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名“張普”的來歷
肇慶自古就是貶謫流放之地。在那裡，外公過著被幽禁的日子，終日受到監視，還有許多明確規定：不准打電話﹔不准與外面人員接觸﹔ 不准離開宿舍區﹔軍分區機關放電影，也要請示后才能去看﹔監管人員每月都要向上級匯報一次他的思想動態，有重大思想問題更要及時匯報。在他們去之前，軍分區領導已與大院的干部、家屬打過招呼，說要來兩位老人，一個姓張，一個姓劉，叫大家不要與他們來往。外公連使用自己真名的權利都被剝奪了，他說：“既然我是普通勞動者了，那就叫張普吧。”這個化名一直伴隨到他去世。
我在去之前就設想過他們的處境，在上海出發前就准備了紙條：“房間裡有竊聽器嗎？”到了那裡，才知道情況比我想的還要嚴重。曾有這樣一件事：外公有時會收聽外國電台的廣播新聞，因為他可以熟練地使用英語和俄語。軍分區很快就知道了，立刻向他提出警告，后來他改用耳塞在室內聽。
他們的住所是一座平房，背靠的山坡即牛崗，牛崗頂上是當地回民的一片墳場。平房裡共三間，擺設非常簡單，除了床、櫃、凳、椅等，沒有其他家具擺設，書櫃裡有許多馬列著作和一些經濟學書籍、報紙。
外公外婆的工資早在1968年受到“監護”時就已被扣發，存款也被凍結，兩位老人身無分文，以至於剛到肇慶時隻能向軍分區借款，權當生活費用。他們每天的菜就是豆腐、青菜，雞蛋都很少有。三個月后，北京才規定發給他們每月一點“津貼費”。兩位老人自己做飯，料理家務。住所離最近的集鎮有兩裡路，下雨天買菜格外不便。外婆劉英有一次不慎跌倒，菜沾了泥漿不說，她右手的大拇指撐在地上，馬上紅腫起來。這一次以后，外公怕她出去買菜再跌倒，特意找了根樹枝給她做拐棍。當時，肇慶還沒有蜂窩煤，燒飯用的柴非常潮濕，熏壞了外婆的眼睛。外公有時也學著生火做飯，結果滿屋子煙，令他咳嗽不止。由於“文革”中身心備受折磨，外公的冠心病、高血壓病情加重，每逢冬天，經常感冒發燒，為了取暖，隻能用破臉盆當炭爐，木炭燃燒時，煙霧騰騰，嗆得他透不過氣來。
秘密完成一項重要使命
記得我到后兩天，外公就叫我謄抄他寫的文稿《無產階級專政下的政治和經濟》。外公平反后，我才真正認識到這件事的意義。原來自1971年9月13日林彪乘飛機出逃后，外公以一位政治家的敏感，意識到此事實際上宣告了“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失敗，他看到了希望。於是從1971年的10月12日起，在受到監管的艱難條件下，他開始秘密地寫作論述社會主義的文稿。到1974年夏天，歷時3年，寫了十幾萬字。當時他年老多病，又患有老年性白內障，視力很差，握筆的手已經顫抖，寫作條件極端艱苦。外婆說他“是在完成一項重要的使命”。稿子寫在方格稿上，我在肇慶住了兩個星期，多數時間是用來幫他謄抄的。在抄寫過程中，外公不止一次地問我，“我寫的東西，你看得懂嗎？”
作為一個成年人，我的所見所聞，曾令我產生了很大困惑：我最敬愛的外公，45年的黨齡，新中國的締造者之一，竟被發配於此，過這種受迫害的日子。我表示了對現狀的失望，令我意外的是，外公居然用從容平緩的語氣說：“我是堅信共產主義事業一定會勝利的。”在那個夜晚，聽到這樣的話，我非常震驚。他一不抱怨，二不后悔，從來不在小輩面前說他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
外婆在肇慶時還給我講長征途中的故事，講紅軍犧牲的悲壯慘烈，講紅軍的樂觀大無畏精神。他們總是對我說“要向前看”。正如外婆后來在回憶錄中所說的：“在這17年的漫長歲月裡，除了我們兩人相依為命外，沒有人敢接近我們。正如聞天所說，在他身邊能夠說得上話的，就隻有一個共產黨員，那就是我。但是我要告訴人們的是：就是最困難的時候，我們對黨也沒有喪失信心。”他們的信仰就是如此堅定。
如今，每當我想起外公年逾古稀不顧重病奮力寫稿的情景，心中就有無限感慨。在那種情況下，他還憂國憂民，希望自己寫的東西，能“哪天到會上談談”，將來准備出書。外婆冒著嚴寒酷暑在門外放哨，看到監視人員來，就以咳嗽為信號，提醒外公將文稿迅速藏起。有一次我謄抄文稿時，因事離開了一下，回來后發現文稿已經被外公收起，在抽屜裡放好。事后回想自己當時有多不慎，差一點惹禍，而外公是那樣的謹慎，卻對我沒有一句責備。
