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
西安事變發生后，在國內外引起了強烈而復雜的反響。南京國民政府陷入一片混亂。軍政部長何應欽等人，極力主張“討伐”張學良、楊虎城。他們調動陝甘寧綏豫等地中央軍准備進攻西安，並派數十架飛機飛臨西安上空偵察示威，准備進行轟炸，並電邀親日派頭子汪精衛從意大利返國。以宋子文、宋美齡為首的一派，為保全蔣介石，主張用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積極謀劃營救蔣介石的方法。國民黨的地方軍事領袖人物和中間階級的眾多人士中，少數人表示完全支持張、楊，大多數人贊成抗日，但擔心張、楊的行動會引發更大的內戰，因而對張、楊表示不支持。他們主張消弭內亂、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幾乎一致地要求恢復蔣介石的自由。
當時各國的態度也極其復雜。日本政府宣稱張、楊已經“赤化”，聲明它不能坐視南京政府同西安妥協，極力挑動中國擴大內戰，以便實現其滅亡中國的野心。英美力求維持蔣介石的統治，以免南京政府完全為親日派控制，並認為在這種前提下，不妨同共產黨採取某種形式的合作，以便對付日本。蘇聯希望同南京政府改善關系，支持中國抗日，但對事變的性質作了錯誤的估計。《真理報》、《消息報》連續發表社論和評論，表示盼望事變能早日得到和平解決，同時卻違背事實地指責張學良、楊虎城與親日派有密切關系，認為此次事變是日本在中國的新陰謀。
張學良、楊虎城以非常的軍事行動押扣蔣介石，事先並沒有同中共進行任何商量。但是，他們指望中共對他們的愛國正義行動予以全力支持，並協助他們解決捉蔣后的復雜問題。因此，事變一發動，張學良要劉鼎一分鐘也不耽誤，立刻向中共中央發報。電文說：“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其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張學良在連續給中共中央的電報中，還轉告了他們在通電中所提出政治主張，以及要求中共中央立即派代表團來西安，共商救國大計。
12月12日，中共中央收到張學良關於發生西安事變的電報后，立即作了緊急處置。一面急電張學良，要求証實來電的可靠性，並建議張學良和楊虎城，立即將東北軍主力調集西安平涼一線，第十七路軍主力調集西安潼關一帶，紅軍擔負在北面鉗制胡宗南等部的任務﹔一面致電共產國際執委書記處，報告張學良來電的有關情況。同時，提議派周恩來趕赴西安與張、楊共同協商大計。
13日，由張聞天主持，中共中央召開西安事變后首次緊急會議。毛澤東、周恩來、張聞天等都認為事變是革命的，推動抗日的，是“開始揭破民族妥協派的行動”，將會“向著全國性的抗日方向發展”，表示擁護張、楊的愛國主張，對妥協派（南京國民政府中蔣介石代表的一派）要爭取、分化、孤立，還提出要推動國民黨黃埔系、CC派、元老派和歐美派積極抗日﹔要鞏固西北三方的聯合，並要在抗日援綏的原則下，與山西閻錫山、四川劉湘、西南桂系聯合﹔要深入發動群眾，以群眾團體名義歡迎各方代表到西安參加救國會議。會議針對內戰一觸即發的危險局勢，決定採取不與南京對立的方針，“盡量爭取南京政府正統”，不組織與南京對立的政權，“軍事上採取防御，政治上採取進攻”。會議強調：“把抗日為最高旗幟”，依靠黨的原則正確冷靜地處置，確定中共的方針是要“把局部的抗日統一戰線，轉到全國性的抗日統一戰線”。會議還決定中共中央暫不發表宣言。由於事變是突發事件，一時難以了解全面情況，會上也有人提出了“除蔣”、“審蔣”的主張，但會議總的基調是不把反蔣與抗日對立起來，從而為中共最終確定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奠定了基礎。
同日，中共中央致電共產國際執委書記處，指出張學良等人的行動是完全帶有革命性的，並要求共產國際：（一）在世界輿論上贊助紅軍、東北軍和西北軍的抗日義舉﹔（二）爭取英、美、法三國贊助中國革命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三）蘇聯大力援助中國。同日，毛澤東、周恩來致電張學良，指出“隻有將全部行動基礎置於民眾之上”，西安起義才能勝利﹔表示若胡宗南、曾萬鐘、關麟征等部向南壓迫，“紅軍決從其側后配合兄部堅決消滅之”﹔說明“恩來擬來西安與兄協商爾后大計”，請派飛機到膚施接周去西安。
在此期間，中共中央根據對西安事變情況的進一步了解和全國事態的發展，認真研究了促使事變向著推動國民黨當局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方向發展的方針、措施，並於14日發出《西安事變后促動南京政府停戰抗日運動的方針辦法》，明確指出應發動群眾要求南京政府接受張、楊的八項抗日要求，停止內戰，援綏抗日及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解決救亡大計﹔在各地組織停止內戰促進會等團體，以促使南京政府停止內戰、走向抗日﹔堅決反對親日派的降日賣國和策動內戰的陰謀等。中共中央還要求各地注意，在所有這些活動中，“不要同南京處於對立地位，仍應採取督促與推動他們中的抗日派及中間派走向抗日的方針”。這表明，中共中央在事變后堅持與中國國民黨聯合抗日的立場，堅持了反對內戰、爭取國內和平的主張﹔提出了和平解決的正確方針，與張、楊的主張是一致的。
