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田中內閣“東方會議”現場。右三為田中義一。
▼《田中奏折》在中國的印本之一。
田中義一。
“欲征服支那，必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國征服，則其他如小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於我，是世界知東亞為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侵犯。”
這段猖狂的侵略“宣言”，出自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1927年，日本田中內閣炮制的這份《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歷來被看做日本侵華的“綱領性文件”。
八十多年前，一位愛國志士冒著生命危險，將這份日本機密文件公諸於世，使世人得以窺見日本軍國主義的野心。
日本否認《田中奏折》的存在，但無法解釋這份1929年就已被公之於世的文件何以能准確地“預告”后來發生的一切。從侵佔中國東北，到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再到挑起太平洋戰爭，日本的每一步都按照這個文件的規劃實施進行。
直至今日，日本仍不承認《田中奏折》。這並不奇怪，就像南京大屠殺、慰安婦等諸多戰爭罪惡不被承認一樣。即便是對那場荼毒亞洲的戰爭，仍然有日本政要不承認其侵略性質……
被日本否認存在的這份侵略大綱，究竟是如何大白於天下的？
“大餅”藏密信
1928年6月的一個星期天，日籍華人蔡智堪在東京的家中宴請中野正剛等日本政界要員，幾杯中國的“五加皮”酒下肚后，大家相談甚歡。
席間，蔡家的佣人向蔡智堪呈上一個從沈陽寄來的小郵包。
蔡智堪打開一看，裡面是一枚中國點心，在日本稱為“大餅”。
在座的中野正剛打趣說：“中國的大餅轉贈我如何？”
蔡智堪一陣大笑后說：“餅非烹過，食之有害。”拒絕了中野正剛的要求。
蔡智堪活躍於當時的日本政商兩界，一向豪爽大方、不拘小節，這次卻為何吝嗇一塊小小的點心？
蔡智堪是中國台灣苗栗縣人，早年在日本經商，積累了豐厚的財力。根據他兒子蔡咸源的回憶，他們家在東京有非常豪華的別墅，經濟上十分闊綽。
而在成功商人的公開身份之下，蔡智堪還從事多年的“秘密工作”。
蔡智堪童年正逢《馬關條約》割讓台灣的歷史時期，讓他親身感受到受人欺凌的民族不幸。他曾追隨孫中山先生參加過同盟會的活動，對同盟會進行過大量財力和情報上的支持。為隱藏情報，蔡智堪將自家的樓梯欄杆掏空，將情報藏於其中。
根據蔡智堪在回憶錄中的敘述：“我自清末親奉總理孫公指示，在日本辦理民國外交。1924年我和李烈鈞先生合作，迎接總統赴大阪，完成某項外交工作。以后李先生囑我多多為‘滿蒙問題’盡力。”
對宴席上收到的中國點心，轉送給日本人沒什麼舍不得的，但是那塊點心的包裹上寫明是來自中國沈陽，這讓蔡智堪不能等閑視之。他與中國沈陽有著秘密聯系，小小的點心內藏玄機。
散席后，蔡智堪把“大餅”拿到隱蔽處切開一看，果然，其中有一張鋼筆寫成的“手書”：“英美方面傳說，田中首相奏章，對我頗利害，宜速圖謀入手。用費多少不計。樹人。”
“樹人”是王家楨的號。而王家楨當時的身份，是張學良領導的“東北保安總司令部”的外交秘書辦公室主任。這個辦公室的主要任務，就是處理對日外交事宜，搜集日本對華政策，特別是日本對東北政策的有關情報。
