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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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弼時是中國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重要成員，他早年參加革命，為黨和人民的事業奮斗了一生，也為黨的群眾工作的開展、群眾路線的貫徹執行貢獻了一生。回顧任弼時有關群眾工作的思想和實踐，對於加強執政黨建設以及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教育，都很有幫助。
一、青年時代做青年群眾工作
1921年5月，任弼時赴蘇留學。臨行前他給父親寫信，表示了自己的遠大志向：“現今社會存亡生死亦全賴我輩青年將來造成福家世界，同天共樂，此亦我輩青年人的希望和責任。”1924年7月，國內急需干部，任弼時作為“在東大學習時間較長而有工作能力的黨員”，被派遣回國。這時他已經比較系統地學習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基本理論，確立了共產主義的信仰，還參加了共產國際的一些會議，兼任過俄語翻譯。
任弼時留學歸來，年僅20歲。他先是在上海大學擔任俄語教師，后參加地方青年團的工作及團中央宣傳委員會的編輯員，並參與籌備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此期間，他撰寫和翻譯了多篇文章，傳播馬列主義，加強青年團的理論宣傳工作，推動中國青年運動向前發展。
1925年1月，任弼時出席了青年團三大，當選為共青團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兼共青團中央局組織部主任。5月他代理團中央總書記，7月擔任總書記。這年5月，上海發生五卅慘案，任弼時領導青年參加五卅反帝愛國運動，由他署名代表共青團中央向各地團組織發出了一系列通告，其中特別強調在群眾運動中發展團的組織。5月29日，中共上海地委決定由任弼時、彭禮和、郭景仁、張蘊良、任作民五人組成“指導委員會”，指導國民黨上海市及江蘇省黨部的工作。同日，任弼時簽發共青團中央關於加強組織觀念為團體工作的通告，要求每個團員在團組織的分配下，參加實際斗爭，使團的工作“有系統地發展而能深入群眾”，特別是“代表一般受苦青年的利益”而奮斗，團員要認清責任。[1]
6月12日，任弼時簽發了共青團中央關於抓緊時機發展組織的通告，要求凡是沒有團員的學校、工廠，應借此次運動的機會在青年群眾中發展團員，“散播我們的種子”。[2]這是對共青團群眾工作的非常形象的說法。7月21日，任弼時又簽發通告強調：“全國群眾的行動中，實給我們以極好的發展機會，如果坐視過去，那就是我們極大的過錯。”[3]
經過艱苦努力，各地團組織在五卅運動期間得到迅速發展。到9月，全國青年團員總數達到了9000多人，並將三分之一的團員輸送給黨組織，壯大了黨的隊伍。
此后不久，中共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二次擴大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總結五卅運動的斗爭經驗和教訓，討論當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確立黨在革命高潮中領導工農群眾運動的方針，提出農民土地問題，決定在中央執委會之下必須設立軍事運動委員會。任弼時和張國燾、王一飛三人為軍事運動委員會的成員，著手擴大工人自衛軍，組織青年工人武裝。會議還強調團的工作要深入青年工農和學生群眾，發展壯大組織，重申青年學生的革命作用，指出黨和團在學生運動中的責任是指導學生的日常工作，獲得其信仰，“設法得到學生群眾的統一組織”。為此，共青團第三屆中央執委第一次擴大會議通過了關於團的目前任務、組織問題、政治宣傳工作、經濟斗爭和學生運動等決議案。決議指出：團組織的任務是深入群眾，關心群眾的切身利益，成為真正“能指揮引導廣大的青年工農和學生群眾”的組織，要在思想上與斗爭中去獲得青年工農群眾，指導他們為自己的利益而奮斗。
