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紫
1942年12月，八路軍第129師師長劉伯承迎來了50歲的生日。中共中央決定並指示在太行山的抗日根據地，為劉伯承師長50壽辰舉行慶祝活動，以表彰他的革命功績，鼓舞敵后軍民的抗日斗志。
當時，敵后抗日根據地的斗爭空前殘酷。在這種情況下舉辦祝壽慶典，雖然在中國共產黨的歷史上還是第一次，但卻具有一番特殊的意義。為劉伯承隆重舉行祝壽活動，黨中央是從斗爭形勢和政治需要出發考慮的。此時敵后抗日軍民的斗爭環境極為艱苦，國民黨頑軍在日軍的誘降之下，加緊了投降活動，再次緊密配合日軍夾擊八路軍。劉伯承在抗日軍民中威望甚高，他的威名就連國民黨甚至日偽軍都是公認的。為他祝壽，是有利於擴大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影響的，能夠大力鼓舞人民的抗日熱情，堅定廣大軍民抗戰必勝的信心。劉伯承得知第129師政治部要具體為他舉辦祝壽活動的消息后，內心十分不安，始終不願意說出自己的生日。政治部的人員就設法去問劉伯承的愛人汪榮華。汪榮華深受劉伯承低調、謙遜作風的影響，也不肯輕易說出劉伯承的生日。政治部隻好自行決定，擇期12月16日為劉伯承慶祝生日。
為此，八路軍第129師《戰場報》和位於太行山的《新華日報》（華北版）編輯部各派1人，前往採訪劉伯承。在第129師師部，出來迎接這兩名報社記者的參謀說：“首長非常尊重政治工作，他早就在等候你們了！”兩名記者急忙向師長辦公室走去，一進屋子就立正敬禮，然后抱歉地說：“師長！我們來遲了！”劉伯承站起來，以長者的風度意味深長地說：“時間觀念對於軍人極端重要，有時勝敗在於分秒之間。因此行動的時間一定要准確。好了，你們要向我採訪些什麼呢？談吧！”
兩名記者干脆利落地回答：“請首長談一下自己簡略的經歷，我們想在您的生日公布您的年譜，讓大家了解學習。”
劉伯承原先隻知道組織上要安排人對他進行採訪，卻並不了解採訪的主題。當他明白了採訪的目的是為了宣傳其個人事跡，頓時有些懊惱起來，便不客氣地揮著手說：“算了！算了！莫談這些好不好？你們都曉得，粉碎九路圍攻過后，有個記者來採訪我，我先對他說：‘你隻能寫戰士，不准寫我。要不，我不同你談。即使你寫出來，我也要把你的稿子撕掉！’這也就是我今天要跟你們談的‘略歷’。你們要是沒有別的事，就回去吧。我還有事哩，害得我等了半天！”
興致勃勃的兩名記者，突然間被劉伯承師長的這一瓢冷水潑得愣住了。猶豫了一剎那之后，仍有些不甘願地進一步申明說：“師長！不是給您慶賀50 壽辰嘛！這是我們的工作呀！”
在大家的印象中，劉伯承平時一貫都是對戰士們和藹有加的，很少見到他這樣不近情理。當他聽完兩名記者說是為他祝壽的話后，更是一反常態地發起火來：“慶啥子壽嘛！我不曉得。你們無事找事，不要這樣搞好不好？群眾都還沒有吃飽肚皮嘛！去吧！去吧！”兩名記者無可奈何，隻好從師長辦公室裡出來。但採訪任務沒有完成，回去無法交代，便商議著去請第129師政委鄧小平來勸說，讓師長接受這次採訪。
鄧小平十分理解兩位記者的難處，也懂得去採訪劉伯承的個人經歷和貢獻是黨組織的決定，有其重要的意義。於是，他就領著那兩名記者親自登門，開門見山地對劉伯承說道：“師長，我看您還是要講啊！這是黨的決定，沒得略歷，咋個祝壽嘛。再說，這也是工作。”說完，他朝一言不發的劉伯承看了一眼，便轉身走了。
