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龍
“軍隊作家”火野葦平：“國民英雄”的迷狂幻滅
世界文學史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二戰中的日本那樣，短短幾年間就涌現了成百上千的“軍隊作家”。他們本身就是侵華戰場上的軍人，有的曾發表過少數作品，而更多的則沒什麼寫作經驗，被評論者輕蔑地稱為“外行作家”。由於具有“軍人”和“作者”的雙重身份，使得“軍隊作家”能夠獲得許多鮮活生動的戰場體驗，因此，他們的創作在日本讀者中廣受歡迎。
“軍隊作家”中影響最大的一位，無疑是被吹捧為“國民英雄”的火野葦平。
20歲時，火野葦平作為“干部候補生”參軍入伍，后以“伍長”身份入伍，開始從事文學活動，但在日本文壇上只是一個無名之輩。1937年，他發表以淘糞工人自強不息為主題的中篇小說《糞尿譚》。同年，日本發動了全面侵華戰爭，作為“伍長”的火野葦平再次接到入伍令，被編入第18師團。
極為重視戰爭中“思想戰”“宣傳戰”的日本軍部，是不會把火野葦平作為普通士兵來使用的。1938年2月，受到當局操縱的日本權威文學獎“芥川獎”決定把本年度大獎頒給火野葦平的《糞尿譚》，並特派評論家小林秀雄親赴中國火線為其頒獎。火野葦平立即從一個默默無聞的陸軍“伍長”變得聲名大噪。
時任“中支那派遣軍報道部”報道班長的馬淵逸雄少佐得知了這一消息，決定將火野收歸麾下。馬淵的心裡很清楚，“隻有身為軍隊一員親自作戰的士兵，才能夠將戰爭的實際情況傳達給后方。”
馬淵少佐沒有看錯人。與其他隻在前線走馬觀花的“從軍作家”不同，火野葦平一手握筆、一手拿槍，他先后參加了徐州會戰、武漢會戰、廣州攻克戰等重大戰役。槍林彈雨的血腥，成為他得天獨厚的創作資源。1938年5月，火野葦平以陸軍報道員的身份全程參加了徐州會戰。8月，他的《麥與士兵》一經發表，便令其暴得大名，成為萬眾追捧的文壇寵兒。隨后，他又創作出《土與士兵》《花與士兵》，與《麥與士兵》一起並稱為“士兵三部曲”，總銷量達到300萬冊。他的作品成為日本軍部最好的征兵廣告，煽動更多日本青年奔赴前線充當侵略“炮灰”。
1939年12月，火野葦平“榮耀”地從侵華戰場回國。他到處演講，約稿不斷，儼然成為著名的社會活動家。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火野葦平第三次應召參軍，積極請纓奔赴南洋戰場採訪創作。此間，一直到日本戰敗，他都是“戰爭文學”最活躍的作家之一。
不可思議的是，這麼一位煽動戰爭狂熱的“軍隊作家”，戰后竟然有人將之視為懷有“人道思想”的反戰作家。他小說中的主人公一面是殺人如狂，一面是唏噓感傷，“屠刀上面有菩薩，鮮血裡面見佛陀”的情節隨處可見。作品中“我”在給孩子的書信中炫耀道：“爸爸就要殺那些支那人了……等我把敵人的青龍刀和鋼盔帶回去給你作禮物好嗎？”另一方面，火野葦平又企圖表現殺戮之后日本士兵的“人性”之美，看到堆積如山的中國兵尸體，“我又感到了一種悲痛和感傷”。
火野葦平迷惑了很多人。就連美國著名作家賽珍珠都上了當，於1939年6月撰文極力向美國讀者稱贊火野葦平的作品富有“詩意”和“溫情”：“在士兵的淳朴中表現其美麗，贊揚了他們的崇高。但是卻沒有一點思想宣傳的味道，也沒有夸張的贊美和自我滿足。”
火野作品的最大迷惑性，恰好掩藏在這些“詩意”和“溫情”的字裡行間。事實上，他描寫日軍所謂對中國老百姓的同情，不過是見了被嚇得“顫抖”的抱著小女孩的老太太，用日語說了聲“老太太，叫你受驚了”，不過是對即將被屠殺的中國俘虜寄予一點虛偽的憐憫。其作品中雖有作為“人”的某種感情的下意識流露，只是這種“溫情”在對中國人的血腥殺戮面前，實在顯得太過於孱弱和矯情了。
