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抗戰團結的象征之地【2】

中共南方局發揮的重要作用

抗戰時期，紅岩村周恩來辦公室的燈光經常徹夜不熄，南方局常委會也常在此召開（資料圖）

中共中央南方局、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舊址（資料圖）

在1938年召開的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期間，為適應相持階段后的新形勢，加強黨對黨在國統區的工作和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領導，更好地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鞏固與發展，堅持抗戰到底，全會根據中央政治局的提議，作出撤銷中共中央長江局，在重慶成立中共中央西南局（后改稱中共中央南方局），具體負責領導四川、雲南、貴州、湖北、湖南、廣東、廣西、江蘇、江西、福建、香港、澳門等省區和海外等地黨的工作的決定。

為貫徹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決定，原駐武漢的中共中央長江局、八路軍駐漢辦事處、《新華日報》、《群眾》周刊等中共機構大部人員，於1938年秋隨國民政府西遷相繼赴渝。10月25日，《新華日報》在武漢停刊的同時在重慶復刊出版，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隨后在重慶正式建立。12月中旬，肩負重責的周恩來輾轉湖南、廣西等地到達重慶，他一面與國民黨最高當局聯絡會商，一面著手中共中央西南局的籌備工作。

1939年1月5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西南局成員名單。即周恩來（中央軍委副主席、原長江局副書記）、博古（中央政治局委員、原任長江局組織部部長）、凱豐（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原任長江局宣傳部部長）、張文彬（時任廣東省委書記）、徐特立（時任八路軍高級參謀）、吳玉章（中央委員）、葉劍英（八路軍參謀長、原任長江局委員）、廖承志（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主任、中共香港統戰委員會書記）、吳克堅（《新華日報》總編輯）、鄧穎超（原任長江局婦女委員會委員）、劉曉（時任江蘇省委書記）、高文華（時任湖南省委書記）、董必武（中央委員、原任長江局委員），共13位委員組成。

1月13日，中共中央根據周恩來等人的建議，同意改中共中央西南局為中共中央南方局（簡稱南方局），又鑒於13位委員常不在一地，決定以周恩來為書記，以周恩來、博古、凱豐、吳克堅、葉劍英、董必武為常委，並明確了江西、上海工作歸南方局管。16日，南方局向中央報告領導干部分工情況。至此，南方局在重慶正式成立，並開始全面領導四川、貴州、雲南、廣西、廣東、湖南、湖北（江南部分）、江西、江蘇、香港、澳門以及東南亞等海外地區中共黨組織，以及華南、西南地區的人民抗日武裝斗爭。

與武漢時期不同，在重慶不再有常駐的公開的中共代表團。但是，周恩來、博古、董必武、葉劍英等南方局主要負責人仍以中共代表的公開身份，與國民黨代表和有關當局談判，與各界人士交往。貫徹執行中共中央路線方針政策，維護國共合作抗戰大局，鞏固發展統一戰線，堅持團結抗戰到底，是南方局的首要任務，也是貫徹始終的工作。

1939年1月，與南方局同時在重慶成立的還有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簡稱重慶八辦），錢之光任處長。重慶八辦又兼新四軍駐重慶辦事處，任務是負責八路軍、新四軍與國民黨政府軍事當局之間的軍事聯絡，辦理八路軍、新四軍的后勤供給事務以及動員大后方民眾抗戰。南方局與重慶八辦的關系非常緊密，南方局是中共中央派駐國民黨統治區的秘密領導機關，重慶八辦是經國民黨當局允許設立的公開合法機關，南方局即以辦事處的辦公機構為依托，秘密設立於重慶並領導重慶八辦工作：

南方局及其所屬機構，承擔著溝通和改善兩黨、兩軍關系，加強共同對日作戰的使命。為此，南方局通過重慶八辦為維護國共合作抗戰大局主要做了3方面的工作。

一是負責分別向中共中央軍委、八路軍總部、新四軍軍部和國民政府軍委會呈轉關於對日進軍的行動方向，作戰計劃、方案，兩軍協同作戰意見，以及有關命令、報告等。抗戰期間，八路軍、新四軍對日重大軍事行動，事先都要向國民政府軍委會報告。例如：八路軍、新四軍在冀魯豫、冀南、華中等地的軍事行動，華北八路軍發動的“百團大戰”等，在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做出方案后，即電告南方局，再由重慶八辦呈報國民政府軍委會批准或備案﹔抗戰時期，國共兩軍是分區作戰，但為了聯手打擊日軍，國民政府軍委會有時也要求中共軍隊執行某一作戰任務，或配合某部國民黨軍隊作戰。這些作戰命令和要求，不論是出自蔣介石還是出自軍委會某部，基本上都以書面形式發送重慶八辦或周恩來、葉劍英，由他們負責轉達。

二是負責向國民政府軍委會呈送中共軍隊抗擊日、偽軍的戰報。國民政府軍委會為了解整個戰場情況，要求國民革命軍各部隊在每次對日作戰后，都要把作戰時間、地點、參戰部隊、作戰經過、戰績、損失以及敵情狀況等以戰報形式呈送軍事統帥部。八路軍、新四軍在戰斗后都按照要求寫出戰報，通過重慶八辦及時轉報國民政府軍委會。重慶八辦把做好戰報轉呈工作，作為增進國共兩黨、兩軍相互了解，消除隔閡，堅持團結抗日的一個重要方面，並一直予以重視。1940年八路軍發動“百團大戰”期間，蔣介石就通過重慶八辦呈送的戰報及時了解“百團大戰”戰績，並給予八路軍嘉獎，使國民黨對八路軍對日作戰能力有所了解﹔“中條山戰役”期間，國民黨頑固派誣蔑中共軍隊“游而不擊”，不配合國民黨軍作戰。周恩來即以八路軍大量戰績予以嚴正駁斥，制止了頑固派的誣蔑，使兩軍間沒有因無中生有的攻擊導致互相動武殘殺。

三是在兩黨、兩軍之間負責有關情報的中轉。國共兩軍合作抗擊日、偽軍，除相互的軍事配合外，還保持著雙方之間日、偽軍情的交換。抗戰中，中共方面搜集的各種日、偽軍情報，經過查實之后都一並電告南方局，由南方局、重慶八辦軍事組分別呈報國民政府軍委會或有關部門。國民政府軍委會也把其編制的《敵偽廣播》《敵情通報》等送發重慶八辦。重慶八辦軍事組再將軍情分類電報中央軍委、八路軍總部、新四軍軍部以及中共領導的抗日游擊隊。這種情報的交換，是國共兩黨兩軍合作抗日的又一表現，在整個抗戰期間，重慶八辦很好地發揮了中轉站作用。

南方局和重慶八辦承擔的這些任務，是中國共產黨維護國共合作抗戰大局的具體體現，圍繞此開展的工作和付出的努力都充分顯示了中共從民族利益出發，排除黨派之爭，堅持抗戰團結的誠意。雖然，在這一過程中，國民黨頑固派給這種合作設置了種種障礙。但是，南方局、重慶八辦卻始終能相忍為國，堅持不做有礙兩黨、兩軍團結，有損民族大義的事。

應該說，在整個抗戰期間，通過南方局的努力，國共兩黨、兩軍之間有限范圍內的合作，對維護國共合作局面，推動抗戰是起了積極作用的。

（作者單位：中共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