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水襟懷 鬆柏氣節——續范亭山西抗戰記【4】

四

1940年11月7日，晉西北軍區成立，續范亭任副司令員。在中共領導下，續范亭積極組織團結晉西北軍民進行抗日戰爭，反擊蔣介石、閻錫山反動派的反共陰謀。續范亭曾經揭露說，閻錫山“對於萬惡的民族仇敵，暗地勾通，密使往返，簽訂密約，攻守相助，彼此不分，共同反共，一起害民，適於此時提倡‘無條件存在’的謬論，不但是暗示，簡直是明告部屬，隻要能存在，可以不擇手段，甚至投敵也是‘合法’的。為了個人私利，不惜認賊作父，為虎作倀，從此漢奸降將大批出現”。閻錫山在克難坡的時候對手下的軍官宣稱：“我們現在隻有十幾個縣，軍隊也垮了不少”，之所以還能存在，就是存在於蔣介石、日本人、共產黨這三個圓圈的中間點，“這三個圓圈，……要有一個不存在，你們的腦袋和老婆娃娃就都完了。”在閻錫山指使下，晉軍團長靳福忠投降日軍，擔任偽長治警備隊長﹔晉軍第六十一軍與暫四十六師與日軍清水師團締結“反共協定”，一度東進，從日軍手中接防浮山、安澤。閻錫山私下聲稱，“在中國會走日本路線的，隻有我閻錫山一個人。”他故意混淆黑白，鼓吹“抗戰與和平是個政治問題，不能說抗戰就對，主張和平就不對”之類似是而非的言論，為日閻妥協大造輿論。1942年，他在日軍的允許下，將學校、工廠以及一切器材都搬到河東吉縣一帶，與日本侵略者和平共居。5月6日，還與日方進行“安平會議”，以此要挾重慶政府，增加了好多軍費。由於日閻“安平會議”最終沒有達成協議，晉軍第六十一軍與暫四十六師才不得不西撤。為了保持軍事實力，避免遭受日軍打擊的閻錫山雖“未脫離抗日營壘。第二戰區部隊仍進行抗敵戰斗”，但他對日軍態度曖昧，暗中來往，還是引起了他周邊一些親信的不安與不滿。國民黨山西省主席趙戴文曾警勸閻錫山：“那種下流漢奸滋味，你能受得了嗎?”1943年，趙戴文病危時還囑咐前來探望的閻錫山，“以后無論局勢如何變化，希望你不要走汪精衛的道路。”

本屬身體病弱的續范亭全面抗戰爆發后身負重任，身兼要職，既要對付日寇，又要防備閻錫山妥協投降，工作十分繁忙，晝夜開會，還常到各種群眾集會演講。由於長期未能獲得良好的治療而日形贏瘦，1941年春天，他積勞成疾，去延安休養。1942年10月，晉西北新軍總指揮部撤銷，各部隊番號改為晉綏軍區各軍分區部隊的番號，指揮部的大部人員與晉綏軍區第八軍分區合並，暫編第一師改編為晉綏軍區第二軍分區部隊。續范亭在疾病纏綿伏枕咯血時，也沒有忘懷國難深重的故土以及曾朝夕共處的晉西北人民。1943年7月，他在《解放日報》上發表《警告中國抗戰營壘內的奸細分子》一文，反擊蔣介石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解放日報》記者按語說“我們讀了范亭先生的文章和這封信，心裡十分感動。……血淚之語，不敢更動一字，以存其真”。

1944年8月，《西京日報》發表了閻錫山5月28日與中外記者團談話，談話中閻隻承認1940年5月臨汾日軍司令托人傳話和1942年5月太原日軍司令官岩鬆在安平“與我見面一次……不歡而散”，並且附有第二戰區參謀長郭宗汾對記者團的報告。續范亭讀后十分氣憤，認為這“都是對著十八集團軍及山西新軍進攻，造謠污蔑，顛倒是非，信口雌黃，不顧事實，盡是些破壞團結抗戰的言論，……尤其郭宗汾是平型關戰役逃避戰爭、貽誤軍機的大罪魁，對於平型關戰役，他應該是沒有發言權的，他偏對平型關戰役，捏造了許多不符事實的話，欺騙中外記者。”於是續范亭在8月16日延安《解放日報》上發表《三年不言之言》給予回擊，以當年隨閻錫山赴平型關，專為郭宗汾臨陣逃避而去督戰的身份，追述了平型關戰役的真相。續范亭指出：“平型關戰役，八路軍的大捷，其估價不僅在於雙方死亡的慘重，而在於打破了皇軍不可戰勝的神話，提高我們的士氣。在敵人方面，從南口戰役以來，日寇長驅直入，如入無人之境，在平型關忽然受到慘重的打擊與包圍被殲，使日寇知道中國大有人在，銳氣挫折，不敢如以前那樣的長驅直進。忻口戰役敵人未敢貿然深入，我軍士氣高漲，未嘗不是平型關殲滅戰的影響。”“至於他們說新軍是叛逆的話，我現在也可以解釋一下。今天的世界，是民主與獨裁斗爭的世界。今天的中國，是民主與獨裁斗爭的中國。今天的山西，也是民主與獨裁斗爭的山西，同時又是抗戰與投降斗爭的山西。所以與日寇和衷共濟的獨裁者認為凡是主張民主與堅持抗戰到底反對妥協投降的人，都是叛逆，因為他是站在叛逆，因為他是站在他個人權利和勾通敵人的立場上說話的。”

