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西安事變及其和平解決

1936年夏，日本的侵略更加瘋狂，中國的抗日救亡怒潮席卷各地。繼福建事變，兩廣事變之后，又發生了著名的西安事變。在各方的努力下，西安事變得以和平解決，為實現國共第二次合作和全國團結抗戰起了重要作用。

（一）西安事變的爆發

熱河淪陷，長城棄守，《塘沽協定》簽訂，察哈爾民眾抗日同盟軍被扼殺，激起了全國各階層人民對國民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內”反動政策的無比憤恨，抗日救亡運動再次高漲。

1933年冬，以第十九路軍為骨干，聯合第三黨等抗日反蔣勢力，在福州發動了抗日反蔣的福建事變。

11月20日，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以“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為旗幟，在福建公開宣布反蔣抗日。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在政治上提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蔣介石和賣國殘民的南京政府”﹔在經濟上主張“實現關稅自主”，“計口授田”，“發展民族資本，獎勵工業建設”﹔在軍事上撤銷綏靖公署，成立了人民革命軍第一方面軍總司令部，蔡廷鍇兼任總司令。此外，還與中國共產黨進行了初步合作，簽訂了《閩西邊界及交通條約》。中國共產黨先后派張雲逸、潘漢年為駐閩代表，同福建人民政府進行了廣泛的接觸和聯系。

蔣介石國民黨對福建人民政府採取了迅速扑滅的方針。1933年底，蔣介石自任“討逆軍”總司令，從“剿共”前線抽調5個軍共12個師，約15萬人，分三路向福建進攻。日、美、英等帝國主義的軍艦也配合國民黨海軍封鎖福建沿海。同時蔣介石還派人潛入福建，用重金和官職收買等手段，從內部瓦解第十九路軍。在蔣介石內誘外攻下，福州、廈門、泉州、漳州等城市相繼被蔣軍攻佔，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黃琪翔等逃往香港。至1934年1月，歷時53天的福建人民政府遂告失敗。

福建事變雖然失敗，但在民族危急關頭，他們堅決反對蔣介石的對日不抵抗主義，毅然同其決裂，表明了鮮明的民族立場和愛國主義精神。他們在國民黨內首先舉起抗日反蔣的義旗，有力地推動了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為后來西安事變的發動提供了歷史借鑒。

繼福建事變之后，又發生了以抗日反蔣為旗幟的兩廣事變。1936年5月，兩廣當局決定利用全國抗日救亡運動高漲的形勢，發動反蔣運動。他們於6月1日文呈南京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並通電全國，吁請“中央”領導全國抗日。6月4日，國民黨西南執行部和政務委員會舉行聯席會議，將陳濟棠、李宗仁和白崇禧所部改稱“中華民國國民革命抗日救國軍”，並出兵湖南。兩廣事變的發動，造成了逼蔣抗日的趨勢，同時也有引發新的內戰的可能。蔣介石和南京國民黨中央電令西南及陳、李、白等部不得擅自行動，並調集軍隊於粵桂邊境。7月中旬，蔣以設置最高國防會議，任陳濟棠為會議成員並進京共商大計為解決爭端的方案，被兩廣當局所拒。蔣即以官祿收買陳部第一軍軍長余漢謀及廣東空軍，策動陳部其他將領迎余代陳，逼迫陳濟棠於7月18日下野赴港。7月25日，國民政府下令免去李、白在桂職務，調離廣西。李、白則攻擊蔣違反五屆二中全會決議，並邀各方人士集中南寧，准備另組政府。蔣調集大軍准備武力解決，全國上下均表反對。蔣被迫放棄軍事解決途徑，於9月1日派居正、程潛飛往南寧調停。9月6日，國民政府收回7月25日成命，改任李宗仁為廣西綏靖公署主任、白崇禧為軍委委員。14日，李、白通電服從中央，事變平息。

兩廣事變是以抗日為旗幟進行的反蔣運動，與以往各派同蔣介石進行的權力之爭不完全相同，它帶有進步的與革命的性質，對於抗日民主統一戰線的建立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起了有力的推動作用。

在日本帝國主義加緊侵華，民族危機日益嚴重的形勢下，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於1936年8月25日，發出致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並轉全體國民黨員書，倡議在抗日的大目標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明確指出：“隻有國共重新合作以及同全國各黨各派各界的總合作，才能真正的救亡圖存。”

