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夜間，日軍攻打沈陽中國軍隊駐地北大營。日軍胳膊上系著的白布條為夜間身份識別標志。
中國軍隊內部印制的《田中奏折》版本。
王家楨。
日本皇宮
潛入皇宮
日本皇宮有24個大門，36個偏門，警衛森嚴。
根據蔡智堪的描述：“皇宮有多名皇警，穿長衫，執大刀，日夜守望。各門前設有長橋，日本人稱為‘斷足橋’，如果有人潛渡門橋，皇警必揮長刀，砍斷其足，然后再處以不敬之罪（死刑）。”
想進入這樣的地方，如果沒有“內線”，完全是白白送死。
蔡智堪進入日本皇宮的“內線”，是牧野伸顯一個小妾的弟弟，名為山下勇，是皇室書庫官。
在精心的安排下，山下勇帶著裝扮成補冊工人的蔡智堪，趁著深沉的夜色進入了日本皇宮。
蔡智堪后來回憶，進入皇宮的具體日子記不得了，隻記得是一個夜晚，大概深夜11時50分左右，他攜帶著皇室書庫專用的黃色冊皮大小型30張，綠色繡線數團，銀錐3支，大小針1包，扮作一個補冊工人，攜帶牧野伯爵交來的全盾圓形的“皇居臨時通行牌”（號碼72號），由山下勇領路，到達了皇城。
“原來預定從西丸大手門入宮，因皇室書庫便在這個門內，后來決定由紅葉山下御門進入，因為西丸大手門外的‘斷足橋’特別長，四面的樹木不足以遮掩。從紅葉山下御門進入后，距離皇室書庫大約走了五六分鐘。”
蔡智堪第一次進入皇室書庫的時間，根據他的記憶，大約是當晚0時50分。
幾分鐘后，“奏折”原件，擺在了他的面前。
他后來在回憶裡說，“奏折”是用日本內閣奏章專用的“西內紙”精繕而成，共六七十張，標簽“田中首相奏章”。
原本蔡智堪准備用照相技術，但是他隻有晚上才能進出日本皇室書庫，普通燈光照明無法滿足拍照所需，他又不能大張旗鼓地用閃光燈或者攝影燈補光，隻得作罷。
於是，他將半透明的碳酸紙鋪在原件上，用鉛筆照著描出。所用的碳酸紙是日本民政黨總裁專用的薄質原紙。
第一次的抄寫一直延續到第二天天亮，“奏折”還沒有抄完，蔡智堪卻必須趕在天明前離開皇宮。
轉天夜裡，他再一次潛入皇宮，繼續抄完了“奏折”的全文。
抄出“奏折”后，蔡智堪歡天喜地致電王家楨說：“我務即果，明去賠罪。”暗示“奏折”已到手。
至於“奏折”的手抄本從東京到沈陽的路徑，根據蔡智堪的回憶，是他自己將冒死抄來的機密文件藏在皮箱夾層裡，從東京親自護送到沈陽。
在小西關外王公館，蔡智堪親手將“奏折”的抄件交到王家楨手上。
至此，《田中奏折》的真容才第一次出現在世人面前，精通日文的王家楨粗略看了看，不禁大吃一驚。
王家楨手上的這份手抄“奏折”，其中主要內容有三部分。
其一是提出日本新大陸政策的總戰略，日本要控制亞細亞大陸，掌握“滿蒙”權力是“第一大關鍵”。
其二是實施“滿蒙積極政策”要以“二十一條”為基礎“勇往前進”，日本必須千方百計取得“滿蒙”的土地商租權、鐵路建筑權、礦權、林權、對外貿易、海運、金融權等。日本人自由出入“滿蒙”，設置日本政治、財政、軍事顧問和教官﹔大力獎勵朝鮮移民﹔派遣軍人潛入蒙古，控制舊王公等。此外，為了責有專司，日本政府應設置“拓殖省”。
其三，以美國、蘇聯為假想敵國，准備決戰：奏折估計“將來欲制中國，必以打倒美國勢力為先決問題”，日本“不得不與美國一戰”，“最近將來在北滿地方必與赤俄沖突”，按照這個估計，“奏折”提出，日本要“以軍事為目的”，迅速修筑幾條有戰略價值的鐵路，把朝鮮與“滿蒙”聯成一氣，以備對付假想敵國和加強對中國東北的經濟掠奪。
王家楨在《日本兩機密文件中譯本的來歷》一文中回憶：從全部譯稿的內容來看，《田中奏折》是日本首相兼外相田中義一在東方會議以后以奏折形式奏呈日本裕仁天皇的，所以我給它定名為《田中奏折》。
王家楨立刻命人將這份絕密文件譯成中文，連夜呈送給張學良。
蔡智堪回憶，王家楨當日都沒有時間招待他，等到把《田中奏折》親自送給張學良將軍后，回來才給他洗塵。
第二天，王家楨便去了南京，蔡智堪也返回了東京。
此時，蔡智堪還未能預料到，他冒死抄寫和送回祖國的這份《田中奏折》將如一枚重磅炸彈一樣在全世界轟然爆炸。