火野葦平反戰的假面，最終在事實面前無情地抖落了。1945年9月2日，日本剛簽署投降書，他就懷著激憤的心情寫出了小說《悲傷的士兵》，坦言絕不認可“戰敗和屈辱的現實”，甚而狂妄聲稱：“以八月十五日為分界點，誰是真正的日本人，誰不是，很快就會見分曉了。”意思是說誰繼續擁護天皇制，誰拒絕與美國佔領當局合作，誰才配當“真正的日本人”。這已完全變成對世界正義最赤裸裸的挑戰威脅了。
晚年的火野葦平右眼失明，深受高血壓困擾。他的創作能力每況愈下，影響大不如前。回想當年受到那種山呼海嘯般的歡呼擁戴，而今卻落得“門前冷落鞍馬稀”的淒涼下場，火野內心的失落與孤獨可以想見。盡管在美國的縱容下，他和許多鼓吹侵略戰爭的日本作家一樣，隻受到了象征性的處罰，但這個被稱為“頭號文化戰犯”的火野葦平居然死不認罪，在請求恢復公職的申辯書上還振振有詞地辯白：“我想，在祖國面臨生死存亡之際，我必須獻出一份微薄之力。如果有人說，我的愛國熱情是錯誤的，我也無話可說。”
1960年1月，火野葦平服下一百片安眠藥自殺了。戰后軍國主義的迷狂和幻滅，使他陷入難以自拔的失落憂郁﹔對戰爭責任至死不悟的“選擇性失憶”，又讓他在痛苦迷惘中難以找到精神出路，終生死抱“聖戰愛國”的信條不放。火野最后的下場，也是侵華作家們無法面對歷史、安妥靈魂的典型。
“轉向作家”牛島春子：“共產罪囚”的矛盾分裂
一個非常奇特的現象是，許多“筆部隊”作家都曾經是日本共產黨員，他們最開始堅決反對天皇制政府發動的侵略戰爭，但在1934年左右被捕入獄后，幾乎全都集體“轉向”放棄共產主義信仰，宣布效忠於日本軍國當局。女作家牛島春子便是其中的典型。
走出監獄，牛島春子已陷入麻木迷茫的狀態，郁悶的心中積滿了“低迷與虛無的恐懼”。1935年秋天，其丈夫牛島晴男被任命為“滿洲國”奉天省屬官，婚后的牛島春子也隨之來到滿洲。
此時，牛島春子的身份尷尬而微妙：一方面她仍是處於緩刑期間的“戴罪之身”，“紅字”還刻在身上﹔另一方面她又是一位日本“宗主國”的官僚太太，相對於眾多奴隸般的“支那人”而言，她是高高在上的統治階層。
一踏上滿洲的土地，牛島春子就由衷地“感到新黎明的到來，感到歡快重又爬上心頭”。她很快徹底拋棄了曾經為之奮斗的政治信仰，轉而以高亢的熱情竭力描繪“新滿洲”形象，竭力迎合日本殖民者“五族協和”的國策。
在此后創作的《王屬官》《祝廉天》等作品中，牛島春子塑造了一些努力推進“王道建設”“民族協和”“日滿一心”的中國官吏形象。在她的筆下，“王屬官”完全沒有一點賣國求榮的漢奸味道，反而是從裡到外都體現出日本氣質的現代派官員﹔而“祝廉天”則是一個被日本殖民者徹底“皇民化”的變異者，他耳濡目染的日式文化氛圍，將自己從精神深處內化為滿帶殖民色彩的“新中國人”，一個比日本人還日本人的“滿洲新人”。
日本當局當然對這些為侵略擴張鳴鑼開道的作品大加歡迎，不僅慷慨授予各種榮譽，還被改編成話劇，遠渡重洋赴日本大阪、橫濱、名古屋等多地演出。
從折戟沉沙的革命者到一炮走紅的女作家，嘗到了甜頭的牛島春子從此一發不可收拾，心甘情願地當起了日本法西斯的“御用文人”。然而，僅僅在她的《祝廉天》完成3年之后，日本侵略者就被中國人民趕出了國門，她精心編織的“滿洲神話”轟然倒塌。