為了加強青年群眾的工作，同年10月25日，任弼時和惲代英聯名簽發共青團中央通告，指出根據團的三屆一次擴大會議決定，《中國青年》應完全改為共青團中央“真正爭斗的機關報”。為使刊物內容豐富而適合於青年群眾的需要，要求各地團委“責定專人起草”文章，內容包括：各地青工數量、經濟地位、組織教育情況及青工的特殊要求﹔反映學生的基本情況及政黨和宗教勢力在學生中的活動﹔報道各地工潮、學潮經過﹔描述各種派別及外界之形勢，加以適當的批評。同時要收集反映工運、學運及勞動童子軍開展各種活動的照片。
大革命高潮時期的斗爭實踐對任弼時是很好的鍛煉，能力與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除了注意在對群眾的宣傳過程中要從青年的實際情況出發，他還注意到思想理論上的斗爭。任弼時和惲代英於1925年11月27日聯名簽發的共青團中央關於思想理論斗爭的通告指出，五卅運動后，“革命的勢力固然發展強大，同時反動派（代表資產階級）亦因此而團結了他們的實力”與革命派斗爭。隨之，“必有一時期從實際的斗爭，移到思想和理論上的斗爭”。我們必須“從思想方面打倒敵人的勢力”，才能領導群眾，“在我們的旗幟之下達到完全的勝利”。不然，“為反動派所乘，使群眾有離開我們之危險”。因此，團的刊物一定要“民眾化”，報道各地斗爭，指導革命運動﹔同時還要整頓發行工作，以擴大出版物的影響。[4]
二、關注工農群眾的作用
任弼時雖然負責青年工作，但實際上許多青年是工人或者農民。因此，隨著黨的群眾工作的開展，任弼時也更多地關注工農群眾的工作。1925年8月11日，任弼時在第七十一號通知中提出，要“在工人群眾中，解釋此次罷工策略變更之意義，及開辟新的運動途徑之必要”。[5]10月30日，任弼時和惲代英聯名簽發共青團中央關於加強宣傳工作的通告，強調要努力宣傳“無產階級在國民革命中的領導地位，故必須極注意無產階級的組織與力量之發展”。[6]
11月6日，他又提出：“農民運動是黨與團的一種極重要的工作。佔人口全數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國農民，不僅在無產階級革命運動中佔有極重要的地位，就是在民族解放運動中也有極重大的作用。因此，在現在無產階級勢力及民族革命運動的發展中，我們在農民中的工作是非常吃緊！”[7]任弼時還檢查了青年團過去對於農民運動素少注意，同時客觀上也缺少做農民運動的可能和經驗，認為以后要抓住宣傳和組織農民的好機會。同時，任弼時清醒地認識到青年農民運動和農民運動的密切關系。在農民運動沒有完全發展的地方，當然還難進行單獨的青年農民運動。為使將來有做青年農民運動的可能，要極力注意在農民中進行普遍而廣泛的政治宣傳，組織農民協會，提出工農聯合的口號等。
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召開北京特別會議，再次強調黨的軍事工作，武裝工農群眾，同時加緊北方國民軍中的工作，使之逐步革命化，變成有力武裝。任弼時出席了會議。3月13日，任弼時在《中國青年》上發表《國民黨第二次大會的結果》一文，強調“我們的革命主力軍是工農群眾”。
為了反對反動軍閥勢力，任弼時還闡述了建立各階級群眾聯合戰線的思想，這就是將工農和其他一切革命群眾聯合起來，共同開展斗爭。1926年5月上半月，共青團中央發出通告（第一五四號）指出：北方政局“極反動”，為准備大反攻的力量，共青團要更加積極努力爭取群眾，“統一革命勢力及鞏固各階級群眾聯合戰線”，努力領導他們做各種本身利益的斗爭，在實際行動中去“獲得”群眾，擴大“革命的青年群眾的聯合戰線”。為此，各級團組織在經濟斗爭中“務必為青工提出特殊條件”，“使他們與工會關系更能密切”。這說明任弼時對青年工人的特別關注。
