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0001號烈屬証【2】

百日牢獄

叢丹最初的線索，來自母親王竹青留下的一張照片。

照片的主人就是叢德滋，他身穿白西裝，挺腰直立，十分精神。據王竹青生前介紹，這是叢德滋在1937年送給自己做紀念的。最讓叢丹感興趣的是，照片的背面有一段生父寫下的自述，上面記載了這樣一段經歷，“二十四年（1935年）六月十七日以事系獄，九月三日重獲自由。”

從這段自述來看，叢德滋在1935年間，曾經有過一段不足百天的牢獄之災，他是因何被捕的？又是如何被釋放的？母親在世時，經常有生父的東北同鄉來家裡做客，從他們的講述中，叢丹獲得了答案。

叢德滋原籍是山東文登，后隨祖父落戶遼寧鳳城，1928年中學畢業后，他考入張學良擔任校長的東北大學。1931年，日本發動了“九一八事變”，白山黑水淪為戰場，東北大學遷入關內，來到北平。1933年，叢德滋被介紹到東北軍領導機關——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北平軍分會政訓處工作，授中尉軍銜。

后來的經歷，就像叢德滋自己寫的那樣“輾轉國內，萬裡之遙”。

對於撤入關內的東北軍，蔣介石始終不大放心，此時，國內抗日的呼聲不斷高漲，為了防止東北軍生變，蔣介石將其調入鄂豫皖，去“圍剿”紅軍。東北軍將士在這裡水土不服，兼之連續打敗仗，思鄉的情緒開始彌漫在軍中。

叢德滋也不例外，北平在校期間，他就和同學們一起，上街喊口號、貼標語，支持抗戰。此時，這位史地專業畢業的大學生揮動手中的筆杆子，寫起了文章。

1935年前后，《小實報》、《東方快報》等進步報刊在北平發行，叢德滋在上面發表了大量的通訊和評論，揭露國民黨政府槍口對內的行徑。

在報紙上頻繁的亮相讓叢德滋被盯上了，1935年夏天，叢德滋以 “共產黨嫌疑分子”的罪名被捕，羈押在武漢行營軍法處。

值得慶幸的是，這場刑囚並未持續太久，在張學良的交涉下，一批參與救亡的年輕人都得到了釋放，叢德滋也在九月初重獲自由。此時，紅軍進入了陝北根據地，張學良率領東北軍開入陝西。也正是在這時候，叢德滋進入了張學良的視野，他被調入“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擔任總部辦公廳秘書，負責機要工作。

那時的叢德滋隻有二十多歲，還是個毛頭小伙子，何以能夠深受張學良信任和器重？叢丹百思不得其解。

轉機在一次通信間出現，王竹青的三叔王文杰僑居在多倫多市，一封來信中，他告訴叢丹，自己在國外碰上了一個叫李秋生的人，這位老人年輕時效命東北軍，在“西北剿總”工作過，與叢德滋一起共過事。在叢丹的請求下，李秋生寫下了《憶叢德滋兄》。

據李秋生回憶，有一天，張學良將一本紙簿拿到了機要組，說“你看這人有多麼自負！”

那是叢德滋隨手寫下的幾篇日記，其中有一天記著“畫山水一幅，有尺幅千裡之概！”“尺幅千裡”為國畫的最高境界，指的是一尺長的畫幅，畫進了千裡長的景象。一名二十余歲的青年以此自夸，言辭未免狂妄了些。

但李秋生發現，張學良非但沒有責怪這個倨傲的小青年，反而由此注意到了他。張學良曾說叢德滋“為人正直熱情，又具有強烈的愛國與懷鄉的感情與抱負，學問和思想均有過人之處，筆下也很不錯”，對他十分信任，還“經常單獨把他叫出去談論一些事情。”

叢德滋由此進入了張學良的核心圈子。也正得益於此，在不久后的西安事變中，叢德滋起到了特殊的作用。

西安事變“第一報”

在中國共產黨新聞報刊史上，有兩份《解放日報》：一是1941年在延安創刊、1947年停刊的中共中央機關報﹔二是1949年創刊至今的中共上海市委機關報。實際上，還有一份鮮為人知的《解放日報》，存世雖僅兩個月，卻記錄了當時震動中國的政治事件——西安事變。