劉伯承坐下后，沉默片刻，略理思緒，覺得鄧小平所言也有道理，接受採訪的事看來是無法回避了，隻好硬著頭皮對兩名記者簡要地講開了：“要說這也是工作，我是無條件服從黨組織的決定的。我這人沒得啥本事，是被舊社會逼上‘梁山’的。那時候，國際國內，弱肉強食，清王朝腐朽敗落，民不聊生，使人不得不立志仗劍拯民於水火，於是富國強兵的念頭自然而然產生了。1912年考入重慶蜀軍政府將校學堂，從此投筆從戎，距今整整30 年了。我是1926年參加中國共產黨的。現在回想起來，在此以前，我在川軍熊克武部隊打了不少的仗，流了不少的血，其中除開討袁、護國、護法、討賊等戰爭外，大都是打‘爛仗’嘛！”
劉伯承稍作停頓，眉頭緩緩聚攏一陣之后又舒展開來，把30年的戰斗經歷盡力濃縮，扼要地講了一番。他最后感慨地說：“我深切地感覺到：像我這樣的人，如果不聽黨的話，勢必一事無成！總起來說一句話，我也是從舊社會來的，出污泥而不染是很不容易的。我也沒有改造好，沒有為黨為人民做什麼工作，願和同志們共同努力做個好黨員。我的生日已經過去了，政治委員既然說這也是黨的工作，那就不必管它是哪一天啰！”后來，大家才知道劉伯承的確切生日是1892年12月4日。
1942 年12 月16 日，設置在八路軍第129師司令部所在地——涉縣赤岸村清漳河畔的祝壽會場，鑼鼓喧天，彩旗招展，熱鬧而溫馨。前來祝壽的賓客如雲，祝賀函電紛至。第129師政委鄧小平、參謀長李達、政治部主任蔡樹藩、政治部副主任黃鎮出席大會。除本師各部隊、晉冀豫各軍區及根據地黨政領導機關均派代表參加外，八路軍總部領導彭德懷、羅瑞卿、滕代遠和晉冀魯豫邊區政府領導楊秀峰等都參加了慶祝大會。他們大力贊揚抗戰5年以來劉伯承率領第129師深入敵后的輝煌戰績﹔號召全體指戰員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爭取兩年打敗日本帝國主義。
這一天，延安《解放日報》報道了中共中央為轉戰千裡、威震幽燕的劉伯承將軍祝賀50壽辰的新聞。《戰場報》和《新華日報》（華北版）刊登了劉伯承將軍的簡歷及其親筆題詞：“勉作布爾什維克必須永遠與群眾站在一起。”還發表了鄧小平、蔡樹藩等人的祝詞和詩文。
在這喜慶的大會上，鄧小平發表了熱情洋溢、感情深厚的長篇祝壽詞，他在為劉伯承50壽辰所寫的賀文中講道：
熱愛國家，熱愛人民，熱愛自己的黨，是一個共產黨員必須具備的優良品質，我們的伯承同志，不僅具備這些品質，而且把生平的精力獻給了國家、人民和自己的黨。在30 年的革命生活中，他忘記了個人的生死、榮辱和健康，沒有一天停止過自己的工作。他常常擔任著最艱苦、最危險的革命工作，而每次都是排除萬難完成自己的任務。他為國家和人民的解放事業，負傷達九處之多，除了國家和人民的福利，除了為黨的事業而工作，簡直忘記了一切，在整個革命過程中，樹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
我同伯承同志認識是在1931 年，那時我們都在江西中央蘇區。都參加了長征。而我們共事是在抗戰以后。五年來我們生活在一塊，工作在一塊，我們之間感情是很融洽的，工作關系是非常協調的。我們偶爾也有爭論，但從來沒有哪個固執己見，哪個意見比較對，就一致做去。我們每每聽到某些同志對上下、對同級發生意氣之爭，遇事總認為自己對，人家不對，總想壓倒別人，提高自己，一味逞英雄，充山大王，結果弄出錯誤，害黨誤事。假如這些同志以國家、人民和黨的利益為出發點，而不以個人榮譽、地位為出發點，那又怎麼會犯這樣的錯誤呢？伯承同志便是不斷以這樣的精神去說服教育同志的。
