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共抗戰團結的象征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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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戰爆發后，面對空前的民族危機，國共兩黨以民族利益為重，再度攜手，共克時堅。隨著國民政府遷都重慶，各派政治力量相繼匯集重慶。從抗戰相持階段至抗戰勝利結束，重慶不僅是中國的戰時首都，也是第二次國共合作的象征地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要政治舞台。

歷史風雲際會於此，而重慶，適逢其時，責無旁貸……

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周恩來等6人組成南方局常委的電報（資料圖）

南方局領導人在重慶合影。后排右起：周恩來、博古、葉劍英﹔前排右起：林伯渠、徐特立、董必武（資料圖）

抗戰相持階段到來后的國共合作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國主義者以制造盧溝橋事變為起點，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不久，日軍進攻上海，淞滬抗戰爆發，戰火在中國南北大地同時燃起，中華民族面臨生死存亡的最后關頭。在此危局下，中國國民黨接受中國共產黨合作抗戰主張，兩黨捐棄前嫌，停止內戰，共赴國難，實現第二次合作，並形成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此后，國共兩黨軍隊在正面和敵后兩個戰場配合作戰，使抗日烽火燃遍大江南北。雖然國共合作抗戰的實現，使中國歷史掀開了新的一頁，然而此次合作沒有共同綱領，故潛藏著天生缺陷，由此決定了中國共產黨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局面的艱巨性。

1938年10月，日軍攻佔武漢，國民政府被迫遷往重慶。雖然，此時日軍侵佔了華北、華東、華中和華南等地的主要中心城市以及沿途的鐵路、水路主要交通線，給中國人民造成了巨大災難，但是在中國軍隊的英勇抗擊下，日軍“三個月內滅亡中國”的圖謀已歸於失敗。隨著侵佔地域的擴大和戰線的拉長，以及防備蘇聯並顧及在太平洋與美英的戰略爭奪，日軍已難以繼續擴大戰線，中國抗日戰爭由此從戰略防御轉入到戰略相持階段。

進入相持階段后，日本開始對其侵華戰略做出重大調整：一是對國民黨的戰略從以軍事進攻為主，政治誘降為輔，轉變為以政治誘降為主，軍事進攻為輔，企圖誘使其妥協投降﹔二是對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新四軍加大軍事打擊，對敵后根據地加緊圍剿﹔三是積極在淪陷區扶植地方漢奸、偽政權，以圖“以華治華”。在這種背景下，國內政治局勢隨之發生逆轉，突出表現是國民黨內汪精衛集團叛國投敵，以及蔣介石為代表的國民黨頑固派日益顯現出的反共傾向。

1938年秋，即武漢淪陷期間，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六屆六中全會，在正確總結抗戰以來的經驗、科學分析抗戰新特點的基礎上，為克服因抗戰相持階段到來后國共合作可能出現的分裂危險，會議就進一步發展全民族團結抗日的良好局面進行了認真研究。在會議通過的《政治決議案》中，明確提出“國共兩黨合作抗日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礎，是抗戰建國大業完成與勝利的保証”，強調“在現時條件之下，解放中國人民的唯一道路，就是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這些鮮明政治主張，充分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從中華民族的長遠和根本利益出發，維護國共合作，堅持抗戰到底的堅定政治意志。

實際上對中國抗日戰爭發展階段，國共兩黨有大致相同的戰略判斷。1938年5月，毛澤東在《論持久戰》中就認為中國的抗戰必是持久戰，要經歷戰略防御、戰略相持和戰略反攻3個階段，才能取得完全勝利。對於這一相持階段，蔣介石則稱為“第二期抗戰”。武漢淪陷當天，他在湖南衡陽召開的軍事會議上提出中國已進入第二期抗戰，並認為此階段的抗戰，要政治重於軍事，民眾重於士兵，游擊重於正規，以達“轉守為攻”的目的。但是，從國民黨的本意來講，則是力圖於此階段中在繼續抗戰的同時，騰出手來解決共產黨的問題。因為，隨著全面抗戰的展開，中國共產黨不僅影響迅速擴大，其領導的抗日武裝也發展迅猛。對此，蔣介石已漸有“如芒刺在背”之憂，更加堅持他的一個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的方針，企圖在合作抗戰過程中從政治上、組織上溶化共產黨。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國民黨召開了五屆五中全會，根據抗戰形勢的變化，確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針，隨后制定了《防制異黨活動辦法》《共黨問題處置辦法》等秘密反共文件，且明確在各級黨部設立反共的“特別委員會”等反共措施。這次會議實際上成為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政策從重點對外（抗日）到重點對內（反共）的轉折點，在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確立的“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政策的影響下，國共合作抗戰局面隨時面臨危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