他也不會想到，自己的人生之路，也將因為這份《田中奏折》發生徹底的轉折。
翻印《田中奏折》
雖然在交給王家楨《田中奏折》的時候，蔡智堪囑咐他落實對牧野的承諾，將奏折刊發，公布於世。但是張學良考慮到當時復雜的國際關系，隻把《田中奏折》譯成中文后印刷了200冊，其中有4本被送至南京國民政府，其他的發給少數東北官員。
“因為是極密文件，特在官銀錢號印刷所印刷，用上等宣紙六開大本裝訂，共隻印了200本。”王家楨后來回憶說。
他在回憶中提到，他們當時將這個文件作為極密文件，隻發給東北政治上負責的人員，原來是想叫這些負責人知道日本人的陰謀，好作為採取對策時的參考，根本沒有想拿它作為宣傳材料來激勵人心，更沒有想到拿它作為國際上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有力武器。
王家楨說，張學良得到《田中奏折》的直接效果是，其中提到某項陰謀與一個蒙古王爺有關，“他們將此人逮捕后所作的口供，與《田中奏折》上所說的一模一樣，因而使日本的這個陰謀沒有得逞，也從另外一個側面說明了《田中奏折》真實不虛。”
至此，這份絕密的奏折隻在少數中國政界要員的手中流傳。不過，最終它還是按照蔡智堪期望的那樣被公之於世。捅開這個驚天秘密的，竟然是一個年輕的女學生。
1929年7月的一個晚上，北京大學政治系學生紀清漣和同學一起到位於王府井的《華北日報》送稿子。不巧，安懷音社長已經回家吃飯。幾個同學就一起來到安宅商量稿子。
紀清漣是紀曉嵐的后代，出身名門，當時是《華北日報》副刊的主要撰稿人之一。
那天，她在安宅見到安懷音的時候，他正聚精會神地看一個文件，臉色通紅，情緒激動。
紀清漣他們一進門，就聽到安懷音說：“你們來得正好，這就是日本侵略中國的全面計劃啊！你是研究東北問題的，這個文件你應該看看。”
說著，他把文件遞給紀清漣，是一個十六開的中文譯本。
安懷音的夫人警惕性很高，趕忙說，“這是密件，萬萬不可泄露啊。”安懷音也說，“你在這裡看吧，不能給第三個人看。”
紀清漣大致翻了一遍，深為震驚。她請求安懷音把文件留給她細看，說：“時間已經不早了，回去晚了，女生宿舍的大門要關了，我今晚帶回去仔細看看，明早送回。”
安懷音竟真的讓她把密件帶走了。沒有記錄顯示安懷音此舉的原因，他應該知道這樣做可能的風險，也許那正是他的期望。
回到宿舍以后，紀清漣立即找了幾位同學連夜分頭抄寫，天亮才抄完，在7點前准時將文件送回安宅。
紀清漣攜帶著抄稿到印刷廠，一下子印刷5000份。
在扉頁上，紀清漣寫了這樣幾句話：“首先我向借給我《田中奏折》的人表示歉意。我違背了諾言。但這關系到國家存亡的大事，隻能失信於朋友，不能對不起國家。讀書啊！如果你的心還在跳，血還在流，你就應當把這個小冊子讀完。你就應當想一想，作為一個中國人，你有什麼責任﹔應該作些什麼事情。”
紀清漣和同學們一起，把這些小冊子分別郵寄到全國各大、中、小學以及機關團體。
當時正值1929年8月，酷暑難當。這5000冊關系著國家存亡、承載著紀清漣等人愛國熱忱的《田中奏折》很快發往全國各機關學校團體。學生們開始走出校門示威游行，各報刊紛紛轉載，團體和愛國人士相繼翻印。
日本的狼子野心昭然若揭，中國震驚，世界嘩然。
日本方面十分驚慌，通過政府及其所控制的輿論工具矢口否認有《田中奏折》的存在，並說它是一個偽造文件。
一方面，以“知情者”和“當局人”自居的“滿鐵”副總裁鬆岡洋右、一度擔任外相的重光葵等日本頭面人物紛紛出來發表談話，提供“証詞”，異口同聲否認《田中奏折》的真實存在。
另一方面，日方又秘密地在政府內部進行追查，將當時負責皇室書庫的27人全部免職，包括幫助蔡智堪進入皇宮的山下勇。
蔡智堪也被日本當局抓了起來。不過，日本當局並不能確認蔡智堪就是從皇宮偷偷抄出《田中奏折》的那個人。據蔡智堪多年后的回憶，這緣於他總是在兩個身份之間自由地切換。
蔡智堪有兩套身份文件，一個叫蔡扁，是個在日本做生意的台灣人﹔另一個是蔡智堪，已經加入日本國籍的華僑。這兩個身份用來接觸不同的人群。日本當局抓捕了蔡智堪，他堅稱自己並非其人。