這份《解放日報》的首任總編輯正是叢德滋。

因為發表抗戰言論而被當成“共黨嫌疑分子”時，叢德滋還只是“嫌疑”，當時他還不是為共產黨工作。而在《解放日報》總編輯任上，這位曾經的“共黨嫌疑分子”，則是不折不扣地在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展工作了。

這份《解放日報》僅僅存在了兩個月，從1936年12月13日（西安事變后第二天）開始出版，停刊於1937年2月10日（中央軍進駐西安的日期），共出版56期和3期號外，全面展現了西安事變從發生到解決的全過程，可謂是西安事變“第一報”。

西安事變發生后，“西北剿匪總司令部”撤銷，中共代表團進駐西安，組成了聯合辦公廳。聯合辦公廳下設多個委員會，叢德滋任宣傳委員會委員。這個宣傳委員會的主任是張學良的機要秘書郭維城——1933年入黨的中共地下黨員。

西安事變時的郭維城，並沒有公開共產黨員的身份，而叢德滋當時還不是共產黨員。不過，郭維城與叢德滋相處時間不短，接觸密切，很了解叢德滋的為人和政治傾向。兩人配合默契地掌控了西安事變后的宣傳機構。

西安事變當日凌晨，中共西北特別支部徐彬如等同志以西北各界抗日救國會的名義，隨楊虎城的十七路軍接管了國民黨陝西省黨部，同時拘捕了《西京日報》社社長。郭維城隨即派叢德滋和關吉崗二人接管了《西京日報》社。黨的地下組織中共陝西省委宣傳部也派地下黨員參加報社的編輯工作。

《西京日報》這個國民黨喉舌的報名當然不能用了，眾人商議之下，決定將報名改為《解放日報》。

“《解放日報》的報頭還是你父親親手寫的。”郭維城告訴叢丹。

叢丹后來在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紀念館看到了《解放日報》的原件，紙張已經枯黃，版面多有破損。報紙右上端，“解放日報”四個字縱列而下，蒼勁有力。

《解放日報》創刊后，沖破國民黨的新聞封鎖，真實報道西安事變的發生及其發展進程，積極宣傳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主張，呼吁各黨派聯合抗日，成為當時西北愛國進步力量開展抗日救亡運動的重要輿論陣地。

郭維城回憶，叢德滋主編的《解放日報》是在黨的直接領導下進行工作的，由宣傳委員會具體領導。每周的宣傳提綱一般都是郭維城起草，聯合辦公廳審查，有時送周恩來親自審閱。很多時候，叢德滋會接受周恩來的直接布置指導。

1937年2月10日，國民黨中央軍進駐西安，東北軍被調往多地，分化瓦解。《解放日報》停刊。張學良則開始了他半個多世紀被軟禁扣押的生涯。

張學良和東北軍的結局讓叢德滋有些心灰意冷。他脫離了東北軍，開始了半年多的漂泊，行跡遍布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沒有人知道叢德滋這樣的長途跋涉中究竟是為了什麼，或是在找尋什麼。

唯一的“收獲”，是他經人介紹在上海認識了王竹青，兩人很快相戀，並在“八一三”事變后回到了王竹青的老家——山西汾陽東趙村，在這裡舉行了婚禮。

叢德滋前路迷茫，他與王竹青新婚燕爾，戰亂之中避居山西小村，倒也不失為安全歸宿。但王竹青知道，叢德滋不會苟安於此。兩人相戀時，叢德滋送給她的照片背面，這位在愛情中浸潤著的年輕人仍焦慮地寫道：“恓遑於車轍馬跡之間，國事日非，外侮日亟，極目前途，曷勝悵觸，對茲須眉，誠堪愧汗矣！”

果然，兩人結婚沒多久，1937年，叢德滋忽然不告而別。兩個月之后，有人來接王竹青，她才知道，丈夫已經到了蘭州，並且已經加入了八路軍。

后來，叢丹才從一些前輩那裡得知，1937年，八路軍某部司令部設在東趙村附近的下巍堡一帶，叢德滋在這裡與八路軍取得了聯系，結識了鄧小平和楊立三。當年年底，叢德滋奉命離開山西，路經西安時，見到了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黨代表林伯渠，1937年12月，被林伯渠介紹到蘭州工作。

而這一切，都在極為隱秘的狀態下進行，即便是家人也毫不知情。叢丹的舅舅王綬亭曾看出些端倪，他給叢丹的信說：“他（叢德滋）的工作很機密，有時有大信封雞毛插著的信來……”

