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琳
一日，徐元明問我是否願意保存她所持有的一套十二大本的《徐永昌日記》。她說：“我的子孫早已成為純粹的美國人。他們對過去的事不感興趣。我爸爸這套日記在我這裡隻能是無人過問，最后，被當成廢紙處理掉。”我當然是求之不得，帶回北京。
今天來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我們不應忘記這受降儀式的庄嚴一幕，也不應忘記當時代表中國人民在受降書上簽字的徐永昌將軍。
那麼，我們今天應如何評價這位蔣介石政府的陸軍一級上將徐永昌？他是怎樣一位人物？
我想，首先必須記述一件史實：雖然在1946∼1949整整三年的解放戰爭時期，徐永昌始終擔任蔣介石政府軍政要職，但在1949年10月1日，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中央人民政府時宣布的國民黨戰犯名單中，沒有徐永昌。
這當然不是偶然的。
父親在生前多次與我們子女提及：徐永昌雖一生在舊政權中當官，最后身居軍界要職，但他始終對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隻顧一己私利、不以國家為重、貪污腐敗和昏庸無能的狀況心懷不滿。他的這種心情，在不同場合與我父親作為知友談話時，均有所表露。而且，這種心情隨蔣介石政權在大陸節節敗退、最后不得不退守台灣一隅而愈見加深。
1949年底，徐永昌隨蔣介石退居台灣后，認為蔣政權還有這麼一塊地方以維殘局，真正是上天賜福。在1949年12月31日除夕所寫的日記中（見《徐永昌日記》第9冊第478∼479頁），他寫道：“此即是上帝好生之德予此政權以改悔贖命之余地。即是說，假使上帝真不擬留此無能可恨之政權，早已先不令吾人獲還台灣也。”（筆者按，此語指戰后波茨坦宣言決定將台灣自日本統治者手裡歸還中國一事）
這裡，我們看到徐永昌稱蔣政府為“無能可恨之政權”，應當“改悔贖命”。他的這種情緒，絕不是一時之憤慨，而是日積月累形成的。他要蔣介石政府必須痛改前非，方能贖自己的命。可以看出，他對自己當時所處的舊政權已是深惡痛絕。
且見徐永昌1949年5月24日在廣州的日記，他寫道：“晚飯時與養空（注：我父親）論及共產黨的功用，在社會上需要，尤其我國之政治更需要。”區區二三十個字，可以看出，他認為所謂“社會上需要”，推論之，應是指當時社會上人心不滿，國民黨統治下民不聊生，需要共產黨出來管管國家的事﹔而所謂“我國之政治更需要”，應是指他認為應當吸納中共力量組成聯合政府。（見《日記》第9冊第332頁）
同月26日的日記中，他記述有一個同僚一度投入解放后的北平但又返回廣州一事。那個人來看望他，談起北平當時的情況“並述共黨諸多善政”，“國民黨為少數人謀利益，決無勝理。可能今后如不痛加改革，亦決無存在可能。”“所言皆是也。”（見《日記》第9冊第333頁）
從徐永昌所寫“所言皆是也”5個字中，可以看出他同意那個朋友對共產黨的贊許——“諸多善政”，以及對國民黨的評論——“決無勝理”。
此外，還可以看一看徐永昌對我父親（和母親）到香港后與他不辭而別一事的反應。據我想，這對他來說應當是一件丟臉面的事：自己多年的貼身秘書與知交竟然“投敵”而去。這在蔣介石面前也多少有點兒不好交代。何況，一夜之間就丟了一個知根知底的貼身秘書，對他可能會是很“不利”的事。
但是，我逐日查閱了徐永昌到台灣后的日記，完全沒有寫任何對我父親憤恨惱怒的話。相反，隻有一處提到時，還似乎是很關心的樣子。1949年9月17日的日記中，寫到他奉蔣介石之命到當時還未解放的包頭看望傅作義等人。他們談論了當時的形勢，還談到一些留在已解放的北平的同僚情況。他寫道：“余遂暢詢北平友好情況……未悉養空何在雲。”（見《日記》第9冊第425頁）這裡，他對已經投入我黨一邊的原來同事（包括我父親）不僅“暢詢”，仍稱“友好”，且很關心，沒有表示出任何反感。
說起與傅作義見面，我又想起父親告知的一件事：1948年冬，天津解放后，我軍已完全包圍北平，並與傅作義談判和平解放。蔣介石希望對傅作義做最后的爭取，又知傅、徐二人是多年知交，因而派徐永昌攜帶一封親筆信到北平與傅見面。
當時，西郊機場與南苑機場或因已解放，或因已在我軍炮火控制下而不能使用，傅作義在東城東交民巷東邊從北到南拆去民房砍去樹木修建了一個小機場（即現在的東單公園）。徐永昌和我父親所乘美國C-47運輸機即在此降落。父親曾說多虧那位中校駕駛員技術好，沒有沖出跑道。
這次傅徐見面，非常具有戲劇性。一方面，在當時那種局勢下，在一個“危城”且是“圍城”中見面，本身已是夠令人觀止了﹔而同時，兩人各自其實都是心照不宣。父親后來給我們講述了兩人見面的一幕：徐永昌完全沒有提任何勸說傅作義隨他到南京去的話，而是遞上蔣介石的信，隻說了一句“我奉命而來”。傅作義也只是打開信草草看了一下，隨即把它放在一邊，招呼徐吃午飯，拿出一瓶陳年山西汾酒。但兩人並未多喝，倒是我父親有機會又喝了不少他最喜歡的酒。席間，兩人談了些幾十年前的老話以及共同朋友的狀況。父親清楚地記得，兩位老友臨別時互道“保重”。傅作義還意味深長地說了一句“后會有期”，徐似是苦笑了一下，並未作答。
