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良沛
這是我看到畫家聞先生唯一的一幅畫。
1948年“開明”版的《聞一多全集》也收過“石板沖”和“飛雲崖”兩張速寫畫稿，它們都應是1938年教育部電令“‘國立長沙臨時大學’，該校應改稱‘國立西南聯合大學’，奉院令已奉國防最高會議通過”后，學校從長沙遷昆明的途中之作。當時，由於戰時交通條件不便，這所剛挂名無有任何校產的大學，隻能自尋路行。聞先生徒步，與同行師生組織了一個“湘黔滇旅行團”，不論是學校的安排，還是師生的自覺，都讓逃難的險途，變成了參與社會實踐的機會，這也是在戰爭中創造了教育奇跡的名校之所不同處。他們，照聞先生說，“沿途分門別類收集了不少材料”。他還“挂名為這部分工作的指導人”，從他的序言中能看到，此中有劉兆吉同學的《西南採風錄》之成果，不為我輩所知者，自然更多。聞先生為“這部分工作的指導人”，自然不能不為所動，也不忘發揮繪畫的本能，沿途畫些速寫，作為西行的歷史紀念和徒步“收集”的收獲。由此可以肯定，畫作原是一大組，絕非僅有現在看到的這三張。
隨著學校正規了，抗戰是長長的八年，加上物價猛漲，他子女又多，“有些交不成飯費或生病醫藥費無著的，先生總是東借西湊千方百計地替青年解除困難”。“先生薪給有限，家庭負擔甚重，乃不得不夜以繼日代人治印以搏升斗”。戰前家裡可以請廚師的大學教授，此時卻愁斷炊之危呀。聞先生“搏升斗”的“治印”，傳統文化也是列為書畫的一大類的。從個人來說，這也是他繪畫技藝的延伸。除了免費篆刻的團體公章，聞先生所治之印，譽滿春城，貴於品質。在此，我們也為聞一多先生在抗戰時的苦難和付出而感到辛酸。
湘滇途中的速寫，先生怎麼處理或怎麼散失，都不可知，僅存目前所知的這三幅。《全集》上的，受當時印刷條件所限，印得模糊不清，若未保留原稿，今日掃描，也無法改善，比之我翻拍的《安南縣魁星樓》的效果差很多。若無別人翻拍、出示，它則是目前公開見到聞先生唯一的最好的一幅畫。雖然不是什麼大型的、大題材的作品，但從它嫻熟的筆線中，仍可看到先生科班出身的功底。
雖然畫家平時別無它念，隻求參與其中的歡悅，但它仍可喚起我們審美的興趣。更重要的，是它聯系到具體的聞先生之為人、為藝術所追求之美，乃至他在抗戰期間的艱辛與付出，尤其是保衛抗戰勝利成果的流血犧牲。在此，難道我們不該多思多看兩眼他畫這一抗戰時還未遭破壞的一角山河之情，沉思他此前不論還有多少藝術與人生追求中的遺憾，最后都圓滿於人生的壯美麼？
（作者為《詩刊》編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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