蘭州，成了叢德滋最后的歸宿。那裡，有承載著信仰的任務在等待著他。

民眾通訊社

叢德滋來到蘭州的原因，和一份報告有關。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后，1937年8月25日，“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蘭州辦事處”成立，彭家倫擔任首任處長，“延安五老”之一的謝覺哉隨即前來，以中共中央和毛澤東主席代表的身份，開展甘肅的統戰工作。

辦事處成立不到一個月，彭家倫向中央轉交了一份關於蘭州的工作報告。

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紀念館館長朱永光告訴記者，日本全面侵華后，我國東南地區迅速淪陷，逃難者大量涌到西北。從1937年到1939年的短短兩年間，蘭州城的人口從8萬激增到了20萬，由於交通閉塞、經濟落后，當地教育程度低，民眾的救亡意識亟待發動。彭家倫的報告指出，要“立即派得力干部去蘭州領導黨的工作及軍隊工作，並設法在西安調些學生（黨員）去做學生運動（用轉學方法），凡有甘青寧的前進分子多介紹回去工作。”作為知識分子的叢德滋在這個時候被派往蘭州，應該是出於抗日宣傳的考慮。

叢德滋很快操起了老本行。1938年2月，在多番運作下，“民眾通訊社”獲准登記，叢德滋任社長，社址設在南府街76號。民眾通訊社的第一份稿件，就宣傳了平型關大捷。

民眾通訊社規模很小，跑新聞的隻有社長叢德滋和記者於千兩個，人員不多，卻相當“豐產”，據叢丹統計，僅在1938年3月，當地的《甘肅民國日報》採用了98篇來自通訊社的稿件和消息，這些稿件描述了甘肅工農群眾的痛苦處境，報道了抗日救亡群眾組織的活動。

當時，不少蘭州人都知道，民眾通訊社的叢社長是個才子，他能在打一圈麻將的同時寫一篇社論。但大部分人都沒有察覺到，叢德滋還有另一重秘密身份。

叢丹小時候，有一位“侯叔叔”是蘭州家中的常客。當時，高克明和王竹青立了“家規”，來客人的時候，孩子們要出來問好、給客人倒茶，然后必須退避，不能聽大人談話。作為備受寵愛的長女，叢丹膽子最大，經常帶著弟妹們“違規”，將房門敞開一道縫偷聽。但是大人們聊的是什麼，她也不大清楚，隻記得大家經常說起“悅生”。

許多年后，叢丹才知道，“悅生”正是生父的字。繼父高克明和那位“侯叔叔”，都是叢德滋從事地下工作時的戰友。

“侯叔叔”名叫侯維熾，公開的身份是西北公路局的汽車司機。他曾給叢丹回憶過第一次見到叢德滋的場景。

1938年的一個夜晚，天黑得伸手不見五指。侯維熾開著一輛遮得嚴嚴實實的蘇制大卡車，來到了蘭州城內南府街的民眾通訊社。

侯維熾輕輕叩門，一個身材高挑、體形消瘦的男子走了出來。雙方沒有任何接頭暗號或者密語，侯維熾接到任務時就已經明確，民眾通訊社是完全可以信賴的可靠組織。他低聲告訴開門的人：“從寧西烏鞘嶺中營救拉回紅軍戰士，想要交給叢社長。”

“我就是。”那人正是叢德滋，他伸出雙手，與侯維熾緊緊握在一起。

卡車的篷布打開，十多位衣衫襤褸、蓬頭垢面的青壯年跳了下來。他們在民眾通訊社停留一晚，第二天，被護送到了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安全轉移。

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紀念館館長朱永光告訴記者，當時，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營救紅軍、西路軍被俘失散人員。當時雖然是在國共合作時期，但是在進入公開的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之前，這些失散的紅軍戰士都不是安全的。抵達蘭州后，他們往往要先到一些安全中轉站棲身。民眾通訊社就是這樣的一個秘密驛站。

當時在辦事處擔任黨代表的是“延安五老”之一的謝覺哉。在他的日記中，屢次出現與叢德滋的交往：“午后吳、叢、趙等來決定討論會的事。”“上午至叢德滋處談”“夜，叢德滋等六人來談，當報告目前抗戰形勢及其前途。”

曾在蘭州生活書店擔任經理的薛迪暢也和叢丹通過信，他告訴叢丹，叢德滋還搶救過生活書店的進步書籍。因為出版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宣傳抗日救亡的讀物，鄒韜奮主持的生活書店一直遭到國民黨政府的忌恨。1938年，西安的分店被查抄，經理也被逮捕，和西安一省之隔的蘭州城中，風聲也緊了起來。