后來，已是20世紀50年代，曾聽傳言說那時周恩來總理曾與傅作義提及希望能爭取徐永昌脫離蔣介石政府回到人民一邊。但是，據說傅認為徐不像他那樣是個“外系”，而是“京官”，且徐雖對蔣十分不滿，但他是個“講義氣”的人，要他投誠，恐非易事。傅作義覺得難以啟齒。因而此事未推進。這一傳聞是否屬實，今天已無法考証了。
徐永昌，字次宸，1887年12月15日出生於山西省崞縣（今原平市）一貧農家庭，僅讀過兩年私塾。10歲左右，父母雙亡。14歲時由一同族長輩送入當地軍營。初做雜役，后成為一名列兵。1910年以后，由於他在軍隊中奮發圖強、自學進取，先后被送入陸軍部將校講習班和陸軍大學學習。1916年完成學業，從此成為一名職業軍人。參加過北伐戰爭，先后在孫岳、閻錫山、馮玉祥等人手下任職。曾擔任綏遠、河北、山西諸省主席及蔣介石政府軍事委員會辦公廳主任。七七事變后，被任命為軍令部部長。在任八年，為堅持抗戰，殫精竭慮。1945年被指派擔任中國代表團團長，赴東京參與日本無條件投降簽字儀式，后曾擔任陸軍大學校長。1953年退役，1959年病逝於台灣。
由於出身貧民，徐永昌一向關心老百姓生計，待兵如子。他父母雙亡后，無力殯殮，在荒郊野外草草埋葬。升任軍長后，他購置了一塊地，作為徐氏墓地，將父母遺骨遷葬。后任山西省主席時，聽聞貧苦百姓皆買不起墓地埋葬老人，遂將自家墓地改為“平民公墓”，為窮人家去世老人提供入土為安之地。在軍隊中任長官時，他請鄉裡賢人任軍隊教師，教授士兵讀書認字，學習一技之長，以便退伍后得有生計。
自青年時代起，徐永昌即堅持寫日記。其中，從1916年徐氏自陸軍大學畢業后始寫到1932年終止的部分，由其友人整理，徐氏自己定名為《求己齋日記》，由北平榮寶齋書局雕版印行。其后，自1933年起至1959年徐氏病危輟筆，前后26年，共三百余萬字。
全部日記均為徐永昌用鉛筆自記。
1995年我訪問美國時，在洛杉磯會見了已在美國定居多年的徐氏長女徐元明女士。因徐陳兩家曾是多年世交，我與徐元明和她的兄妹均很熟悉。
一日，徐元明問我是否願意保存她所持有的一套十二大本的《徐永昌日記》。她說：“我的子孫早已成為純粹的美國人。他們對過去的事不感興趣。我爸爸這套日記在我這裡隻能是無人過問，最后，被當成廢紙處理掉。”我當然是求之不得，帶回北京。
出於對歷史以及對父親經歷的興趣，我仔細讀了這套日記，了解到許多未聞的往事，包括蔣介石政府1949年撤離南京后垂死掙扎，先后在廣州、重慶等地建立“政府”，最終逃往台灣，以及在朝鮮戰爭期間如何寄希望於“第三次世界大戰”而能“光復大陸”等史實記載。
在閱讀過程中，我發現日記中前后有多處是我父親的筆跡。想起父親曾告訴我，徐永昌除幾次臥病在床時由徐口授囑他代筆，以及個別處由夫人李西銘女士執筆外，記日記是徐氏終身不輟的習慣。他曾說：“日記不但可以保留自身的經歷，亦可以端正一己之行誼。”此外，從他將自己的早期日記命名為《求己齋日記》這件事也可看出，徐氏是一個有制於自己的人。
說徐永昌是一個職業軍人，決不能說他是一個隻知奉命打仗的無頭腦之人。且舉一例：1920年春，徐氏曾在友人的介紹下，閱讀早年無政府主義者克魯鮑特金的書籍文章，進而對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學說也感興趣。他在1920年2月24日的日記中詳細記下了自己當時的認識——
“社會主義者總稱也。分而言之則有集產主義、有共產主義。集即產業為眾所集有也。共即產業為眾所共有也。集產共產所導者集在各取所值、共在各取所需。”
“此等主義在英美等國可以講求之，在猶太印度尤應力求之。”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徐永昌認為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在某些國家是“可以講求之”或“尤應力求之”的，而且還應看到，他日記中所記下的這些認識是1920年的事，當時中國共產黨尚未成立。而他當時所能認識到的，則是：
“我國人在今日所當報國者在教育普及、養成有道德有知識的國民，即養成自立的國民也。自立的國民應由國民自省，亦由於政府引導。固毋忘自身，毋忘國家。”
在當時對世事有這樣的認識，應屬難能可貴，而同時，徐永昌對自己是這樣要求的：
“有自立的國民，即有自立的政府。國家能自立，民族即未有為人覆滅者。若民族的生存尚在朝不保夕，而亟亟於如何享幸福、如何享安逸，此真不可解者。”（注：以上各段，見《求己齋日記》——《徐永昌日記》第一冊，第418∼422頁）
綜上所述，我們是不是可以說，徐永昌不僅在抗日戰爭中作出了重要貢獻，而且他具有平民意識和開明思想，愛國愛民、傾向民主，他是一位希望中國能出現一個和平團結的局面，讓老百姓能過上幸福生活的愛國者。
今天，我們紀念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對一些歷史人物作出恰如其分的評價還是需要的。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長卷中，應當有徐永昌的鴻爪留痕。
（作者系北京外國語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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