伯承同志對於自己的使命，是兢兢業業以求實現的。過去的事情不用談它，單以最近五年來說，奉命堅持敵后抗戰，遵行三民主義、抗戰建國綱領和黨的政策，未嘗逾越一步。他對上級命令和指示，從未粗枝大葉，總是讀了又讀，研究了又研究，力求適應自己的工作環境而加以實現。在實行中，且時時注意著檢查，務使貫徹“海底”。“深入海底”，差不多是他日常教育同志的口語。
伯承同志熱愛我們的同胞，每聞敵人奸淫燒殺的惡行，必憤慨於顏色﹔聽到敵人抓壯丁，便馬上寫出保護壯丁的指示﹔聽到敵人搶糧食，馬上考慮保護民食的方法﹔聽到敵人燒房子，馬上提倡挖窯洞，解決人民居住問題﹔聽到有同志不關心群眾利益，便馬上打電話或電報加以責備。還是不久以前的事，他看到駐村外面的道路被水沖壞，行人把麥田變成了道路，他馬上督促把道路修好，麥田得到了保全。這類的事在他身上太多了。他不僅率領自己的部隊，從大小數千次的流血戰斗中，來保護國家的土地和人民的生命財產，而且在日常生活中，處處體現著共產黨員熱愛國家和人民的本色。
伯承同志熱愛自己的同志，對干部總是循循善誘，諄諄教誨，期其進步。他和同志的談話時間很多，甚至發現同志寫錯了一個字，也要幫助改正。在他感召下得到轉變和發展的干部，何止萬千。
伯承同志是勤讀不倦的模范，他不僅特別重視理論的研究，尤其重視理論與實際相結合。他常常指導同志們向下層、向群眾學習。他自己就是這樣做的。
伯承同志可供同志們學習的地方太多了，這些不過是其中的一枝一葉。他的模范作用，他的道德修養，他的偉大貢獻，是不可能在這篇短文中一一介紹的。
假如有人問伯承同志有無缺點呢？我想隻有一個，就是他的一生，除掉工作讀書之外，沒有一點娛樂的生活。他沒有煙酒等不良嗜好，他不會下棋打球，閑時隻有散散步、談談天。他常常批評自己，對於時間太“勢利”了。難道果真這是他的缺點嗎？隻能說是同志們對他健康的關心罷了。
在伯承同志五十壽辰的時候，我隻有祝願他的健康，祝願我們共同努力的事業的勝利。朱德總司令在延安《解放日報》發表《祝劉師長五十壽辰》一文，還揮筆題詩：
戎馬生涯五十年，憑殲日寇鎮幽燕。
將軍猿臂依然健，還我山河任仔肩。
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長葉劍英也從延安發來祝壽詩兩首：
一
太行游擊費糾纏，撐住平遼半壁山。
遍體彈痕余隻眼，壽君高唱凱歌旋。
二
細柳營中寂不嘩，槍垣炮堵即吾家。
將軍五十人稱健，斬得倭酋不自夸。
新四軍代軍長陳毅遙寄《祝劉伯承將軍五十壽辰》的賀詩：
將軍老益壯，戎馬三十年。
論兵新孫吳，守土古范韓。
苦學入夢寐，勞生歷艱難。
彈觸一目眇，槍傷遍體瘢。
斗爭更堅決，冬青耐歲寒。
君在黃河北，我在淮泗南。
軍前專征伐，敵后拯黎元。
舉杯祝遠道，康強慎食眠。
這一天，楊尚昆、陸定一、張際春等許多領導和群眾也作詩著文，向劉伯承表示熱誠的祝賀。
在慶祝大會上，劉伯承走上講台，向大家深深致謝並表示：“我自己的一生，如果有一點點成就，那是黨和毛主席的領導所給我的。離開黨，像我們這些人，都不會搞出什麼名堂來的。因此，我願意在黨的領導下，做毛主席的小學生，為中國人民盡力。如果我一旦死了，能在我的墓碑上題上‘中國布爾什維克劉伯承之墓’十二個大字，那就是我最大的光榮！”大會在軍民同唱《在太行山上》歌曲中結束。
當天夜裡，劉伯承用毛筆疾書，寫下了這樣的自銘：“勉作布爾什維克：要在執行黨的正確路線中把握當前具體情況實現之﹔要在危難中發揮頑強性﹔要在實踐中致力學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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