在中共中央發出致國民黨書以后，毛澤東於9月間分別致書宋慶齡、蔡元培、邵力子、李濟深、李宗仁、白崇禧、蔣光鼐、蔡廷鍇等，請他們閱覽致國民黨書，並望他們利用各自的資望和地位，積極響應和推動統一戰線的組成。周恩來也先后致書曾養甫、陳果夫、陳立夫、蔣介石、胡宗南、陳誠、湯恩伯等，反復陳述“大敵當前，亟應團結御侮”的道理，望蔣介石等“從過去之誤國政策抽身而出，進入於重新合作共同抗日之域”。

為了使全黨了解放棄反蔣口號的必要性，1936年9月1日和17日，中共先后向黨內發出《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和《關於抗日救亡運動的新形勢與民主共和國的決議》。明確指出“目前中國人民的主要敵人，是日本帝國主義，所以把日本帝國主義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正當中共中央採取抗日逼蔣方針，推動南京國民政府實行抗日政策的時候，蔣介石於1936年10月親自到西安，逼迫張學良、楊虎城率部“剿共”。

張學良和東北軍，同日本有著深刻的家仇國恨，與蔣介石之間的矛盾也日趨明顯。九一八事變時，張學良因執行蔣介石的不抵抗命令，率軍退入關內，受到全國人民的唾罵。1935年9月，張學良被任命為“西北剿匪總司令部”副總司令，在陝北“圍剿”紅軍中，屢遭失敗，損失了近3個師的主力部隊，2名師長陣亡，7名團長或陣亡或被俘﹔蔣介石趁機取消了東北軍3個師的編制。東北軍官兵深受國土淪喪、家破人亡之痛，民族意識強烈，不願再打內戰，要求抗日。西北軍將領楊虎城早在大革命時期就和共產黨有過合作關系，對蔣介石借“剿共”消滅異己的做法十分不滿，逐步同共產黨和紅軍建立了聯系。1936年春，西北軍和紅軍首先商定，雙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密切聯系，准備共同抗日。同年2月，中共代表李克農與東北軍將領王以哲談判，達成了紅軍與東北軍局部合作的協議。3月，李克農與張學良在洛川會晤，張學良表示完全同意雙方加強聯系，但對中共抗日反蔣主張表示了不同的意見。4月，張學良與周恩來在延安舉行會談，雙方在聯合抗日的許多重大問題上取得了一致的意見，訂立了互不侵犯、互相幫助、互守原防，互派代表及紅軍幫助東北軍進行抗日教育等方面的協議。張學良認為蔣介石尚有民族意識，應採取逼蔣抗日的方針。會談后，葉劍英作為紅軍代表常駐西安，協助張學良、楊虎城進行抗日准備工作。這樣，紅軍與國民黨軍團結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首先局部地在西北地區建立起來。

1936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一、二、四三個方面軍於甘肅會寧會師，中國革命的主力轉移到了西北。這時，日本策動偽蒙軍向察綏瘋狂進攻，傅作義率部抵抗，綏遠抗戰爆發，西北成了抗日的前哨陣地﹔與此同時，張學良、楊虎城及其所部聯共抗日活動也在積極進行，他們與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誤國政策的矛盾日益尖銳，在西北“三位一體”統一戰線的倡導之下，以西安為中心的群眾性抗日救亡運動，一浪高過一浪。中日民族矛盾、國共兩黨的矛盾、國民黨中央與愛國的地方實力派之間的矛盾，各界愛國民眾與蔣介石反動政策的矛盾，等等，都在這裡匯集。西北成了多種力量與矛盾的聚集地，成了中國政治旋渦的中心。國內各種政治力量斗爭的焦點是：共同抗日、挽救危亡，還是發動內戰、自相殘殺？

蔣介石到西安后，立即分別召見了張學良、楊虎城，宣稱要在3個月內把陝北“共匪”全部消滅，要張、楊做好“剿共”准備。對此，張學良公開提出疑義，建議停止內戰，成立民族陣線，聯合抗日。

10月27日，蔣介石在張、楊陪同下，到王曲軍官訓練團講話。到會的除訓練團的學員外，還有西北“剿總”和第十七路軍總部上校以上、駐西安各部隊團長以上軍官共500余人參加。蔣說：“我們革命軍人還要分清敵人的遠近，事情的緩急。我們最近的敵人是共產黨，為害也最急﹔日本離我們遠，為害尚緩。如果遠近不分，緩急不辨，不積極剿共而輕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那樣在家是不孝，為國是不忠，便不能算一個革命軍人。國家有法律紀律在，對這種不忠不孝的軍人是要予以制裁的”。他在講話時還猛烈地抨擊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宣稱抗日需要首先鎮壓共產黨，那些不願意剿共的人與不願意抗日的人毫無差別﹔共產黨是更大的敵人。蔣介石的這些話，實際上是發動大規模“剿共”內戰的動員令，對張學良來說，無疑是當頭一棒。他聽后當場流下了眼淚。