雖然此前牛島春子早已洞悉到“滿洲國”必將胎死腹中的可悲下場，但她仍然在百般糾葛中努力掙扎，為“滿洲建國”樹碑立傳，大唱贊歌，急欲逞強般証明自己的“能力”，消除“共產罪囚”的恥辱。她是日本法西斯政權的受害者，而對殖民地人民來說，又是為虎作倀的加害者。歸根結蒂，她和自己筆下那些被異化的“皇民”一樣，也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精神“異人種”。
日本投降后，對於那段刻骨銘心的滿洲歲月，牛島春子雖然想竭力逃避，但卻夢牽魂繞，揮之難去。她第一次作為侵華的日本人而感到自責。1969年，在福岡縣太宰府市的觀音寺內，日本反戰人士為發誓“日中不再戰”而建立了紀念碑，牛島春子便是發起人之一。
但牛島春子對戰爭的反省仍顯得那麼復雜曖昧。在她看來，那些以革命般的熱情宣揚“王道樂土”精神，並最終埋尸“滿洲”的眾多日本年輕人，和自己一樣從內心熱愛著那片土地和人民，他們從精神上是純潔無瑕的，與“侵略主義”毫無瓜葛。
牛島春子身上體現出來的動搖軟弱、矛盾分裂，正是侵華期間日本作家的精神寫照。從她的經歷可以清晰看到，日本狹隘的民族主義思想是如何導致二戰時期的日本文壇被法西斯狂潮徹底淹沒﹔那些原本具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日本作家們，是如何受日本軍國政府驅使，淪為惡魔的吹鼓手和辯護士的。
警惕：日本歪曲歷史的第二場“文化戰爭”
日本“筆部隊”作家們在侵華戰爭中的所作所為，既讓人觸目驚心，也是勢所必然。他們中有的是被軍國主義飲鴆止渴的精神欺騙所蠱惑，有的則因畏懼法西斯政府的瘋狂迫害而繳械投降﹔有的是為了出名得利而主動投懷送抱，有的本身就是不可救藥的軍國主義狂魔。真實與謊言、良知與罪責、藝術和政治的糾葛掙扎，在硝煙彌漫的戰場上考驗著日本作家復雜的人性底色。他們集體演繹了一出日本版的戰地“儒林外史”，也留下了戰爭文學史上令人感慨唏噓的一頁。
反觀德、日兩國作家對於法西斯侵略戰爭的態度，可謂有天壤之別。德國幾乎所有的優秀作家都恥於和希特勒為伍，先后共有近30萬作家、藝術家逃離了德國，並在海外創作起了“流亡文學”。而留在國內的德國作家也沒有向法西斯繳械投降，他們寧願把作品鎖在書桌裡不發表，也不與希特勒同流合污，因此產生了德國戰后才發表的“抽屜文學”。
而在美國的縱容下，戰后日本文壇對戰爭責任的追究虎頭蛇尾。侵華作家們更樂於描寫戰爭給日本國民所帶來的災難，表現日本戰后艱難困苦的生活。著名學者王向遠先生認為，與其說戰后許多日本作家是反戰的，不如說是“反對戰敗”。他們抱怨的不是戰爭本身，而是“被打敗了的戰爭”，整體顯得訴苦有余，而反省不足。
當代日本文學對於侵略戰爭更是選擇了“集體失憶”。不僅真心懺悔的侵華文學作家寥寥無幾，甚至像林房雄這種戰時為侵略戰爭鼓噪加油、戰后依然堅持反動軍國主義立場的作家，也不乏其人。
2013年的最后一天，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觀看了正在日本熱映的電影《永遠的零》。這部電影主要表現太平洋戰爭期間，日本“神風特攻隊”如何實施自殺式攻擊的故事。安倍看后給予此片高度評價，並表示“十分感動”。
《永遠的零》並非孤案。隨著極右思潮的抬頭，今天在日本諸多宣揚軍國主義戰爭狂熱的文學和影視作品都備受歡迎，在市場上“大獲成功”。這些作品把反思變成了頌歌，把戰犯變成了英雄，把侵略者置換成了“受害者”，大有當年日本“筆部隊”顛倒黑白的遺風。因此，我們必須警惕日本右翼勢力重操舊業，發動歪曲歷史的第二場“文化戰爭”。
 |
| 相關專題 |
| · 專題資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