需要採取什麼樣的辦法？農民們說，隻有實行包產到戶。陳雲征求了許多農民的意見，大家都說包產到戶好。這樣，陳雲的心裡就有了數。在他的心裡，已經形成了用包產到戶的辦法來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農副產品產量的思路。陳雲有了這個思路后，也沒有馬上提出來。他先是同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林彪交換看法，同他們談了自己的意見﹔同時，在交換意見過程中，也介紹了田家英的意見，明確表示，他同意田家英的意見。劉少奇、周恩來、鄧小平、林彪都表示，贊同陳雲的意見。
此前，毛澤東已經接到了田家英關於實行包產到戶的信，並且已經講了不同意田的意見。毛澤東說：我們是要走群眾路線的，但是，也不能全都聽群眾的，在包產到戶問題上，我們就不能聽群眾的。
陳雲本來也知道毛澤東有這個意見了，但他還是決心向毛澤東反映自己的想法。1962年7月6日，陳雲給剛從外地視察回到北京的毛澤東寫信。陳雲在信中先談了自己的身體情況。他寫道：自己的身體比發病時要好一些，但體力仍然很差，要恢復到發病前的狀況，恐怕要二三個月的時間。接著，陳雲在信中提出：自己對於農業恢復問題的辦法，想了一些意見，希望與你再談一次，估計一個小時夠了。
早在陳雲有要向毛澤東談自己關於實行包產到戶的意圖時，就有許多好心的同志向陳雲說，因為毛澤東已經有了一定的意見，不必急於向毛澤東談自己的看法。但陳雲說：我擔負全國經濟工作的領導任務，要對黨負責，對人民負責。此事提與不提，變與不變，關系到黨的聲望，關系到人心向背，既然看准了，找到了辦法，怎能延誤時機？
7月6日下午，陳雲到毛澤東處，向毛澤東談了自己關於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意見。毛澤東聽后，當時沒有表態。陳雲后來回憶道：談話以后，毛澤東同志很生氣。毛澤東后來批評陳雲搞包產到戶，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利益的。這對陳雲來說，是一次很大的打擊。
毛澤東是十分堅持在農村走集體化的道路的。為了批評和爭取陳雲、鄧子恢、田家英，毛澤東還批給他們3個人看《兄弟國家和兄弟黨報刊材料》第一一一O期上的《波蘭農業社會化》一文。
陳雲原來身體就不好，前一個時期他下去進行調查研究也比較辛苦，他的老病又發了，已經不能工作了。因此，他於1962年7月28日給鄧小平寫信，請鄧小平把信轉給毛澤東。他在信中表示：完全同意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鞏固人民公社集體經濟、發展農業生產的決定（草案）》。由於自己心臟狀況很差，體力也極衰弱，為避免再次爆發心絞痛和心肌梗塞，請求不參加將在北戴河召開的各種會議。7月31日，毛澤東批示，同意陳雲的請求。
1962年8月上旬，中央在北戴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毛澤東在會議的第一天發表了關於形勢、矛盾、階級斗爭的講話。毛澤東在聯系中國的現實階級斗爭時，集中批判了“反對人民公社”、“包產到戶”、“單干”等思想。毛澤東提出，當前中國有“三風”，即“單干風”（指包產到戶———筆者注）、“黑暗風”（指一些人講當前形勢困難———筆者注）、“翻案風”（指為1959年批判右傾機會主義翻案———筆者注）。其中，毛澤東批判“單干風”、即批判包產到戶的用詞是很嚴厲的，這使會議的氣氛緊張起來。
陳雲沒有參加這次會議。但毛澤東在會上批判“單干風”也捎上了他，這是很明顯的，因為毛澤東在會上提到了陳雲是主張搞包產到戶的。而且，毛澤東批判“單干風”，使與會的同志都知道，這主要是批陳雲的，因為陳雲在中央是主要管經濟工作的，職務也比鄧子恢、田家英要高，陳雲是在中央主張搞包產到戶的中央最高領導人。毛澤東在會議上批判鄧子恢、田家英，但他批判的矛頭，更主要的是指向陳雲的。
自從毛澤東批判“單干風”后，陳雲實際上是處於閑置狀態。毛澤東不愛聽他的意見了，毛澤東也不再讓他多管事了。實際上，陳雲是處於“靠邊站”的狀態。
這個思路在當時被擱置下來，但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這個思路成為后來安徽省、四川省先行一步大膽實驗的基礎。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的大地上吹起了改革開放的號角，中國的各方面都在進行改革，農業和農村也不例外。
先是安徽省的許多農村干部重新提出了搞包產到戶的問題。安徽省小崗村農民的動作更快，他們率先突破了“左”的思想的禁錮，直接搞起了包產到戶。小崗村農民的行動，得到了安徽省委的支持。安徽部分地區也開始了實行包產到戶的試點。這股風刮到了四川省和甘肅省，這兩個省也搞起了包產到戶。安徽、四川、甘肅3個省搞包產到戶的消息，很快就傳到了北京，也傳到了其他一些地方。一場圍繞著要不要搞包產到戶的爭論也隨之發生。當時，從中央到地方，都有許多干部反對搞包產到戶，他們認為，搞包產到戶，是一種倒退，是搞掉集體經濟，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有的人還編了這樣的一句順口溜：“辛辛苦苦幾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
