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二八事變與淞滬抗戰

1932年初，日本帝國主義為了轉移視線、減輕其侵佔中國東北的國際壓力，加緊在中國最大的城市上海制造事端，點燃了新的侵略戰火。

（一）一·二八事變

日本侵犯上海，也和進攻東北一樣，事前進行了精心的策劃和周密的准備。1932年1月5日，日本關東軍的高級參謀、九一八事變的策劃者之一坂垣征四郎大佐，從中國東北飛回日本東京，向裕仁天皇和日軍參謀部報告侵佔中國東北的情況，隨后參與制訂在上海發動戰爭的計劃，並從東京給日本駐上海公使館陸軍輔助武官田中隆吉發出如下電報：滿洲事變按預計發展，“請利用當前中日間緊張局面進行你策劃之事變，使列強目光轉向上海”。田中隆吉在戰后的供詞中曾這樣供出日本當局策劃上海事變的真相：“日本人想使滿洲獨立起來，可是，外國方面非常麻煩。於是，關東軍高級參謀坂垣征四郎上校打了一個電報給我：‘外國的目光很討厭，在上海搞出一些事來！’就是說打來電報，叫把外國的目光引開，使滿洲容易獨立。這樣，就送了二萬日元來。”（〔日〕東京廣播電台第十二頻道報道部編：《証言·我的昭和史》第1卷，1969年版，第172—174頁﹔轉引自軍事科學院軍事歷史研究部：《中國抗日戰爭史》上卷，解放軍出版社1991年版，第178頁。）

田中隆吉接到坂垣征四郎的電報后，立即與漢奸、日本特務川島芳子（本名金碧輝）密謀，決定借反日情緒較強的上海三友實業社之手，殺死日本蓮宗和尚，制造事端，引發中日沖突。

1932年1月18日下午，在川島芳子指使下，上海江灣路妙發寺日本和尚天崎啟升、水上秀雄等5人，來到馬玉山路三友實業社總廠外，觀看廠內工人義勇軍操練，並故意向義勇軍投擲石塊挑舋，隨即引起沖突，發生“互毆”。事后日方聲稱有一名受傷和尚死於醫院。田中隆吉等人乘機竭力擴大事態。1月20日晨，田中隆吉指使日本憲兵上尉重藤千春指揮上海的日本青年同志會暴徒32人，襲擊三友實業社，焚燒三友毛巾廠，砍傷用電話報警的守衛巡捕。接著，他們又與急忙趕來的公共租界華捕發生沖突，戳傷華捕3人。

當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動上海的日僑集會，並向日本駐上海的領事館及海軍陸戰隊請願，吁請立即增兵，並要求採取強硬手段。集會后，他們沿街挑舋，搗毀中國商店，毆打行人。日本暴徒的挑舋，激起上海全市工人和市民的極大憤怒。1月20日下午，上海各抗日團體紛紛發表抗日宣言，要求逮捕凶手，並要求日方保証以后不再發生類似事件。21日，上海各大報紙均在顯要位置登載了日本人放火燒毀三友毛巾廠的消息。

日本暴徒肇事后，日本駐滬總領事村井倉鬆竟於12月1日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書面抗議，並提出四項無理要求：（一）市長向總領事道歉﹔（二）逮捕處罰凶手﹔（三）賠償醫療費用及撫慰金﹔（四）取締排日活動，解散上海抗日救國會及各種抗日團體。

對日本方面的四項無理要求，上海各界民眾怒不可遏，紛紛敦促南京國民政府、上海市政府予以嚴詞駁復，並要求對日絕交，勿為其武力所脅迫，表示全體市民誓死甘為后盾。對民眾的嚴正要求，南京國民政府表面上加以應付，實際上仍繼續採取對日妥協的政策。1月27日，上海市長吳鐵城接受日本總領事的要求，同意取消各界抗日救國會，並於深夜11時密令公安局、社會局派員會同各區所，將上海救國會及其浦東、吳淞、楊樹浦、曹家渡等6處分會一律查封。兩局奉令后，於28日凌晨開始執行，5個小時后查封完畢。但日本領事對上海市政府取消各界抗日會的措施並不滿足，堅持“非將凡有抗日字樣之各種團體一律解散不可”。

28日下午3時，吳鐵城表示完全接受日方的要求。但是，日方的真意是制造借口，挑起戰端，所以，雖然吳鐵城妥協，日仍不罷休。當日20時30分，日本駐上海海軍艦隊司令官鹽澤幸一少將，又發出新的通牒，進一步要求中國的第十九路軍立即退出閘北。日軍唯恐中國當局收到通牒后立時接受其要求，而失去進兵的借口，故通牒剛一發出，就著手採取行動。當晚11時30分，當鹽澤幸一的通牒尚未遞到上海市政府時，日本海軍陸戰隊的2000余人，已經按預定計劃向閘北發動進攻，震驚中外的一·二八事變發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