王家楨從上世紀20年代中期開始負責東北軍對日本外交，常來東京﹔蔡智堪也經常因經營大豆貿易而常住東北，兩人結識多年，關系十分密切。
多年以來，蔡智堪通過王家楨的關系，把關於滿蒙問題的重要情報提供給張學良，而王家楨每次到東京辦事，也都下榻到蔡智堪經營的蔡豐源行內。
1928年皇姑屯事件，張作霖被日軍炸死。正是蔡智堪向王家楨提供了來自日本的關鍵証據，令張學良把殺父之仇的指向落到了日本人身上。
但是這次的任務，讓蔡智堪有些為難。
王家楨密信中所說的“田中首相奏章”，在英美等西方國家都有傳聞，在日本自然也有很多傳聞，但僅僅是傳聞而已，從來沒有見諸公開的媒體報道，更別提政府文件的公開文本了。
蔡智堪與日本政界中人十分相熟。
在1927年至1935年間，旅居日本的華僑在東京辦有日華雜志社，其經濟支持都來自蔡智堪，他也由此結識了很多日本政界要員。憑借雄厚的財力，蔡智堪甚至能給一些日本政界朋友提供經濟幫助——類似現在所說的“政治獻金”，因此和不少日本政要走得很近。
而即便是這樣，蔡智堪也從未聽日本政要們向他提起過“田中首相奏章”。盡管他也有所風聞，但傳聞中對“田中首相奏章”的內容也不甚了了，大概隻聽說涉及日本對中國政治外交基本方略，具體內容則只是猜測。
密信中提到的“田中首相”，是當時的日本首相田中義一。所謂“田中首相奏章”的出處，是他就任之初召開的“東方會議”。那已經是一年前的事情了。
不被記錄的6天
1864年，田中義一出生於一個日本下級武士家庭。從進入陸軍士官學校開始，田中義一便接受正統的軍國主義教育，素以“不讀書”聞名的田中義一步入軍界后，在歷次對外侵略戰爭及整建軍隊中，屢露奇才，並依靠其特有的鑽營之道入主政壇，成為日本第26任首相。
考察田中義一的履歷可以看到兩個主題，一是中國，一是日本陸軍。這兩個主題聯系起來的結果不言自明。
這是一個軍人出身的日本政客，參加過中日甲午戰爭、日俄戰爭，向袁世凱提出的“二十一條”，也是他在日本內閣陸相、日軍參謀次長任上策劃提出的。
田中義一出任日本首相，他提出的對中國的政治外交方略不可能是和平友好的，隻會是不斷膨脹起來的對華野心。
實際上，日本軍國主義者覬覦鄰國的領土由來已久，早在19世紀中葉日本發生明治維新時，明治天皇就曾申明天皇政府將“經營四方，安撫億兆，開拓萬裡之波濤，布國威於四方”。
日本明治維新后，國力增強，對外擴張的野心也急速膨脹，幾乎所有的日本政界精英都主張向中國擴張，首先是台灣和朝鮮，然后就是滿洲及整個中國。
1890年12月，日本首相山縣有朋公開闡述了“利益線論”，直接推動了中日甲午戰爭的爆發。在這場殊死較量中，北洋水師幾乎全軍覆沒，清政府被迫與日本簽訂《馬關條約》。日本憑借從中國獲得的巨額賠款，在20世紀初完成了資本主義工業化，成為亞洲經濟強國，日本軍國主義者的侵略野心自此也愈發膨脹。
1904年到1905年間，日本和俄國在中國東北進行了一場戰爭，從俄國人手裡奪走了東北南部的殖民權益，得到了長春到大連的鐵路控制權。
無論是中日甲午戰爭還是日俄戰爭，田中義一均親自參與。而在他1927年4月被任命為首相時，恰逢日本國內發生金融危機，政治、經濟兩方面均陷入窘境。當時，中國國內正處於北伐戰爭時期。2個月后，審時度勢的田中義一在東京主持召開了“東方會議”。
根據日本外務省的檔案記錄，“東方會議”一共進行11天，但有檔案記錄的卻隻有5天，另有6天時間是在極秘密的狀態下召開的。這6天的會議何以秘而不宣，當時的人們不得而知。
在會議召開之前，田中義一曾找到自己的心腹——外務次官森恪進行了秘密磋商，希望森恪能制定一個詳細的“大陸政策”。