在叢德滋的運作下，侯維熾借出了一孔窯洞，用來貯藏“違禁”書籍。這個窯洞位於黃河北咬家溝的住家院，高出了地面三四米，折角處挖了個兩米的小房間，土質干燥，地點隱蔽，很難被人發現。起初，書店用人力車運送書籍，后來，叢德滋覺得目標太大，容易暴露，建議改由專人拎著手提包，少量多次轉移。

在國民黨的查抄和破壞中，蘭州生活書店安全過關。

在蘭州，叢德滋有公開和隱蔽的兩個身份，不但是他，連出生不久的叢丹也有兩個身份。她是民眾通訊社社長的寶貝女兒，還是國民黨第八戰區政治部主任曾擴情的干女兒。

這份干親是叢德滋主動結的，他還為自己謀了個新差事——曾擴情的秘書。叢德滋費盡心機接近曾擴情的目的，自然不是表面上的什麼高官厚祿，而是以曾擴情的身份為極好的掩護和情報來源。

接近曾擴情，讓叢德滋的地下工作大有突破，卻也為他招來殺身之禍。

特別黨員

曾擴情是1938年底到蘭州就任第八戰區政治部主任的。他也有一個隱秘的身份，復興社（軍統前身）“十三太保”之一。

在西安事變之前，曾擴情一直被安插在東北軍中，從北平到西安，一直追隨著張學良。

西安事變時，曾擴情是“西北剿總”政訓處處長。事變發生時他也被扣押了起來。在這期間，他曾向南京喊話，反對“走極端”的武力解決。

西安事變和平解決，曾擴情也被放了出來，回到了南京。沒想到，蔣介石對他卻起了疑心，認為他參與了“叛軍”的“招降”，又把他抓了起來。幸虧有摯友胡宗南出面說情，曾擴情才被釋放。胡宗南倒是很講義氣，還把曾擴情拉到自己的第八戰區，封為政治部主任。

曾擴情和叢德滋也是“老交情”了。叢德滋在北平軍分會政訓處時，頂頭上司正是曾擴情。他剛到蘭州上任不久，叢德滋就上門拜訪。

他鄉遇故知，曾擴情十分興奮。面對老部下“謀個差事”的請求，曾擴情滿口答應，將他安置在自己的辦公室做了秘書。

隨著抗日戰場進入僵持階段，國民黨內部開始出現反共的潛流，作為曾擴情秘書的叢德滋，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收集著第八戰區的資料。

因為地下工作的機密性，很難探察出叢德滋究竟做了哪些具體工作，叢丹隻獲得了散碎的信息，從中可以大致描摹出叢德滋的“潛伏”生涯。

袁志學表示，當時的蘭州既是抗戰的大后方，又是蘇聯援華的活動基地，還是蘇共和中共的一個聯絡站點，蘇聯在蘭州設立了外交代表處和軍事代表處，叢德滋在蘇共與“八辦”間，充當了一個聯絡者的角色。

著名城市規劃專家任震英曾經在東北從事抗聯活動，1938年，他來到蘭州，不久便當上了甘肅省營造廠副主任兼主任工程師，叢德滋和任震英聯系上，和他一起工作。作為建筑工程師，任震英曾經為當時的甘肅省政府和西北行營長官公署設計督建了興隆山別墅和西北大廈，與甘肅上層取得了較為緊密的聯系。1938年秋，蘇聯援華的野戰炮被國民黨藏在了蘭州的姊妹溝裡。任震英獲得這一情報后，及時報告給了叢德滋，叢德滋又將情報傳遞給了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和蘇聯駐蘭州軍事代表處，揭穿了國民黨消極抗日的行徑。

叢丹還找到過一位曾經的共產國際情報員，由此了解到叢德滋參與的一個“三人情報小組”。

這位情報員叫盛先傳，1938年2月，他被派往莫斯科共產國際情報學校學習。結業后來到蘭州，擔任共產國際的情報偵察員。

與蘇聯駐蘭州軍事代表處弗拉基米洛夫（中文名孫平）聯系上后，盛先傳獲得了一個公開身份——“軍政部駐蘭州通訊器材第二十四倉庫庫兵”，這個身份就是由叢德滋安排的。孫平告訴他，“你擔任我的聯絡員，與叢德滋接頭聯系，你的任務是轉達我給叢德滋的批示和叢德滋交給我的情報。”