更令日本當局進退兩難的是，他們陷入了一個自己設計的矛盾當中。
他們根據種種線索，很快查到了將《田中奏折》泄露出去的相關責任人，卻無法因此給這些人定罪。
定罪需要罪名和証據。如果說這些人的罪名是“泄露國家機密”，那麼也就是承認《田中奏折》確有其事。所需要的証據，就是《田中奏折》的真實文本與被公開的文本比對一致。
日本當局已經言之鑿鑿地說《田中奏折》根本不存在，給這些人定罪豈不是自相矛盾？
權衡之下，皇室書庫中的相關人員只是解職了事。
山下勇等人被撤職后，他們的生活費都由蔡智堪私人供應。而蔡智堪被關押了一年多之后，日本當局也無法為其定罪，隻能釋放。不過，他們還是強佔了蔡智堪的私宅，沒收了他全部約價值二百萬日元的家產。
獲釋出獄的蔡智堪已經無法在日本立足，他帶著一家老小，繞道泰國，又返回了台灣。
1955年，蔡智堪在清貧中去世，享年68歲。台灣方面為他舉辦了“公祭”，蔣介石為他頒發了一塊牌匾，上書“卓行流馨”。
日本的“演出”
圍繞《田中奏折》的真偽，中日雙方針鋒相對的爭吵從那時便開始了。
1929年11月，“太平洋國交討論會”在日本召開，各國名流、政治家代表主要討論太平洋地區的重大問題。
王家楨作為中國代表出席了這次會議。會上，日本代表叫囂說日本跟中國東北的關系，就好像英國與印度、美國與海地的關系，是殖民地關系。
日本人的囂張氣焰令出席會議的中國代表義憤填膺。
王家楨在會上將英文譯本的《田中奏折》全文分發給各國代表，揭露了日本侵略擴張的陰謀，引起國際社會一片嘩然。
1932年1月，在日內瓦的國際聯盟理事會上，中國駐國聯代表團首席代表顏惠慶與日本外交首席代表鬆岡洋右等人爆發了激烈的交鋒。
在一次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拋出了針對《田中奏折》真偽的問題：“一個島國的日本，怎麼能有與它國力不相符的野心？”
顏惠慶回答：“當您去馬戲團戲院看戲，在入口的地方給您一張節目單，節目單上印的是意大利的歌劇、俄羅斯的芭蕾舞、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您看了這張節目單，您心中起了疑慮，不相信這個節目單是真的，因為這樣一個小戲院怎樣演出這樣的大節目呢？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幕拉開了，演出的正是節目單上的第一項節目，那麼，您對節目單上以后的節目還能不相信嗎？”
日本侵華的“節目單”就是《田中奏折》，而這份節目單的第一個節目，是九一八事變，就在那次國聯理事會開幕的前一天——1931年9月18日剛剛上演。
1927年之后，日本採取的擴大對華侵略擴大行動的步驟和事實都與《田中奏折》所作的戰略規劃如出一轍。
九一八事變后，日本佔領東三省，末代皇帝溥儀成為東三省名義上的統治者。田中義一設想的第一關鍵步驟“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得以初步實現。1937年盧溝橋事變后，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這時，再去否認《田中奏折》已經沒有什麼意義，它制定的侵華方略已經全面鋪開。
不過，田中義一並沒有看到這一天。
早在1928年皇姑屯事件后，在日本各派政治力量的爭斗中，田中義一漸漸失去了天皇的信任，於1929年7月被迫辭職。
同年9月，田中義一因心臟病猝死。這距離他野心勃勃地呈上那本“帝國百年大計”的藍圖僅僅不過兩年的時間。此時奏折大部分內容還停留在紙上談兵的階段。
田中義一的后輩近衛文、東條英機等，實施了《田中奏折》上的大部分設想與野心，他們不僅發動了侵華戰爭，還發動了太平洋戰爭，成為二戰的主犯。
1948年東條英機被執行絞刑。此時，距田中義一在東方會議后第一次呈上奏折已過去了整整21年的時間。
否認不掉的歷史
二戰結束之后，發動戰爭的日本戰犯受到了審判。而作為這場戰爭的“綱領性文件”，《田中奏折》的原件到現在為止都沒有被找到。