森恪很快找到當時的“中國通”、參謀本部的鈴木貞一，以及常駐中國的職業外交官吉田茂共同商議。1940年，鈴木貞一在《森恪》一書中透露了他們制定滿蒙政策的內容：“這個方案，就是把滿蒙從中國本土分割出去，成為另一個地區，使日本的勢力進入這塊土地。”
在“東方會議”上，對於侵華策略有兩種主張，部分日本政壇元老提出“內科方法”，即以外交的、經濟的手段維護和擴大日本在中國特別是東北的權益。而日本政壇“少壯派”，特別是已經實際控制了日本政局的軍國主義分子則主張用“外科方法”，即用軍事手段對中國進行侵吞。最后，田中綜合了兩種侵略手段，匯總成《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
按照當時的日本政治流程，東方會議結束后不久，田中義一把《帝國對滿蒙之積極根本政策》用奏折的形式呈送給日本裕仁天皇，亦即后來所謂的《田中奏折》。
這份“侵華計劃”的重中之重是實施《滿蒙鐵路計劃》。
從軍事角度講，鐵路既是戰略機動途徑，也是支撐戰爭的戰略動脈。田中內閣很快確定了5條鐵路線：包括吉林—會林，長春—大賚，昂昂溪—齊齊哈爾、通遼—開魯鐵路和新丘運煤線。
為盡快獲得鐵路的運營權，田中內閣派人找到由他們一手扶植起來的東北軍閥首領張作霖，逼迫他簽署新的鐵路修筑權協議，以及其他權益要求，但他們沒有想到，這個要求遭到了張作霖的拒絕。
“東北王”張作霖於是被視為日本挺進東北的絆腳石，在1928年的皇姑屯事件中被日本人炸死。
田中義一在皇姑屯事件中扮演的角色目前多有爭議。
田中義一與張作霖關系甚深。日俄戰爭期間，還是馬賊的張作霖被日軍以俄國間諜罪名捕獲。要被槍斃的關口，陸軍參謀田中義一向福島安正少將請求，將張作霖從槍口下救出。20多年后，張作霖成了中國的東北王，田中義一也成了日本首相。
皇姑屯的奪命爆炸讓田中義一極為震驚，他給“滿鐵”總裁山本條太郎寫信稱：“一切都完了。”並大罵皇姑屯事件的制造者河本大作：“真是混蛋! 簡直不懂為父母者之心!”
也許田中義一確實是反對炸死張作霖，但這不會讓他對侵略中國置身事外。他和河本大作的分歧僅在於侵略中國的具體方式和節奏把控。而皇姑屯事件也顯示出，比田中義一還要狂熱的日本少壯派軍國主義分子進一步掌控了日本的走向，甚至已經不受日本內閣的控制。
張作霖被炸死的這一天，正好是張學良27歲的生日。家仇國恨讓他更明白日本的企圖和野心，也更需要進一步認識父親的“救命恩人”田中義一。
於是，張學良交給了王家楨一個重要的秘密任務：不惜一切代價獲得“奏折”的全部內容。
此時已進入1928年的夏天，眾多國際間諜、媒體記者聚集在東京，他們的目的和張學良一樣——為了傳言中的“奏折”。
東京警視廳為此增加了外事警察三千名，嚴密監控外國人在東京的一舉一動，並在海軍省內新設間諜組織，由海軍大臣岡田啟介主持實事訓練。
蔡智堪一時也一籌莫展，雖然在日本經商多年，累積了深厚的人脈資源，並與日本政壇上許多重要人物建立了密切的關系，但獲取《田中奏折》這樣最高機密的原件內容，絕不是件容易的事。況且他已經加入日本國籍，萬一事情敗露，可能會付出生命的代價。
田中的“反對派”
蔡智堪想到了自己在日本政界的兩個“老朋友”：床次竹二郎和永井柳太郎。
床次是前內務大臣，反對田中的民政黨人﹔永井則是田中內閣的外相。以這兩個人的身份，有可能直接或間接地接觸到《田中奏折》。
床次和永井都是蔡智堪的多年老友，蔡與二人在金錢上多有往來。他后來在《我獲取田中奏章的經過》一文中說：“原來日本政黨首領都是很窮的，對外又不能不講排場，開銷很大，尤其床次、永井和牧野伸顯伯爵等人，都有鴉片煙和五加皮酒嗜好，這是中國式玩意，隻有我能源源供給，所以大家相處很好。”