前此，薄一波、韓鈞14日在《解放日報》上發表對記者的談話，揭露閻錫山勾結日軍的事實，19日，續范亭有感而發，又寫了《寄山西土皇帝閻錫山的一封五千言書》，發表在8月24日的《解放日報》上。續范亭在文章一開始就譴責了閻錫山1939年發動十二月事變的罪行，並揭露了閻錫山自清末民初以來的政治動向：辛亥革命時期消滅異己，通緝續西峰、續范亭等革命同志，擁護袁世凱搞帝制，出兵攻打馮玉祥部國民軍，卷入1930年中原大戰等等。認為閻錫山是30年來在中國軍閥混戰的時期，投機取巧搗鬼搗的最好的，因此存在到現在。曾有人勸過閻錫山說：“續西峰不但是山西的人才，而且是國家的人才。他在外頭進行革命，是於山西不利的，不如把他叫回來。”閻錫山回答說：“我知道續西峰是個千裡馬，但我們不會騎馬，騎上就會掉下來摔死的，所以非把他收拾了不可。”1946年12月，續范亭致大同楚晴波總指揮的信中說：“閻氏以五台貴族集團奴役三晉人士，供其私欲之貪三十余年矣。直魯人士在晉做事者，在彼等視之不過雇佣耳，家奴耳。”“至於將來隊伍之改編，官兵之待遇等等，請就近與賀司令員接洽。”

續范亭在《寄山西土皇帝閻錫山的一封五千言書》中說：“或者你給我們加一個罪名，是與八路軍合作抗戰，同情共產黨，擁護共產黨的新民主主義，共同建立抗日民主根據地，違犯軍法軍令，敵后亂打游擊。但我們估計，這不是我們的罪案，而是我們對國家民族應該盡的責任，與八路軍合作抗戰到底，這是中國團結抗戰天經地義應該做的事。”“八路軍共產黨在敵后建立了民主政權，實行了三民主義，發動了八千余萬廣大群眾，予日寇以長期的致命的打擊，建立了中華民國復興的基礎，使國家免於危亡的慘禍，使投降妥協的獨裁者們有所顧忌，不敢明目張膽的投降敵人。八路軍共產黨對國家的這種功績，我們不但同情，而且擁護，不但擁護，而且感激流涕，願意和他們永久站在一塊而為國家民族奮斗到底。”文章最后說：“我所以反對你，是因為你背叛了三民主義，做了山西的土皇帝，勾結日寇，背叛國家，壓迫山西的人民。”並希望閻錫山懸崖勒馬，停止反共投降活動，在未來的山西民主政府中或仍有一席之地。毛澤東看后高度贊揚說：“廉頑立儒，振奮人心，是一篇檄文式的文章。”

1947年1月8日《晉綏日報》發表續范亭的新作《號召山西人民推翻萬惡無恥軍閥閻錫山》稱：“民國以來，封建割據，軍閥混戰。閻氏為了個人私欲，擴充地盤，獨霸華北，不惜連年軍閥戰爭，勞民傷財，幾次省銀行的倒閉，使山西人民瀕於破家蕩產，困苦死亡，人民從一粒一粟、一針一線所積下的一點頭繩錢、鞋足錢，也被他搜刮干淨，迫死人命不知多少!”“抗日民族戰爭爆發，山西大部土地，淪陷於敵，慘被日寇蹂躪踐踏，暗無天日的統治，長達八年之久，山西人民陷於水深火熱之中。閻氏為了保持個人權利，圖謀投降妥協，加緊獨裁，破壞團結，制造分裂，陰謀反共，至一九三九年初的秋林會議以后，組織‘突擊隊’、‘精建會’等特務團體，反對抗日統一戰線，解散民族革命動員委員會，取締犧盟會，消滅決死隊，進攻暫一師新軍。對於忠勇為國堅持抗日的八路軍，則視友為敵，到處壓迫打擊，山西進步青年和抗日志士不知犧牲多少!”秋林會議后,閻錫山除了每月發晉軍500萬元以維持統治外，又以巨資組織敵工團、突擊隊、反共團等組織，到處發行5元、10元的山西票子，導致物價飛漲，影響民生，也直接影響到抗日民主根據地的鞏固。續范亭又指出，1945年8月“日本軍閥，剛剛投降，抗日官兵的血跡未干，民族烈士的正氣猶存，閻錫山竟公開利用日俘、收編偽軍、釋放漢奸、劫搜敵資，作為反人民反民主的內戰資本，又向山西人民重開屠刀了”。蔣介石的奴才閻錫山助紂為虐，實行“兵農合一”的反動政策，使山西閻氏統治區的人民，求生不得，求死不得。

閻錫山利用日軍殘留山西進行反共戰爭是鐵的事實，連蔣介石都非常惱火。1946年1月20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正午軍事會報，共匪在各地襲擊之行動如故，尤以在山西為甚，而閻則利用日俘，不能遵令解除其武裝，乃為匪部藉口，甚不爭氣也。”由於閻錫山我行我素，3月28日，蔣介石再次譴責說：“閻錫山仍利用日寇編入其部隊，一面謊報已完全繳械，近竟為共匪發覺，捕獲其隊內之日兵，乃向執行組提出抗議，殊為我軍最大之污點，閻之卑劣不僅喪失其個人人格，而且喪失我國格矣，可痛。”同日，他還要時任軍令部部長的閻的老部下徐永昌去做閻的工作，稱：“山西有利用日俘對共作戰之事﹔此種情事實屬破壞國家政策，教敵人看不起，無論對內對外使主席不能負責(不但共黨宣布，日人亦有正式報告，美方亦不諒解)。”

1947年9月，續范亭不幸病逝，中共中央根據他的生前申請，追認他為中共黨員，毛澤東在送的挽聯上高度贊揚他“有雲水襟懷，有鬆柏氣節”。此實至名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