5月30日，任弼時在《中國青年》上發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過去的一年》一文，以事實說明，五卅運動以來，共青團在反奉、反吳、反段、反日出兵及三一八斗爭中，已成為“實際領導群眾站在前線指揮斗爭的組織”，一年來，共青團在斗爭中人數“擴大了三倍以上”，“團員中有百分之四十以上是最有覺悟的青年工人和農人”。唯有共青團是“真能代表民眾利益，肯犧牲而有群眾的青年組織”。
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任弼時在武漢出席了中共五大，並在大會上第一次當選為中央委員。5月16日，任弼時主持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閉幕式。會議通過大會宣言並選舉共青團中央領導機構。《宣言》指出：“今后學生活動的主要方針應是‘到群眾中去’——到農村中去！到軍隊中去！”[8]
任弼時重視工農運動，堅決反對黨內脫離群眾的右傾錯誤。1927年6月底，任弼時委托蔡和森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再次提交共青團中央“政治意見書”。主要內容是：（一）贊成共產國際訓令，領導農民起來沒收大中地主、豪紳、祠堂、廟宇及反動派的土地，反對由國共兩黨委員會擬訂辦法經國民政府頒布執行的主張﹔（二）處理國共兩黨關系時，無產階級應有獨立的政策與主張，尤須信賴群眾的力量，不應僅靠與上層領導談判來解決一切問題﹔（三）積極執行共產國際武裝工農的指示。陳獨秀看后“大發雷霆，碎之於地”。[9]
在8月7日召開的中共中央漢口緊急會議上，任弼時在發言中批評陳獨秀“僅僅作了上層的工作，而忘記了要以革命的力量來領導小資產階級”，“處處遷就小資產階級，使黨失去了獨立的作用”。在國共合作的北伐中，黨“不但未深入領導民眾，而且還要抑制群眾的爭斗”，以致“小資產階級的力量越大，民眾致遭摧殘，我們反失掉群眾”﹔“黨無土地革命的決心”，“未明白要土地革命才能引革命於新時期”﹔提出“現在黨要改變過去的錯誤原則，要實行，非有新的領導機關不可”。他主張土地革命。[10]在八七會議上，任弼時當選為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委員。
會后，任弼時於11月中旬主持共青團中央局擴大會議，貫徹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精神。瞿秋白、周恩來代表中共臨時中央作報告。會議確定團的主要任務是領導青年工農群眾參加斗爭與暴動，並在農村建立半軍事性的少年先鋒隊，致力於游擊戰爭與暴動，協助農民協會及農民委員會工作。會議還批評部分團干部存在的取消主義、先鋒主義和“第二黨”的錯誤傾向。同月，任弼時在《無產青年》第三期發表的《中國共產青年團中央局擴大會議的經過與意義》一文中指出：會議糾正了青年團工作的“危機”，明確團組織應加強對青年的政治工作，“切實在青年工農與兵士中做點艱苦的群眾工作”，強調以堅決、忍耐的精神做群眾工作是“中國革命的基本工作”。任弼時當時提出中國革命的基本工作是群眾工作的觀點，是非常深刻的。
針對大革命失敗后各地組織暴動連連失敗的教訓，任弼時認為，“各地暴動中最大的缺點，就是沒有廣大群眾的參加，群眾本身沒有組織，缺少暴動意識，失敗的主要原因也就在於此。這是我們不要忘記的教訓”。因此他提出，“組織群眾，引導他們在作日常的部分的斗爭中去培養群眾暴動奪取政權的意識，鞏固階級組織，是目前最緊迫的工作。若是不去注意群眾工作，隻憑主觀要暴動，硬把一切斗爭變成暴動，認為除暴動外沒有出路，組織與宣傳工農兵的工作隻有暴動中才有機會做，便是極大的錯誤，便是玩弄暴動”。[11]