面對這場爭論，陳雲進行了深入思考。他經過向一些管實際生產的領導干部進行調查了解，思想認識又深入了一步。他認為，中國的農村雖然經過了長期的集體化過程，但農業生產力水平還是很低的。在這種情況下，要想提高農業產品的產量，最根本的辦法，還是要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而實行包產到戶，就是調動農民生產積極性的一個好辦法，因此，陳雲在中央高層會議上，堅決支持在農村搞包產到戶。1981年9月2日，陳雲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表關於經濟問題的講話，指出：我們搞經濟體制改革，打破了“大鍋飯”、“鐵飯碗”，它的意義不亞於私營工商業的改造。實行多勞多得，少勞少得，不勞不得，這是一件大事。體制改革，農業先走了一步，工業財貿系統也勢在必行。陳雲在支持包產到戶的同時，也看到了另一方面的問題。1981年12月22日，陳雲在中共中央召開的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會議上指出：農業經濟也必須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搞了農業生產責任制后，並不是農業可以不要計劃了。后來的實踐証明，陳雲在當時對包產到戶提出另一方面的問題，是必要的。
由於實行包產到戶合乎億萬農民的意願，因此得到了他們的擁護﹔也由於在中央內部，有鄧小平、陳雲等領導同志的堅決支持，在上世紀80年代初，很快就在全國農村開展起來，極大地調動了中國農民的農業生產積極性，使我國的糧食產量大幅度地提高，連續幾年獲得了大豐收。
事實証明，在農村實行包產到戶的路子是對的，而早在上世紀60年代即形成農村改革思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又堅決主張和支持搞包產到戶的陳雲，在這個問題上是有遠見的。
支持辦特區
1992年7月21日陳雲在《悼念李先念同志》一文中這樣寫道：“先念同志和我雖然都沒有到過特區，但我們一直很注意特區建設，認為特區要辦，必須不斷總結經驗，力求使特區辦好。這幾年，深圳特區經濟已經初步從進口型轉變成出口型，高層建筑拔地而起，發展確實很快。”
的確，陳雲和李先念都是十分支持辦特區的。
陳雲以其戰略家的眼光，早就看出中國要加快發展，就離不開世界，離不開吸收外資。在上世紀70年代末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陳雲就支持鄧小平關於劃一塊地方辦特區的意見。當習仲勛和鄧小平談話后，鄧小平提出在廣東深圳辦特區的意見時，陳雲也十分贊成。他還對辦特區的方針，吸收外資的渠道等問題，發表了一系列意見。
李先念也是支持辦特區的。而李先念支持辦特區的意見和陳雲不謀而合，並且李先念採取的支持辦特區的措施，也得到了在中央主管經濟工作的陳雲的支持。早在1978年9月9日，即中央工作會議之前，李先念在黃城根北街9號院主持召開了討論經濟工作的務虛會。此次會議召開之前，李先念和鄧小平、陳雲多次商量會議主題。鄧、陳、李3人意見一致。陳雲特別關心這次會議，支持李先念開好這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李先念在談到改革開放時說：“目前國際形勢對我們有利，現在世界上的絕大多數國家都希望我國強大繁榮。歐、美、日等資本主義國家，經濟蕭條，要找出路。我們應有魄力、有能力利用他們的技術、設備、資金和組織經驗，來加快我們的建設。我們絕不能錯過這個非常難得的時機。自力更生絕不是閉關自守、不學習外國的先進事物。為了加快我們掌握世界先進技術的速度，必須加快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的速度，必須積極從國外引進先進技術設備。”李先念主持的這個會議，可以說，是十分民主的，與會人員暢所欲言，李先念也特別鼓勵大家在會上把自己的意見談出來。在這種民主氣氛中，有人就在會上談到了一個發人深思的問題：日本地少、人少、資源少，為什麼就比我們搞得好呢？於是大家圍繞這個問題進行了討論，討論中，大家一致肯定日本的管理經驗。據參加這次會議的李灝回憶：這次經濟務虛會雖沒有談論真理標准問題，也沒有涉及平反冤假錯案的問題，但是，就是這個會議，讓人們的思考轉向了經濟管理、體制和企業活力等問題上，為中央決定辦特區打下了基礎。可以說，這是中央工作會議之前的一個十分重要的會議。於光遠對此次務虛會的評價是：我們黨能夠正視經濟體制中的問題，重視改革，發韌於這次務虛會。而這次會議的成功召開，以及在這次會議形成的思路下，中央做出試辦經濟特區的決定，也滲透著陳雲的心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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