就在這時，日本侵略者加緊了對華北的進犯。山西的國民黨地方實力派閻錫山提出“守土抗戰”的政策。他和張學良一樣，開始認識到日本蠶食華北的真正危險，認識到要想挽救華北，一場抗日戰爭是不可避免的。為了弄清閻錫山在抗日和停止內戰這兩個問題上的立場，張學良派他的私人秘書李金洲於1936年10月前往太原，拜訪閻錫山。李金洲在太原了解到閻錫山對日本在華北的行動深感擔憂，認為繼續實行“圍剿”共產黨的政策是不明智的，如果全力打內戰，中國人就不可能再有足夠的力量去對付外來的敵人了。他願意與張學良聯合起來，在適當時機向蔣介石進行勸諫。張學良獲悉閻錫山的主張與他相類似，非常高興。10月末，閻錫山飛抵西安，與張學良會晤。經過一整天的會談，張、閻2人搭夜車抵達洛陽。這時，蔣介石以“避壽”為名，已於10月29日離開西安到達洛陽，其目的是部署“剿共”。張學良與閻錫山則以祝壽為名，趁機向蔣進諫，要求團結抗日。結果，張學良碰了更大的釘子。蔣介石厲聲問張、閻：“你們隻答復我一句話：是我該服從你們呢？還是你們該服從我？”接著，蔣在洛陽一次訓話中再次強調：“現在斷不能用任何的理由，去主張聯共，否則就要出賣國家民族，存心與赤匪同聲相應，甘為共產黨下面的二等漢奸”。

11月1日，張學良又一次試圖說服蔣介石，但蔣介石表示“當前之敵人乃漢奸與共匪”，這使得張學良大失所望。

回到西安，張學良向西北軍領導人、西安綏靖公署主任楊虎城講述了洛陽之行的前后過程。楊虎城早就贊成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主張，建議蔣到西安時，“可以仿效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故事干”。

蔣介石在洛陽滯留月余，除大事張揚所謂“獻機祝壽”活動外，則集中精力部署“剿共”，妄圖一舉消滅紅軍。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蔣介石在洛陽作了如下布置：（一）調兵遣將，把30萬中央軍擺在漢口至鄭州的平漢線上和鄭州至靈寶的隴海線上，古老的潼關關隘附近也集結了8個滿員師，隻待一聲令下，即刻西進﹔（二）發布對紅軍的攻擊令，命令在甘肅、寧夏的王鈞、毛炳文、何柱國等5個軍，分4路進攻紅軍﹔停止對綏遠抗戰的支援，不准傅作義乘勝進攻日偽軍，令其抽調兵力參加“剿共”﹔（三）嚴厲鎮壓抗日救亡運動。南京國民政府於11月22日下令在上海逮捕了救國會著名領袖沈鈞儒、章乃器、鄒韜奮、李公朴、沙千裡、史良、王造時“七君子”，並嚴令取締了上海、青島紡織工人的反日大罷工，封閉了14家暢銷全國的進步刊物。

雖然蔣介石一心要消滅中共，但他的“剿共”計劃一再受挫。11月21日，紅軍發起山城堡之戰，蔣之嫡系胡宗南一部被殲，使“剿共”前線的將領們大驚失色。24日，傅作義指揮所部，取得百靈廟大捷，舉國振奮。張學良、楊虎城再也按捺不住反對內戰、奮起抗日的強烈願望，分別於27日、28日發出《消纓抗戰書》和《告民眾書》。在《請纓抗戰書》中，張學良痛切陳詞：“今綏東事既起，正良執殳前驅，為國效死之時”﹔“伏懇迅頒寵命，調派東北軍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戰”。楊虎城在《告民眾書》中，則號召“毀家紓難”，“舍身衛國”，“拼命地守住我們現有的土地，不要再失一尺一寸，更進而收復失地”，他要軍民“堅持此志，御侮爭存”。但是，蔣介石對所有這些反對內戰、請纓抗日的愛國言行，均視為“大逆不道”，並為此憂心忡忡。