在肇慶的兩個星期，我請外公講他的生平，講他的青年時代，外公在回憶過去時總是淡淡的。至今還記得陪他在西江大堤散步時的情景，他很關心我，要我“不要單看小說，要多讀書，這樣才不會人雲亦雲。”他關心我媽媽、姨媽的生活，對早年因參加革命而沒能照料到的兩個女兒，一直牽挂在心頭，經常端詳我帶去的全家福照片。他還應我要求，帶我和外婆在肇慶街上一個照相館裡合影，留下了珍貴的紀念。兩個星期過得很快，走的那天，我一次次地回頭揮手，隻見兩位老人在初春乍暖還寒的黃昏裡，站在平房前目送，外公拄著拐杖，他們那孤寂的身影，令我止不住流下了淚水。
功過是非歷史評判
1975年4月28日，外公寫信要求遷往離家鄉上海近一點的蘇州或無錫居住，這個要求雖然獲准，但當他到達無錫時，他的生命也隻剩下不到一年的時間了。
外公遷居無錫不久，寫來了第一封信，信的大意是：全家已搬到了無錫居住，對外仍保密，這裡的住房、醫療條件比肇慶好，你們可來相敘，但要接到通知方能來。過了幾天，我又接到外公的第二封信，說是“可以陪你媽和姨媽她們來無錫”，並詳細講了出站后到家的路線等。
於是，我陪媽媽、姨媽在9月初到了無錫。當我們一行三人來到湯巷45號大門口時，外公非常高興。這是他們父女隔了14年后的重逢。這次會面，外公詳細詢問了兩個女兒的生活狀況。母親當時已經55歲了，得知她為了7個孩子的生活，還千方百計地找工作，隱瞞了年齡進上海羽獸毛廠做臨時工時，外公拿著我媽媽的工廠臨時出入証，好半天沒說話。但第二天早上，外公就對我母親說：“你年紀大了，萬一受了傷怎麼辦？臨時工就不要去做了。”接著，又像征求意見似的說：“就在我這裡幫做家務吧。”又說：“適當給一點報酬，因為你勞動了，應當給報酬，但多給了，就是享受，這又不好。”接著，他又慢慢地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革命者的后代，應該像人民一樣地生活。”
我第二次到無錫，是當年9月底。我們動身之前，接到外公來信，這次要我媽媽去常住。記得那時正是太湖螃蟹剛剛上市的季節，吃中飯時，在太湖飯店，外公特地請我們吃螃蟹，當時由於國內各方面經過整頓，形勢稍有好轉，外公的心情也比較好。席間，我們與外公說了一大堆民間流傳的有關“四人幫”的丑聞，外公聽了不說什麼，只是微笑。這次到無錫，我曾勸過外公寫自傳，但他緩緩卻又坦然地說：“不必了，一個人的功過是非，歷史自有公正的評價。”這次，我媽就留在無錫，幫助做家務，住了幾個月，一直到外公搬進新生路7號時才回上海。
全部身家捐作黨費
第三次到無錫，是1976年4、5月份。沒有想到，那是我最后一次與外公說話了。外公已經病重，住進了無錫市第一人民醫院。走進病房，看見外公半躺在床上，樣子十分衰弱，連話也講不動。外公見我進來，用低弱的聲音與我打招呼。我站在床邊看著他，心裡很難過。外婆問他：“現在覺得好些了嗎？”他吃力地回答：“醫生都做了病史記載。”那次探望的時間約三刻鐘。
在醫院裡，外公想到了身后之事，他對外婆說：“我不行了，別的倒沒什麼，只是這十幾年來沒能為黨工作，深感遺憾。”他囑咐外婆：“我死后，替我把補發給我的工資和解凍的存款全部交給黨，作為我最后一次黨費。”外婆點頭答應，但是外公不放心，一定要外婆拿紙來，寫下保証，簽上名字。外婆一邊說著“你還信不過我麼”，一邊還是照做了。
劉英外婆將外公的這個“遺願”變成他們夫婦倆的合約，寫在紙上，念給他聽，“二人生前約定：二人的存款，死后交給黨，作為兩人最后所交的黨費。”外公這才微笑點頭，放下心來。我后來知道，外公捐的金額高達4萬多元，外婆后來把自己的工資也捐作黨費，兩人先后共交了8萬多元黨費。
1976年7月1日深夜，我在上海突然接到無錫發來的電報：“外公已逝，速來錫。”我心急火燎地趕到無錫新生路7號時，上海的親屬基本都已經到了。外公離去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時刻，這一天距“四人幫”垮台隻差95天，他沒有看到他期盼的“天亮”。
外公生前最大的願望，是希望他在逆境中寫的文稿有一天“能夠到會上談談”或者出版，對人民作點貢獻。所幸這個願望從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逐步實現了，他一生的理論創造，也成為黨的寶貴財富。（整理 記者 龔丹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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