1928年3月，任弼時被調到中共中央機關工作。4月至9月和李維漢、羅登賢一起主持留守中央的日常工作。這期間，他負責起草了中央關於黨的組織工作、城市工作和農村工作等多種重要文件，特別是他負責改定的《中央通告第五十一號——軍事工作大綱》，將地方區域性擴大工農武裝成立紅軍的正確原則、經驗及時推及全黨，成為中國共產黨成立以來第一份系統的軍事工作綱領。當然，在此期間他對黨的群眾工作也有很多的論述，如提出：“無產階級的政黨只是當它能夠獲得廣大群眾的信仰與擁護，隨時可以調動群眾起來斗爭的時候，方才能表現其偉大力量”[12]﹔提出拋棄武力脅迫的方式，而著重“說服”群眾的工作，當黃色工會有群眾的時候，必須加入到裡面去活動，以接近其群眾，領導他們作斗爭[13]﹔要建立城市工作的群眾基礎，“過去城市黨部因為沒有群眾工作的基礎，反動局面一來，便與群眾隔離起來，甚至有些縣委執行機關都建立在鄉村，幾乎放棄城市工作，或者是沒有能夠迅速地改變工作方式，運用工人統一戰線策略，打入群眾中去，隻憑借恐怖手段去威嚇群眾，當然不能產生什麼強有力的工人運動，黨也自然不能成為群眾中的領導核心”，須切實領導工人日常微細的斗爭﹔目前農村工作應當特別注意防止離開群眾、受農民意識支配的盲動主義傾向[14]，等等。在中共六大上，任弼時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
三、從黨性的高度來看待和群眾的關系
在抗日戰爭時期，任弼時從黨性的高度論述黨和群眾的關系，把和群眾建立密切的關系作為對每個黨員的黨性要求。他認為，為了加強黨的隊伍建設，必須加強黨員的黨性修養。而談到黨性修養，就必須弄清黨性的范疇究竟包括些什麼，究竟怎樣才能鍛煉出和培養成堅強的黨性。他進一步闡述，為了增強黨性，首先需要弄清幾個基本前提：第一，共產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無產階級的利益就是共產黨的利益。第二，共產黨員的黨性，就是無產階級最高度的階級覺悟和階級意識。第三，黨性是以黨員的思想意識、政治觀點、言論行動來做標志，來測量的。
任弼時認為，處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中的中國共產黨，經過長期的鍛煉，有了豐富的經驗，成為領導全國革命的政黨。但在黨的組織中、某些黨員身上，仍然存在著許多不良傾向和現象，因此要提高黨性、培養黨性、鍛煉黨性。而同群眾建立真正密切的聯系，也是其中的一項重要內容。任弼時指出：“我們的黨是為無產階級、為廣大勞動群眾謀利益的黨，是領導廣大群眾為自身求利益求解放而進行革命斗爭的黨。我們的黨是已經與群眾密切聯系起來的黨，而且仍然為與廣大群眾取得密切聯系而斗爭。我們黨的偉大力量就在於它與廣大群眾有密切的聯系，就在於它得到廣大群眾的擁護。所以，哪個黨的組織脫離了群眾，失掉了群眾，那就等於失掉了基礎，失掉了斗爭力量。哪個黨員脫離了群眾，那他對黨便減弱了自己的作用。可以說，少聯系一個人，便對黨減少一份力量。”“所以，與群眾建立密切的聯系，經常使我們黨的威信在群眾面前提高起來，使得廣大群眾信賴我們的黨，為我黨的力量的雄厚和增大而斗爭的精神，也是測量黨性的一個主要標志。”[15]
在論述和強調黨性與群眾有著密切關系的基礎上，任弼時還進一步論述了要向群眾學習，才能保証黨的領導正確，保証不脫離群眾的道理。他指出：黨的一切政策和決定是否正確，要看它是否符合於群眾的利益與群眾的要求，是否能夠得到群眾的擁護，是否能夠動員群眾積極起來去奮斗去實行。“而要這樣做到便必須使我們的領導經常面向著群眾，經常關心群眾的生活，善於去傾聽群眾的呼聲和了解他們的迫切需要，善於去總結群眾斗爭的經驗並找出其教訓與規律，再去指導群眾行動。這就是說，凡屬正確的領導意見，必須是從群眾中集中起來的，又向群眾中堅持下去的意見。我們隻有先向群眾學習，向具體事件學習，才能有辦法再轉而去指導群眾行動。群眾的創造力量是非常偉大的，隻要依靠群眾，任何困難問題都有辦法可以解決”。
任弼時批評有些同志所擬的計劃或決定，不是經過詳細的調查研究，不是從總結群眾實踐斗爭的經驗中產生的，常常是隻憑主觀，隻憑感想，隻憑書本去決定政策，自然要成為不切實際的空論。他們在執行上級的決定時，常常不善於根據當地情況去研究具體實現的辦法，而是簡單地用強迫命令的官僚主義辦法去完成。在執行過程中發生困難時，又常常是眼睛向上，等待辦法從上面降臨，自己完全失掉主動性和創造性。他們不知道隻要依靠群眾，隻要虛心向群眾學習，一切問題都有辦法解決。