1936年12月上旬，古城西安正在孕育著一場巨大的政治風暴。張學良、楊虎城與蔣介石雙方都力圖改變對方的主張。

12月1日晚，遠在武漢的東北人士王化一從武漢綏靖公署主任何成浚處得悉：何在洛陽為蔣祝壽時，曾在蔣的侍從室主任錢大鈞辦公室桌上看到擬好的密電，“內有調東北軍全部出陝……使與共黨與楊部隔離等語”，王化一得悉后立即用“華密”電報告了張學良，要其警惕。張、楊為此曾多次密商對策。據張學良說，當時他們有三個辦法：（一）和委員長告別，辭職走開，到東北做義勇軍工作﹔（二）對蔣作口頭諍諫，希望在最后一刻改變蔣的主張﹔（三）“硬干”，類似兵諫的辦法。

12月2日，張學良駕駛軍用飛機去洛陽見蔣介石，以觀察形勢。12月3日，張學良向蔣介石進諫，又遭到訓斥，蔣命令張、楊立即率部開赴反共前線，對紅軍“作徹底的處理和根本的解決”。

12月4日，蔣介石乘車抵西安，張學良同車隨行。蔣介石以華清池為臨時行轅。他的高級將領陳誠、蔣鼎文、陳紹承、朱紹良、衛立煌等，也陸續齊集古城西安。

抵達西安之后，蔣介石連續接見東北軍的將領，企圖使他們接受自己的觀點，但遇到許多不合作的反應。有些東北軍將領對他說：“我的母親被日本人殺害了，我的兩個兄弟和姐妹慘死在東北家鄉。……日本人的刺刀穿透了我父親的身體，尸體至今未埋，仍做他鄉之鬼……”這時，蔣介石已看出再使東北軍進行“剿共”戰爭已沒有什麼希望了，開始認識到東北軍問題的嚴重性，認為在發動最后的“剿共”戰役之前，必須解決這一問題。

12月7日，張學良與蔣介石進行了長達3小時的長談，就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問題，兩人進行了激烈的爭辯。張學良希望蔣介石能以全國人民的利益為重，蔣介石嚴厲地告誡張學良，中國的最大敵人不是日本人，而是共產黨。張學良流著淚，嗓音嘶啞地對蔣介石說：“自東北易幟以來，我對委員長耿耿忠心，服從訓令。當前的國策是團結抗戰或分裂抗戰，必須明確擇定。這對國家和民族的前途，對個人的前途都是成敗攸關的大問題。隻有領導全國團結抗日，才是委員長振興國家的唯一正確的道路，我有為委員長犧牲一切的決心。”蔣介石聽后勃然大怒，厲聲說：“你現在就是拿槍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改變圍剿共產黨的計劃。”這樣，蔣、張之間的矛盾完全表面化、公開化了。結果，雙方誰也說服不了誰，最后都對對方失去了信心。

12月9日，西安學生舉行了大規模游行示威，紀念一二·九運動一周年。國民黨特務竟開槍擊傷學生。群眾聞訊，怒不可遏，便列隊出城，冒著凜凜寒風向臨潼進發，直接找蔣介石請願。蔣聞知，立刻命令張學良制止學生請願，不聽勸阻，“格殺勿論”。同時，他還命令衛隊架起機槍，准備掃射。張學良為防止愛國學生慘遭不測，立刻驅車追上游行隊伍，進行勸阻。當時群情激昂，高呼：“擁護張將軍率部打回老家去！”氣氛悲壯，動人心魄。張學良感動得熱淚盈眶，站在土坡上對學生講：“我和大家的心是一樣的，主張抗日，一個星期內用事實回答大家，否則，拿我是問！”竭力把學生勸回城去。當晚，張學良又向蔣介石諍諫。蔣竟說：“對於那些青年，除了用槍打，是沒有辦法的”。12月10日，張、楊又收到毛澤東的電報，獲悉國共兩黨中央的談判已破裂。他們斷定蔣的主張是不能輕易改變了，再次計劃“決行強諫劫持之謀”。

12月10日、11日，蔣介石連續召集高級將領開會，商定軍事“進剿”計劃，並任命蔣鼎文為西北“剿匪”軍前敵總司令，准備在12月12日發布對紅軍的“圍剿令”，蔣介石一行也預定同日返回南京。