15日，中國共產黨為了公開表明自己的立場和主張，以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15位紅軍高級將領的名義發出了《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表明了中共堅持反對內戰、要求和平解決事變、與中國國民黨共赴國難的嚴正立場。
在西安事變爆發后出現的復雜局勢面前，中共中央應張學良、楊虎城的邀請，於12月14日決定派周恩來、葉劍英、秦邦憲、李克農等人前往西安。15日清晨，周恩來等18人身負重任，由保安動身，17日下午抵達西安，周恩來立即與張學良晤商。周恩來對張學良高度的愛國熱忱和勇敢決斷的精神，表示欽佩。張學良則向周恩來介紹了幾天來的情況和處理事變的意見。經過縝密計議兩人決定：軍事上，紅軍加入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組成的西北抗日聯軍，張學良則希望葉劍英參加參謀團，三軍統一指揮。這使“三位一體”不僅在政治上，而且在軍事上融為一體，鞏固了三方的團結。政治上，雙方同意在逼蔣介石允諾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前提下，保証蔣介石的安全，釋放他回京領導抗日。這既可借蔣的權威壓服南京討伐派，防止干戈再起﹔又可達到事變發動時提出的“促蔣反省”、共同抗日的目的。雙方還商定了與南京談判的五項條件：（一）立停內戰，中央軍全部開出潼關。（二）下令全國援綏抗敵。（三）宋子文負責成立南京過渡政府，肅清一切親日派。（四）成立抗日聯軍。（五）釋放政治犯，實現民主，武裝群眾，開救國會等。
18日上午，周恩來由張文彬陪同前往拜訪楊虎城。中共代表團還對張、楊所部將領與中下層軍官做了大量工作。這樣，三方在逼迫蔣答應抗日后和平解決事變的問題上達成了一致意見。
面對西安事變后出現的錯綜復雜的局勢，中共中央全面研究了國內外的動態，冷靜地分析了事變可能導致的兩種結局：或由此爆發新的內戰﹔或逼蔣抗日，結束內爭，共同對外。為了爭取后一種前途，避免前一種惡果，中共中央於12月18日發出《關於西安事變致國民黨中央電》，提出：在蔣介石答應聯合抗日后，保蔣安全，進而聯蔣抗日。電文尖銳地指出：“貴黨果欲援救蔣氏，則決非調集大軍討伐張、楊所能奏效”，“武力的討伐，適足以杜塞雙方和解的余地”﹔“為國家民族計，為蔣介石個人計”，國民黨應毅然採取以下措施：（一）召集全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抗日救國代表大會，決定對日抗戰，組織國防政府抗日聯軍。（二）將討伐張、楊與進攻紅軍的中央軍，全部增援晉綏前線，承認紅軍、東北軍及十七路軍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內戰、一致抗日。（四）開放人民抗日救國運動，實行言論、集會、結社的民主權利，釋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愛國領袖。（五）實行孫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中共中央表示相信，如果中國國民黨果能實現上述全國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國家民族從此得救，即蔣氏的安全自由當亦不成問題”。
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周恩來，主張爭取與蔣介石、陳誠等談判。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又在軍事上作了以紅軍主力協同東北軍、西北軍，准備迎擊“討逆軍”進攻的周密部署。當時“討逆軍”所屬東路集團軍的兵力已近10個師，其中5個師已進到潼關、華縣，從東面直迫西安，西路集團軍的兵力也達10個師，擬向天水、隴西集中，爾后經寶雞、鳳翔協攻西安。經以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代表團同張學良、楊虎城反復磋商，三方於12月21日共同決定：集中紅軍、西北軍和東北軍主力，釆取誘敵深入方針，在西安以東地區同劉峙決戰﹔以一部兵力抗擊和鉗制西路軍顧祝同軍。