任弼時指出：向群眾學習，對於解決理論與實踐的密切聯系，解決馬列主義的具體化與發展的問題也很有意義。學習馬列主義理論的目的，就是為了從這些學習中能夠得到方法，得到經驗，去幫助我們解決實際問題。因此，在一切實際工作中，要避免盲目地摸索與亂闖，便必須善於向群眾學習，善於去總結群眾斗爭經驗，找出其教訓與規律。當著抓到了規律后，便使我們的行動由盲目的變為自由的，有明確的方向，並按一定的計劃前進。所以，把群眾分散的無系統的意見，化為集中的系統的意見，把群眾盲目的實踐，變成自覺的有目的的行動，這就是有理論指導的實踐。這就真正使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真正使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真正使馬列主義具體化、中國化，並有新的發展。[16]
是否向群眾學習，也關系到有無群眾觀念及黨性純否的問題。因為我們的革命絕不是為著個人的利益，個人的名譽地位，而是為著基本群眾謀解放。所以，在一切工作中，都要從照顧群眾的利益出發，從照顧群眾的經驗出發，從依靠群眾的力量出發。要密切黨與群眾的聯系，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與群眾融成一片。這就是我們所要求每個黨員應有的群眾觀念，同時也是每個黨員有無黨性的起碼條件。反之，是站在群眾之上，去強迫命令，因此必然脫離群眾、必然產生官僚主義、必然做不好工作。
四、要轉變領導作風，反對官僚主義
1943年1月7日，任弼時在講到領導方法和領導作風時，明確提出要轉變領導作風、反對官僚主義的問題。他一方面肯定邊區黨政軍民各種組織，對於領導戰爭動員工作是比較有經驗的、熟練的﹔另一方面也認為，很多地方的工作還是老一套的方法和作風。這些“老一套的方法和作風，不但辦理不好許多細膩的、經常性的事情，而且使老百姓感覺到今天的黨政軍民各組織，都只是動員，只是向他們要東西，還不如蘇維埃革命時代，打土豪、分田地，黨政軍民各組織直接給了他們許多利益。兩相比較，老百姓對於黨政軍民各組織的關系，自然沒有從前那樣親密。如果長此繼續下去，我們就會脫離群眾的”。而造成這種情形最根本的原因，便是抗戰以來，邊區的環境變化，任務也變化了，而許多干部還沒有認識清楚它，還沒有抓緊當前的中心工作，轉變領導作風，卻仍然繼續採用老一套的辦法，這就需要“今后來一個大大的轉變”。[17]
任弼時看到，在領導作風上，不論是黨政軍隊還是群眾團體，都存在著一個相當普遍的嚴重缺點，就是“黨所決定的正確政策，有些地方不能貫徹下去，不能保証這個政策百分之百的實現”。這種情形，固然與過去黨內思想上的不完全一致，同時和干部的文化水平太低多少有些關系。“但是，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必須指出，就是官僚主義傾向在那裡作怪”。[18]
任弼時分析官僚主義傾向的各種表現，如制定工作計劃之前沒有經過詳細的調查研究，而是憑著自己腦子裡的想當然﹔對上級的指示和決定，沒有認真研究，更談不上定出具體執行的辦法﹔在執行某種決定，進行某種工作時，不很好地採取說服教育的方法向群眾作解釋，而是濫用攤派和強迫命令的辦法﹔有計劃也是擺樣子，不去組織執行，形成一種文牘主義、形式主義。總而言之，這種官僚主義傾向也是主觀主義的一種具體表現，其根本原因，就在於與群眾脫節，不是真正關心群眾，不是把群眾中所發生的問題、所迫切急需解決的問題，提出來用具體的辦法加以解決。[19]
五、重視和開展群眾工作的特點
任弼時有著強烈的群眾觀念，對於群眾工作有著創造性的思想和實踐特點。
一是對黨無限忠誠，為黨工作完全出於自己的“覺悟性、自動性和積極性”，包括開展群眾工作在內。任弼時曾經在1943年講道：“二十二年來，我黨已發展成為領導中國革命的大政黨，成為今天團結全民族堅持抗戰的核心，成為全國一切民主進步力量的支柱，成為廣大民眾爭取解放和勝利的旗幟。我們今天慶祝黨的偉大發展，同時也感到自己責任的重大。我們要加強責任心、自信心與創造能力。”[20]正是從這種責任心、自信心出發，任弼時始終重視群眾工作，並在工作中有所創新。