沒有原件，成了日本否認《田中奏折》存在的一個口實。關於其真偽的爭論，並沒有因為戰爭的結束而終止。
1995年，時任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館長的劉建業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50周年的研討會上，發表了題為《〈田中奏折〉探隱》的論文，他在論文中詳細分析了《田中奏折》的真實性，這篇論文引起了與會的中、日、美、俄等多國學者的熱烈討論。
劉建業對本報記者說，實際上，日本史學界在戰后的60年代就曾經針對《田中奏折》的真偽進行了討論。
1965年初，日本出版的《中國》雜志第十四號、第十五號連續出版了兩期關於《田中奏折》的專集，其中的文章都試圖從不同角度論証《田中奏折》是偽造的。
“《田中奏折》的真實性毋庸置疑，日本之所以如此重視，又花這麼大的力氣來否認它的存在，是因為這個奏折的內容充分展示了日本的侵華野心，換句話說，它証明了日本發動對華戰爭的性質是侵略戰爭，這是日本一直不承認的。”劉建業認為。
國際史學界並不承認《田中奏折》不存在的說法。
“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我們國家的專家做了大量的考察，認為《田中奏折》是真實的。”劉建業自己也在80年代末成為中國抗戰紀念館第一任館長后，開始了對《田中奏折》的研究。
從1993年以后，中日雙方對《田中奏折》的真偽爭論得越來越激烈。
在劉建業宣讀論文的那次研討會上，中日雙方專家的爭論從早上9點一直持續到中午12點。
劉建業記得，當時一個日本老專家站起來駁斥他的觀點，說做學問寫文章最大的特點就是要以事實為基礎，而《田中奏折》不存在就是事實。
劉建業問：你怎麼証明它不存在？
對方說，他用20多年時間翻閱了日本外務省的檔案，卻沒有發現《田中奏折》的存在。
劉建業當即反駁說，這個奏折應該是在天皇的圖書館，根本不在外務省。
這時，另外一個日本專家又站出來說，他來參加會議之前在日本皇家圖書館查了4年，目錄裡都不存在這個奏折。
劉建業說，這會兒查當然沒有。日本曾經自己說在美國對東京的5次大轟炸中，皇家圖書館被炸了，損失了很多資料。此外，日本戰敗后，用兩天兩夜來銷毀資料，你能否拿出被銷毀資料的細目來，証明這個奏折不在你們銷毀的資料中？
對方被問得啞口無言，那次會議上，日方基本上是敗下陣來。
抗戰紀念館研究員王家淼認為，“《田中奏折》引起國際爭論的意義，不在於關於真偽的問題，最重要的意義是日本的侵略本質。日本自明治維新制定了大陸政策，《田中奏折》中又有了具體生動的體現，而且最后成為日本發動戰爭的一步一步的藍圖。”
事實上，正如他所言，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再到后來的太平洋戰爭，日本所有舉動都是按照《田中奏折》的設計來的，這也是《田中奏折》的存在不容置疑的重要原因。
歲月流逝，許多事都已湮沒在久遠的過去，蔡智堪冒死從日本皇宮帶出的《田中奏折》的手抄版早已不知去向，目前留存於世的，都是在國內翻刻復印的版本。
在1947年致老友蔡智堪的最后一封信中，王家楨深情地寫道：“閣下宣勤國事，不辭瘁勞，身體既失自由，財產亦遭損失，緬懷高風，曷勝欽遲！”
這是對蔡智堪在《田中奏折》事件中作出巨大貢獻的重要肯定。
晚年時，蔡智堪曾說過：“我這樣做，有十分是愛中國，也有一分愛日本。”
對和平的向往，可以超越民族的界限。
《田中奏折》的原件至今仍未找到，也許永遠都找不到。它究竟是被銷毀了，還是像日本專家所說的那樣“不存在”，都改變不了日本軍國主義對中國和世界犯下的滔天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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