同日，中共中央書記處再電周恩來，指出在西安工作應“扶助左派，爭取中派，打倒右派，變內戰為抗戰”﹔要周與張、楊共同“爭取蔣介石、陳誠等與之公開談判”﹔提出了實現和平的五項條件：“（第一）南京政府中增加幾位抗日運動之領袖人物，排除親日派，實行初步改組。（第二）取消何應欽等之權力，停止討伐，討伐軍退出陝甘，承認西安之抗日軍。（第三）保障民主權利。（第四）停止剿共政策並與紅軍聯合抗日。（第五）與同情中國抗日運動之國家建立合作關系。（第六）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証時，恢復蔣介石之自由，並在上述條件下贊助中國統一，一致對日。”中共中央的電報囑咐周恩來：“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証時，恢復蔣介石之自由，並在上述條件下贊助中國統一，一致對日”。電報最后要周以“共產黨代表資格”，公開與蔣介石、陳誠、宋子文等談判調停。
中國共產黨解決西安事變的方案，實際上恰與張學良不謀而合。逼蔣抗日，乃是張學良此次發動“兵諫”的初衷。扣蔣以后，他一再表白，隻要蔣介石接受八項主張，就擁護他做抗日領袖。因此，當他了解中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后，對共產黨這種置國家、民族大局於個人恩怨之上的深明大義的立場，感到由衷的欽佩。
12月23日，各方代表在張公館西樓開始談判，討論釋放蔣介石的條件。宋子文代表南京方面，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代表西安“三位一體”。當天上午，談判開始后，周恩來提出中共及紅軍的主張：（一）停戰，撤兵至潼關外。（二）改組南京政府，排逐親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釋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權利。（四）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共產黨公開活動（紅軍保存獨立組織領導，在召開民主國會前，蘇區仍舊，名稱可加上抗日或救國）。（五）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六）與同情抗日國家合作。周恩來闡述了提出這些條件的理由﹔同時說明，如果國民黨能接受並保証實行上述諸項，中共將贊助蔣介石統一中國、一致對日。宋子文表示他個人同意這些條件，但要轉告蔣介石最后酌定。
當日下午，宋子文、張學良、楊虎城、周恩來繼續談判。宋先就6項條件提出實施意見。他提議先組織過渡政府，3個月后再改組為抗日政府，並就過渡政府的人選交換了意見，擬推薦孔祥熙任行政院長，宋子文為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各部部長進行適當調整。周恩來提議宋慶齡、杜重遠、沈鈞儒、章乃器等入行政院，張、楊也推薦了幾位部長人選，原則上取得了一致意見。宋子文還提議，由蔣介石下令撤兵，即送其回南京，以主持全國政事，回京后再釋放“七君子”。張、楊堅持中央軍先撤出潼關，愛國領袖先釋放，蔣再回南京。張、楊、周還提出：在過渡政府時期，西北聯軍先成立，由張學良領導，先進行抗日准備，南京政府負責軍需接濟。宋子文答應將此事轉告蔣。最后，周恩來提議，在蔣介石同意上述辦法下，他可以直接與蔣討論各項問題。宋子文說，可先與宋美齡談，他力主和平、抗日。這天談判結束后，周恩來立即將談判的主要內容電告中共中央。電報表示：如同意這些原則，他將以全權代表與蔣介石談判。電報還請示中共中央在何種條件下允許蔣回南京。
12月24日上午，各方代表繼續談判。經過反復磋商，達成九項協議：（1）由孔祥熙、宋子文組織行政院，宋負責組織令人滿意的政府，肅清親日派。（2）中央軍全部撤離西北，由二宋負責﹔蔣鼎文即攜蔣手令赴南京，下令停戰撤兵。（3）蔣回京后釋放“七君子”，西安方面可先發消息。目前蘇維埃、紅軍名稱照舊。由宋氏兄妹擔保蔣確要停止“剿共”，並經過張學良之手負責接濟紅軍。抗戰開始后，紅軍改番號，統一指揮，聯合行動。（5）宋表示先開中國國民黨中央全會，開放政權﹔再召開各派救國會議﹔蔣表示3個月后改組中國國民黨。（6）分批釋放一切政治犯，具體辦法與宋美齡商定。（7）抗戰開始后，共產黨公開活動。（8）外交政策：聯俄並與英、美、法聯絡。（9）蔣回南京后發通電自責，辭去行政院長職務。這九條，基本上同意了張、楊的八項主張﹔也承認了共產黨、紅軍和蘇區的合法地位。這樣，國共雙方就“停止內戰、共同抗日”這一事關國家民族生死存亡的根本問題，初步達成了一致意見。
當天下午，周恩來單獨與宋子文會見。宋表示希望中國共產黨能成為他抗日、反親日派的后盾，主動要求中共派專人駐滬與他保持密切聯系。當時潘漢年正奉中共中央之命在滬、寧與張沖、陳立夫等人就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條件進行磋商。因而，周恩來告訴宋子文，由在滬之潘漢年，負責與其聯絡，商討、實施談判達成的各項具體協議。
同一天，蔣介石當面對張學良做了承諾：同意中央軍撤出西北，釋放“七君子”，聯紅容共，聯俄及英、美，改組中國國民黨，由孔祥熙、宋子文與張學良商定名單。這表明，蔣介石已基本同意了張、楊的八項主張和中共提出的六項要求，且增加了改組中國國民黨一款。