蔣介石經過軍事上和政治上的一番精心布置，認為可以向張、楊攤牌了。於是他向張學良和楊虎城提出兩個方案，供其選擇：（一）服從中央的剿共命令，將東北軍和西北軍開赴剿共前線，與紅軍決戰﹔（二）如張、楊不願意剿共，則東北軍將調到福建，西北軍將調至安徽，中央軍進駐陝甘地區，由蔣的嫡系部隊完成剿共大業。張學良和楊虎城經過秘密協調，決定無論如何不離開西安，但也不再為內戰而拼命。他們決定如果苦諫不成，隻好實行兵諫，靠武力使蔣介石屈服。

在此期間，張學良和楊虎城都收到報告，藍衣社和軍警特務已經擬好了一張“黑名單”，上面有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中同情共產黨分子的姓名。隻要換防命令一經宣布，便立刻將他們逮捕。

由於這一情報，張學良覺察到危險已經迫切，他與楊虎城商定，決心先發制人，拼死以爭，“隻要主張能行通，目的能達到，其他均非所計”！蔣介石准備於12月12日離開西安。11日晚，他舉行了一個告別宴會，張學良出席了告別宴會，而楊虎城則借故沒有來。宴會之后，張學良趕到楊虎城將軍的司令部，與他進行了秘密會談。就在這次會談中，他們決定了對蔣介石實行兵諫的具體計劃。經過協商，雙方決定東北軍負責完成下列任務：張學良的警衛營和師負責逮捕蔣介石，封鎖西安到臨潼的交通。張學良還命令在蘭州的東北軍解除駐扎在那裡的中央軍武裝，控制停在蘭州機場上國民黨當局的飛機。第十七路軍負責逮捕在西安的所有南京高級軍政官員，解除西安城內蔣系部隊、警察和憲兵的武裝，並負責關閉西安機場，控制所有的飛機。東北軍和第十七路軍的所有部隊都處於緊急狀態，以便一接到命令，便迅速採取行動。帷幄運籌之后，張、楊分別回到自己的住處，召集各自高級軍政官員，宣布這一重大決策。

當天晚上，蔣介石似有察覺。然而，他遲了一步！張學良、楊虎城連夜分別動員，下達命令。東北軍與第十七路軍於12日拂曉，分別在臨潼和西安同時扣押了蔣介石和其隨行軍政人員陳誠、蔣鼎文、朱紹良等10余人，並控制了機場、火車站。東北軍駐蘭州的第五十一軍於學忠部也按張學良的密令，在蘭州採取行動與西安相呼應。這就是在第二次國共合作形成史上具有偉大意義的西安事變。事變發動之后，張、楊遂通電全國“：東北淪亡，時逾五載。國權凌夷，疆土日蹙”，而蔣介石“棄絕民眾，誤國咎深”，因對蔣公為最后之諍諫。並提出八項主張：（一）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派共同負責救國。（二）停止一切內戰。（三）立即釋放上海被捕之愛國領袖。（四）釋放全國一切政治犯。（五）開放民眾愛國運動。（六）保障人民集會結社一切政治自由。（七）實行總理遺囑。（八）立即召開救國會議。八項主張的核心是“停止內戰、共同抗日”，表達了一切愛國軍民的強烈願望和要求。

扣蔣后，張學良、楊虎城即致電南京國民黨軍政要員、各省軍政長官、各界知名人士，發布了告兩軍將士書，並通過西安電台和在群眾大會上的講話，全面闡述了事變的原因、目的和方針。公開申明事變是因“不忍以一人而斷送整個國家於萬劫不覆之地”﹔目的是“內求和平，外求抗日”，扣蔣“絕對是純潔無私的”，“完全是為民請命”﹔隻要蔣“能放棄過去的主張，毅然主持抗日，我們馬上絕對擁護他，服從他！”張、楊敦促南京當局接受“八項主張”，呼吁各省軍政當局同情、支持西安的愛國行動，號召全國各方面知名人士、各界民眾，擁護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主張。西安事變發生后，張學良、楊虎城隨即採取了一系列重大軍政措施：邀請中國共產黨派代表參加談判﹔撤銷西北剿匪總司令部，組織以張、楊為正、副主任委員的抗日聯軍臨時西北軍事委員會﹔組織抗日援綏軍第一軍團，委孫蔚如為軍團長，王以哲為副軍團長﹔解散國民黨陝西省黨部﹔釋放西安的政治犯﹔封存四大銀行在西安的金融儲備，將陝甘防區交紅軍接替，兩軍南下關中，加強了潼關以西的軍事防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