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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公張聞天的最大心願

2015年06月16日07:12   來源:解放日報

原標題:外公張聞天的最大心願

廬山會議前的張聞天

■口述 張秀君(張聞天外孫女)

外公生前最大的願望,是希望他在逆境中寫的文稿有一天能夠“到會上談談”或者出版,對人民作點貢獻。所幸這個願望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逐步實現了,他一生的理論創造,也成為黨的寶貴財富。 ——張秀君

張聞天小傳

張聞天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的重要領導人。1934年參加長征並出席遵義會議,對確立毛澤東的領導地位起了重要作用﹔1945年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被任命為駐蘇聯大使及外交部副部長等職,於1976年7月1日逝世。

節儉外公也有“奢侈”時

我母親1922年在上海出生。當時,外公張聞天在上海任中華書局“新文化叢書”編輯。1925年6月,外公加入共產黨后,從此遠離家人、遠離故鄉上海,走上革命的道路。母親一直沒有跟在外公身邊,嫁給我父親后,成為家庭婦女。我父親也是普通的工廠工人,父母一共生了7個子女,家庭負擔很重。

1955年夏,外公張聞天剛結束駐蘇大使之任,大概是念及我母親子女多,為了減輕我母親的負擔,也可能是對自己長年不在家,沒有照顧到女兒的一種補償心理,他把我這個大外孫女接到了北京。那年,我9歲,從此開始了在外公身邊的生活。

我在北京外公身邊待了5年,這時外公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外公、外婆對我非常關心呵護,但並不嬌慣。因為他們工作繁忙,我被送到學校寄宿,每周六回家。學校在海澱,家在景山,每次回家需乘兩部公交車,周末回家公共汽車擁擠異常,當時北京的售票員就有那本事,每到一個站頭,就從車上下來收乘客的票,然后再最后一個擠上車。我人小,擠不過別人,但隻要站在售票員前面,她總是能把我推上車。當我轉了兩部車到家后,總是天色已晚,樣子可憐兮兮,印象中我對外公不止一次說過乘車的窘境,但外公從來沒有讓我乘過他的專用車。他說:公家配給他用的車是為工作需要而配置的,別人是不能用的。我當時人小,聽這些道理似懂非懂,到大了以后才明白:這是外公教我不搞特殊化。

當時北方學校裡的伙食很簡單,經常是大白菜居多,面食常吃窩窩頭。我每月隻有車錢,沒有零花錢,衣著朴素,甚至比普通人家的孩子穿得還差。外公自己也是,內衣都是補丁,隻有接待外賓時,他才會拿出七成新的中山裝熨一下再穿。有一次,外交部要給他家裡換新家具,被他一口拒絕。他住的房子年久失修,人家堅持為他修理后還鋪了新地毯,事后,外公悄悄把舊地毯換回來,將新地毯退了回去。還有一次,外公和警衛一起散步,一個不認識他的人上前和警衛打招呼,還誤以為外公是警衛的鄉下親戚。

外公也有“奢侈”的時候,那就是買書。他是個愛書如命的人,他的習慣是休息日跑書店,當他集中注意力選書的時候,我也趁機選書,不知不覺就是一摞。付錢的時候,外公、外婆從來不說我什麼,他們喜歡愛看書、愛學習的孩子。記得我在小學裡有一篇作文,被選為范文,學校出了一本油印小冊子,把這篇文章也收了進去,外公看了以后,非常高興,笑著說:“我們的秀君將來是個文學家啊。”

講了真話,就不會后悔

在北京的日子過得很快,一眨眼,我將要升入初二了。這時,發生了一件大事,改變了外公的政治生涯,也改變了我后來的生活。1959年,外公在廬山會議的發言讓他受到批判,外公被撤消了外交部副部長的職務。

那個暑假,我和外婆在北戴河久等外公不來,回到北京,才知道廬山會議上的政治風暴。外公一進家門,外婆就急切地問他犯了什麼錯誤:“你搞外交工作為什麼要在經濟問題上發言?”外公語氣上稍微有些激動,他說他非講不可,老百姓沒有飯吃,經濟這樣搞下去怎麼行,人民生活怎麼得了?他完全意識到此時講這些,需要頂住壓力,但是一個共產黨人的良心促使他要講缺點,要講真話,所以,他並不后悔。

撤銷職務首先給他帶來了生活上的一個重大變化,就是再不用每天去上班,幾乎停止了所有的對外交往。一位已經進入花甲之年的老人從此開始了一種無可名狀的孤寂的晚年生活。后來幾經申請,他才到經濟研究所當了特約研究員。“特約”的意思,就是並不擔負實際的研究任務,有個地方領工資、過組織生活而已。

這些變故之后,外公認為把我送回上海父母身邊,更有利於我的成長。於是,我離開外公,回到上海繼續讀書。外公關照我的父母:把我送到工人子弟學生多的學校,他要讓我在人民中間,繼續過普通人的日子。

十年浩劫期間,我們與外公失去了一切聯系,他在“文革”中的境況,隻能從媒體、大字報中獲得隻言片語。1974年下半年,我們接到外公自廣東肇慶寄來的信。這時才知道,自1969年10月起,他就被流放到那裡了。用外公自己的話說,過了5年孤寂閉塞的生活。那時他也已是一個七旬老人了。

1974年夏天,周總理批示允許外公參加地方上的黨組織生活與工作,同時也允許親屬前往肇慶,我便是在這個背景下去的。我到肇慶的時間是1975年的初春,當時我30歲,在上海一所中學做教師,是利用74屆學生畢業分配后的兩周休假時間,乘火車,再換長途汽車到肇慶的。在那裡,我親眼目睹了外公外婆的艱難處境,也深深地感受到了兩位老共產黨人的堅強和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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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編:楊麗娜、謝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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