二是注意總結經驗，學習正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1943年6月，任弼時在為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22周年撰寫的文稿《共產黨員應當善於向群眾學習》中提出，馬列主義在中國已經具體化、中國化，並有了新發展，表現就是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已經“創造了一套指導中國革命的理論和策略”。任弼時分析說：“我黨領袖毛澤東同志之所以偉大，所以高明，所以領導正確，就在於他能夠虛心向群眾學習。”“毛澤東同志的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最大的特點，就是他的強烈的群眾觀念，他的虛心向群眾學習的態度。他使理論與實踐統一，學習與工作一致。他使馬列主義具體化、中國化，同時使群眾的斗爭脫離盲目性、自發性，成為自覺的運動。”[21]在整風學習中，每個黨員，特別是每個干部，都要努力學會掌握毛澤東的這種思想方法與工作方法，糾正自己“三風”不正的一切缺點，使全黨在思想上、組織上更加統一與團結，使我們與群眾的聯系更加密切。這樣，我們便能領導中國革命走向勝利。任弼時從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角度來分析向群眾學習的問題，這對黨員干部樹立正確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很有幫助。
三是強調共產黨員應當善於向群眾學習。任弼時認為，為了密切黨和群眾的關系，必須特別強調善於向群眾學習的問題。他指出：“我們每個黨員是否能照這樣去做，絕不是一個可以自由隨便的問題，而是有關黨的領導是否正確，是否不脫離群眾的問題﹔有關理論與實踐能否密切聯系，馬列主義能否具體化與發展的問題﹔有關我們有無群眾觀念及黨性純否的問題﹔有關我們是否真正向毛澤東同志學習，掃除自己‘三風’不正的殘余的問題。”[22]延安整風運動主要是針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也是為了更加密切黨與群眾的聯系。
四是提出要注意領導方法的學習。做群眾工作的人，不是黨員就是黨的干部，因此要掌握正確認識問題與解決問題的方法。任弼時認為，當時中共中央通過並發出的《關於領導方法的決定》，是毛澤東幾十年來在領導方法上的經驗結晶，是一個有重大歷史意義的文件，每個黨員特別是每個干部，都必須反復鑽研，去把它弄通，去糾正我們領導作風中存在的一些嚴重的脫離群眾的傾向。
[1][2][4][6][9]《任弼時年譜（1904—1950）》，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第39、40、53、50、73頁。
[3][5][7][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任弼時選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4、16、17、30-31、39、47、54、55-63、236-237、303-304、277-278、285、286-287、301、301-305、301-302頁。
[8]共青團中央青運史檔案館編：《中國共青團歷次全國代表大會概覽》，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年版，第103頁。
（作者單位：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 北京 1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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