上世紀20年代末的日本統治集團內部矛盾錯綜復雜。歷史學家沈予在《日本東方會議和田中義一內閣對華政策——評<田中奏折>》中詳細解釋了當時日本政界的各種矛盾。
事實上，昭和初期，日本有主張“強硬外交”的政友黨與實行“協調外交”的民政黨之間的矛盾﹔有維護天皇“萬世一系”的皇權的元老及其同盟者與干預天皇統治的軍部之間的矛盾。田中內閣上台后，更有元老西園寺公爵同民政黨站在一起反對田中對華實行武力外交政策的矛盾。
“東方會議”后，田中義一同軍部攜手大力推行對華侵略政策，使他們和民政黨以及保守派的矛盾日益激烈。
於是，精明的蔡智堪決定，利用這些上層政客之間的矛盾。
永井是田中內閣的外相，也是距離《田中奏折》最近的人之一，蔡智堪首先想到了他。
根據蔡智堪后來的回憶，他當時先找到永井，向永井提議，要永井拿出“奏折”，在蔡自己主持的《日華》雜志上發表，借以“發動輿論，一心向滿蒙躍進”。
盡管蔡智堪已經加入日本籍，而且是在日據時代的台灣、日本兩地長大，但《日華》畢竟還是華僑主持的雜志，永井不能確保這個雜志能為日本“一心向滿蒙躍進”鼓與呼。很自然地，永井拒絕了蔡智堪的提議。
於是，蔡智堪轉而找到了床次。
床次已經不在日本內閣之中任職，但他是田中義一的“反對派”，更有可利用的機會。
在一次宴請上，蔡智堪勸說床次：“為了民政黨要打倒政友黨，應該揭發《田中奏折》所持武力佔領滿蒙政策，該政策必將招致中日絕交，兩敗俱傷。”
這番話成功地戳到了床次的軟肋，他當即對蔡智堪說：“你如果必要其物，我當為你打聽線索。”
過了沒幾日，床次回復蔡智堪說：“保皇黨元老級認為田中武力吞並滿蒙政策，終將激起軍人革命，危及天皇萬世一系，正急於破壞田中的政策。但如由天皇或元老直接干涉其中，必要引起少壯軍人革命。元老中現正在進退兩難階段。我可以利用這個機會謀取田中奏章，頗有成功的可能性。”
同時，他要求蔡智堪准備上等的中國菜和五加皮酒，作為他宴請元老之用。
蔡智堪立刻邀請了一位姓崔的廚師，此人曾長期給梅蘭芳做飯，手藝非常好。蔡智堪給他5000日元，預備了最上等的中國菜，在床次的府邸內開席，宴請元老。
床次在席間致辭說，田中武力吞並滿蒙，終必引起國內革命，危及天皇。
這個言論震動了全場，蔡智堪也在席上極力附和床次的說法。
床次的宅邸之宴過了六七天后，床次對蔡智堪說，“內務大臣牧野伸顯伯爵表示，中國政府如果敢將田中奏折公表國際，保皇黨方可利用英美輿論，阻止田中發動武力政策。中國如能承允這一點，牧野密許你去抄寫。”
得到這個消息，蔡智堪十分興奮，他立即把牧野提出的條件函告王家楨。
又過了四五日，他收到了以“王川”名義電匯給他的5000元，並有一張電文：“病床費5000元奉返（此指床次宴客費），其病如要至歐美醫治者，余擔保負責。”
王家楨隱秘地表達了張學良的意思——答應牧野的條件。
蔡智堪馬上叫上床次一起將電報帶給牧野伯爵看，牧野見到電報非常高興，拍著桌子說：“皇位可保全，我的老命又可延長了。”
他問蔡智堪，敢不敢冒著生命危險潛入日本皇宮抄奏折？
對於這個極其大膽又有生命危險的計劃，蔡智堪幾乎想都沒想就一口答應了下來。
於是在1928年6月的一個夏夜，打扮成補冊工人的蔡智堪，秘密潛入了戒備森嚴的日本皇宮。（記者 米艾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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