盛先傳告訴叢丹，當時蘭州有一個“三人情報小組”，核心成員是孫平、叢德滋、伍修權。叢德滋在秘書任上，能接觸到第八戰區的核心機密，軍隊調動、人事調動、國民黨內部人員思想情緒的情報，他都可以提供。

而叢德滋從事情報工作的具體細節，現在已經無法考証還原。即便是盛先傳這樣與叢德滋直接接觸的聯絡員，能夠提供的細節也極為有限。叢丹多方查找，所獲寥寥。

相對於細節上的缺失，更令叢丹不能釋懷的是父親的身份謎團。“烈屬証”給父親的認定是“革命犧牲工作人員”，而他從事的是明確無疑的地下黨工作。他究竟是不是中共黨員？

經過叢德滋的老上級、老戰友的協助，叢丹在有關部門的檔案裡找到了答案。

謎底在一份文件上，這是由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第二任處長伍修權寫下的《關於叢德滋的情況》，這份報告的寫作時間為1939年，上面詳細記錄了叢德滋從東北大學畢業后到蘭州時期的個人經歷，文件最后，伍修權寫道，“根據他過去的歷史加上我們半年多對他的觀察，直到去年（1938年）九十月份，他提出入黨的問題，遂商同地方組織后，批准他入黨了。”

叢丹曾經聽母親說過，伍修權始終關注著叢德滋的遺屬，50年代的時候與家裡聯系過。但隨著母親和繼父的去世，雙方的通信中斷了。

1977年10月，叢丹從報紙上看到伍修權復出工作的消息，她借了路費，踏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車。

從伍老那裡叢丹得知，伍修權和謝覺哉是叢德滋的入黨介紹人，經中共中央批准，叢德滋成為“特別黨員”。

中共蘭州市委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袁志學告訴記者，與普通黨員相比，特別黨員包括了幾層含義。首先是身份特別，一般是當時社會的中上層或者和中上層有聯系的人。其次是入黨程序特別，入黨介紹人通常為中高級黨組織的領導人，入黨后，不編入支部，隻與介紹人單線聯系。第三是任務特別，如專門負責情報工作等。不少杰出的特別黨員都擔任了國民黨要員的秘書，如徐恩曾的秘書錢壯飛、胡宗南的秘書熊向暉。

知道叢德滋特別黨員身份的，隻有謝覺哉、伍修權等幾個人而已。在民眾通訊社社長、曾擴情秘書的掩飾身份下，他安全潛伏了三年。

但他的身份還是暴露了，布置抓捕他的，正是“老交情”曾擴情。

小年夜被捕

1941年的1月，眼看就到春節了。王竹青在不久前又生下一個兒子，叢德滋嬌女稚兒在懷，一家四口其樂融融。

1月20日是農歷臘月二十三，小年，恰好是王竹青的生日。叢德滋小小地浪漫了一回，他沒有聲張，悄悄去裁縫鋪為王竹青買了兩身旗袍。衣服上身，雖然沒有量身剪裁，卻非常合身。

多年以后，母親向叢丹回憶起父親，仍會反復提及這段往事。只是，那天的回憶不是甜蜜，更多的是生離死別的錐心之痛。

小年夜的傍晚，王竹青正忙活著一家人的晚飯。菜還沒有上桌，有人為叢德滋送來一封請柬——曾擴情請叢德滋去赴宴。看上去並沒有什麼異常，叢德滋有說有笑地跟著來人出門了。不過，出門前，他告訴王竹青，自己要出去吃飯，隨后又壓低聲音：“如果晚八點沒回來，就是被捕了，你應該鎮靜，在任何情況下，都要堅定意志。”

叢德滋已經感覺到了危險在步步緊逼。在1941年年初，蘭州城內的反共氣氛已是風聲鶴唳。

這年1月，“皖南事變”發生，國民黨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八路軍駐蘭州辦事處附近多了特務的暗哨，門口的修鞋攤、隔壁的飯館都是密探開的，還總有形跡可疑的人從周圍的高牆窺探辦事處的動靜。伍修權一出門，就發現身后多了條“尾巴”。只是當時畢竟是國共合作時期，對八路軍代表處和身份公開的共產黨員、八路軍代表，國民黨當局不能公然加害，隻能監視盯梢。