當天晚上，周恩來在張學良及宋氏兄妹陪同下去見蔣介石。周誠摯地向蔣陳述，目前時局，非抗日無以圖存，非團結無以救國，堅持內戰，自速其亡。隻有停止內戰、共同抗日才是唯一出路。然后，他表示了中國共產黨的擁蔣抗日之意﹔若蔣先生肯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誤國政策，不僅他個人可以聽蔣先生的話，紅軍也可聽蔣先生指揮。中國共產黨如此深明大義，以德報怨，不能不使蔣介石大感意外，他聽了周恩來的話后，表明三點：（一）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二）由宋氏兄妹與張學良全權代表他與周解決一切（談判中所商諸項）﹔（三）蔣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談判。宋子文則堅持請中國共產黨及西安方面信任他，他願負責去實施所談各項﹔並再次提出要立即放蔣回南京。宋美齡表示，十分感激周恩來千裡迢迢來斡旋。
國共兩黨最高領導人的直接會見與談判，初步達成了停止內戰、國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協議。這是第二次國共合作形成中的一次有決定意義的談判。正如毛澤東說的：“直至西安事變發生，在一九三六年年底，中國共產黨的全權代表才同國民黨的主要負責人取得了在當時政治上的一個重要的共同點，即是兩黨停止內戰，並實現了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從此建立了兩黨重新合作的一個必要的前提。”這時，放蔣基本已成定局，但一部分東北軍、十七路軍官兵和西安少數高級人士堅持要有條件放蔣的呼聲仍然很高。他們認為蔣介石的諾言必須有所保証，如協議要由蔣簽字，中央軍要立即撤到潼關以東，緩沖地區要由閻錫山部移駐，等等。25日上午，張學良會見了楊虎城及其高級將領，耐心而坦誠地表白他主張放蔣的理由：“我為什麼敢冒天下之大不韙，把蔣介石扣在西安？主要是為爭取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假如我們拖延不決，不把他盡快送回南京，中國將出現比今天更大的內亂，假如因我造成國家內亂，那我張學良真是萬世不赦的罪人。如果是這樣，我一定自殺，以謝國人。”
張學良擔心“夜長夢多”，出了“亂子”不好向國人交代，於25日下午3時，簡略向楊虎城作了囑托，即匆匆偕蔣氏夫婦乘車直趨機場。當時機場聚集了幾千人，本是歡迎抗日將領傅作義的，蔣誤以為是群眾向他示威，有點緊張，立即對張、楊又重申了“六項承諾”：“（一）明令中央入關之部隊，於25日起調出潼關﹔如再有內戰發生，當由余個人負責。（二）停止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三）改組政府，集中各方人才，容納抗日主張。（四）改變外交政策，實行聯合一切同情中國民族解放之國家。（五）釋放上海被捕愛國領袖，並立即下令辦理。（六）西北各省軍政，統由張、楊兩將軍負其全責”。蔣介石還對張、楊說：“今天以前發生內戰，你們負責﹔今天以后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后我絕不剿共。我有錯，我承認﹔你們有錯，你們亦須承認”。張學良則將手諭交楊虎城，請楊即日起與於學忠代他指揮，然后於下午4時與蔣、宋等登機而去，待周恩來趕往機場，飛機已起飛。
這樣，歷時14天的西安事變，由於中共中央的正確決策及中共代表團（對外界用“紅軍代表團”名義）卓有成效的努力，由於全國廣大人民和國內外一切主張團結抗日的人們的積極要求，也由於紅軍和東北軍、西北軍作了對付“討逆軍”進攻的充分准備，終於獲得和平解決，從而為國共兩黨重新合作、共同抗日，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此外，中國國民黨當局比較痛快地接受聯共抗日等6項主張，對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也起了一定的促進作用。張、楊兩將軍因領導和解決了西安事變，“大有功於抗日事業”，而成為“千古功臣”。
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了時局轉變的樞紐，是中國從內戰走向抗戰的轉折點。它迫使蔣介石基本上結束了反共的10年內戰，出現了國共兩黨重新合作的局面，奠定了偉大的全國抗日戰爭的基礎。它粉碎了親日派和日本帝國主義者的陰謀，促進了中共中央的“逼蔣抗日”方針的實現。從此，在抗日的前提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已成為不可抗拒的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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