而蘭州城內的地下黨組織，則是國民黨重點打擊的目標。此前半年，中共甘肅地下黨組織甘肅工委被破壞，書記李鐵輪、副書記羅雲鵬、委員林亦青及工作人員趙子明、樊桂英被國民黨蘭州警察局逮捕關押。

這個敏感的時候，曾擴情發來請柬，叢德滋預感到宴無好宴。

果然，那天的時鐘指針走過了八點，院子裡仍未響起王竹青熟悉的腳步聲。

實際上，叢德滋早就被曾擴情列入了“黑名單”，他也感覺到了曾擴情態度的變化。就在被捕前不久，叢德滋還曾和自己的好友劉大庸說起，曾擴情越來越古怪，常常把他找過去談話，開始時，態度變得很不好，談了一會兒態度又好了，如是反復多次。

曾擴情在新中國成立后獲得了特赦。叢丹費盡周折，終於在北京見到了他。

面對叢德滋的女兒，曾擴情第一句話就是“你和你爸爸長得真像”，他告訴叢丹，1941年前后叢德滋上了“黑名單”，看在兩個人的關系和上下級的情分上，也出於惜才之心，他和叢德滋談話，目的就是暗示叢主動離開，但每次談話都是不歡而散。

曾擴情說的應該是實情，但是，如果他當時完全知曉叢德滋的真實身份和任務，恐怕不會如此“念舊情”。

為了查明父親被捕和犧牲的真相，叢丹在甘肅省公安廳裡查閱了建國初期的卷宗，《偽甘肅省組織卷》收錄了一份“偽甘肅省調統室聯密處組織罪惡”的材料，“被捕人士”條款下，叢德滋的名字被列在第一位，上面對他的記載為“東北人，東北大學畢業，曾任張學良將軍機要秘書，曾策動雙十二事變有功，后任第八戰區秘書，系共產黨人”。

在另一份“共黨詳歷表”中，對於叢德滋的活動情況有這樣的描述：“曾與共黨要人孫靜工組織青年讀書會，常與共黨王彥升在轅門合作社密談，同政治部少校組員劉劍關系密切……”

從這兩份記錄可以看出，叢德滋早就是特務懷疑盯梢的對象。他的被捕一是因為與共產黨人的交往﹔二是西安事變時期的“舊賬”，這些其實都是公開的活動，特務們也沒有什麼確鑿証據能夠証明叢德滋從事著“共黨活動”。而他本人的中共特別黨員身份和情報工作，實際上完全沒有被人發現。

如果僅僅是憑借敵人掌握的那些材料，叢德滋原本不至於有生命危險。但是，1942年4月20日，叢德滋被抓捕關押了一年多之后，王竹青在家中收到了噩耗：叢德滋“得腦膜炎死了”，特務機關通知她去黃河鐵橋北邊的一個山洞裡領尸。

至於叢德滋真正的死因，抓捕審訊他的特務王繼德在交代材料中供述，叢德滋“被捕后始終不屈不撓，被虐待致死”。

叢德滋被捕后被投入了蘭州市郊的大沙溝監獄。黨組織和好友們開始多方營救，據說關吉崗還動用張學良的老師莫德惠的私章，向蔣介石求情。叢德滋犧牲后，他的身上裹著一條紅色的毛毯，這條毛毯是蘇聯駐蘭州代表處處長阿基莫夫送給伍修權的紀念品，叢德滋入獄后，伍修權一面開展救援，一面設法將毛毯送到獄中，給叢德滋御寒。

毛毯或可抵擋些寒冷，卻擋不住監獄裡種種非人的折磨。監舍的條件、惡劣的飲食自不待言，三兩天一次短則三四個小時、長則一天的過堂刑訊，徹底摧垮了叢德滋的身體。

因為叢德滋始終“不合作”的態度，他被轉移關押在“小號”裡。這是一個坐下伸不開腿、站起來直不起腰的牢籠。對身高一米八的叢德滋來說，幾乎是每一秒都在上刑。

叢德滋發起了高燒，看守不作理會。1942年4月19日，年僅32歲的叢德滋在獄中病逝。至於是不是真的死於“腦膜炎”，可能根本就沒有人知道。

王竹青和親友領出了叢德滋的遺體，葬在了蘭州城東南方向的“五省義地”墳場。叢德滋的同鄉好友趙石萍撰寫了墓碑碑文，“叢德滋背井離鄉，來到蘭州，志在抗日救亡，無故殞命，生者悲憤，死者難以瞑目。”

青山埋骨

叢德滋犧牲后一個星期，王竹青一家作為“共產黨家屬”，被國民黨當局驅逐出蘭州，一家人在陝西度過了解放前的日子。叢德滋的戰友、地下黨員高克明一直護送著母子三人。后來1943年5月，王竹青和高克明結為夫妻。

1949年，新中國成立后，高克明帶著一家人回到蘭州，在叢德滋戰斗、犧牲的地方開始了新的生活。

1951年，黨和政府為王竹青一家頒發了烈屬証。叢丹終於知道了自己的親生父親。

兩年后，蘭州開始建設華林山烈士陵園，叢德滋烈士的遺骨被遷葬其中。

謝覺哉老人家中保存著一張老照片，記述著這次遷葬背后的一樁往事。

這張照片的拍攝時間為1953年，兩個細高挑的孩子在照片上並肩而立，正是當年的叢丹與叢甘。原來，打聽到叢德滋的遺屬都在蘭州后，謝老寫來了信，詢問“兩個孩子還活著麼”，“他們過得怎麼樣”。

王竹青特地帶著姐弟兩個去了趟照相館，拍了合影寄給謝老。細心的謝老看到姐弟二人衣衫很破，叢丹的一隻鞋上破了個洞，相當難過。他馬上給甘肅省民政廳寫信：叢德滋的遺屬王竹青現在帶著兩個孩子，生活比較困難。對此，謝老提出了三條照顧烈士遺屬的解決意見：提供孩子們上學期間的公費待遇﹔將叢德滋的遺骨遷葬至當地的烈士公墓﹔王竹青應給予適當的工作。

叢丹回憶，那一年正是家裡最困難的時候。因為解放前坐過牢，高克明的健康狀況一直不太好，后來又身患肺病，難以勝任日常工作，為了照料病人，王竹青也隻能暫時離開工作。父母沒有固定收入，六個孩子嗷嗷待哺，一家人經常面臨揭不開鍋的困窘。

甘肅方面很快落實了烈屬的有關問題，叢德滋被葬入烈士陵園，王竹青被介紹到文教委員會工作，自1953年5月起，可以領取80多元的工資，正在初中與小學就讀的叢丹和叢甘，每月也有伙食費補助，享受公費醫療的待遇。一家人渡過了難關，叢丹、叢甘也得以順利完成了學業。

若干年過去，叢丹開始找尋還原父親的人生經歷，這才忽然想起烈屬証上的編號是“00001號”。這個編號有什麼特殊的含義嗎？沒有人知道。直到她找到了頒發此証時的國家內務部長謝覺哉老人。

謝老告訴她，1950年，新中國成立的第二年，國家內務部就主持制定了《革命烈士家屬、革命軍人家屬優待暫行條例》等一系列烈士、烈屬撫恤優待辦法。1951年頒發的“革命犧牲工作人員家屬光榮紀念証”是新中國頒發的第一批烈屬証。

至於烈屬証上“00001”的編號，謝老的回答讓人出乎預料：“當年秘書在填寫烈士名單時，我想起你爸爸就是烈士，秘書便第一個寫上了叢德滋的名字。這就是個序號，沒有特別的含義。”

這個答案或許沒有想象中那麼神秘，叢德滋烈屬証上的編號，只是一位老上級對烈士的懷念，機緣巧合地表現在了編號上。但這張薄薄的烈屬証背后，凝聚著新中國對先烈們的敬意。

謝老還告訴她，頒發烈屬証的時候，毛澤東看到叢德滋的名字，說過一句話，“我從西安事變時期就聽說過叢德滋。”

在蘭州華林山烈士陵園，叢德滋烈士的墓碑被一片統一刻有“革命烈士”字樣的無名墓碑所環繞。他們都是曾為新中國的解放而付出生命的勇士，由於種種原因，這些烈士的姓名已經無法得知。

據民政部門統計，約有2000萬名烈士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國家富強、人民幸福英勇犧牲。由於戰爭年代條件有限，許多先烈沒有留下姓名。目前，全國有名可考並收入各級《烈士英名錄》的有193萬余人。

有名的或者無名的烈士，都是國家和民族的英雄。

去年，我國把9月30日定為烈士紀念日。共和國國慶日的前一天，是整個國家共同緬懷先烈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