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蘭英
在紅軍長征還沒有確定最終的落腳點時，毛澤東指出：“我們要抗日，首先到陝北去，那裡有劉志丹的紅軍，是我們前進的陣地。”這也就是毛澤東經常提及的“陝北救了中央”。與此同時，陝甘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劉志丹、習仲勛等人卻異口同聲地承認是“中央救了陝北”。這種陝北與中央“互救”的背后，又有著哪些鮮為人知的歷史呢？
共產國際曾提出過“西北學說”
1945年4月21日，毛澤東在主持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預備會議時，作了《“七大”工作方針》的報告，他指出：“沒有陝北，那就下不得地。我說陝北是兩點，一個落腳點，一個出發點。七大在陝北開會，這是陝北人的光榮。”“下不得地”是湖南長沙、湘潭一帶的方言，意思就是：沒有陝北，我們就不得了！同年，徐特立在西北局高干會上也說：“你們這些娃娃懂個什麼?沒有陝北這塊地方，我們這些老頭子，不被打死，拖也拖死了。”
早在大革命后期，共產國際顧問鮑羅廷等就提出過“西北學說”，他認為：“中國革命隻有在西北建立軍事基地，組建革命軍隊的情況下才能取得成功。”陝甘根據地地處陝、甘、寧、晉、綏等省區的交匯處，有著良好的革命基礎。雖然處於敵人的包圍中，但由於國民黨部署的主要是東北軍、西北軍、晉軍及陝、甘、寧、綏等省區的地方軍閥部隊，敵人內部矛盾重重，對紅軍的態度也各不相同，這就為中共的生存和統戰工作的開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從地理位置上看，陝甘根據地東臨黃河天險，北有沙漠遮蔽，西以子午嶺為屏障，南望關中、隴南，境內崇山峻嶺，溝壑縱橫，不利於敵軍大部隊運動，有堅持工農武裝割據的地理條件。陝甘地區農業雖不夠發達，但也是西北地區的主要糧棉產區，人少地多，有生產潛力，根據地軍民的衣食需求有基本保証。
哈達鋪——紅軍命運的重大轉折點
自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進行長征以來，先后有數次建立新根據地的打算：一是到湘西與紅2、紅6 軍團會師，在湘西建立根據地﹔二是建立以貴州遵義為中心的黔北根據地﹔三是遵義會議后准備在川西或是川西北建立根據地﹔四是打到川陝甘地區去﹔五是在與蘇聯接近的地方創造一個根據地，以便將來向東發展。
長征開始之前，中共中央對陝甘根據地有一定的了解，長征開始后，中共中央同陝西黨組織的聯系中斷，對陝甘根據地的發展情況無從知悉。
1935年6月，中央紅軍和紅四方面軍在川西北會合，總兵力達10 萬多人。根據全國政治形勢的變化和當時紅軍所處的戰略位置，中央力主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9 月，僅在四川懋功會師才3 個月的中央紅軍與張國燾所領導的紅四方面軍在北上與南下的戰略方針上產生重大分歧，繼而發生了張國燾公然違抗中央指示、頑固堅持南下的“九九密電”事件。鑒於張國燾有分裂黨和危害中央的企圖，毛澤東與張聞天、周恩來、博古、王稼祥等於當日深夜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緊急會議，為貫徹北上方針、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生的沖突，決定立即率領右路軍中的紅1、紅3 軍和軍委縱隊迅速轉移，脫離險境，先行北上。在9 月12 日召開的俄界會議上，毛澤東指出，向北發展隻要能保留幾百個干部幾千名戰士，就是很大勝利了。在這次會議上，中央隻得做出一個無奈的決定，為保留革命的種子，面對追堵之敵，隻能選擇到中蘇邊界地區去，背靠蘇聯求得發展。會后，北上部隊正式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支隊。紅軍突破天險臘子口，翻越岷山，於9月18日到達甘南的岷縣小鎮（今屬甘肅宕昌縣）哈達鋪。
哈達鋪本是紅軍在困難之際進行短暫休養和整編之地，卻在無意之中成為紅軍命運的重大轉折點。
在哈達鋪，毛澤東從舊報紙上獲悉陝北也有紅軍的新聞報道后，中共中央當即作出了重大決策，改變原先在川陝甘建立根據地的計劃，決定到陝北與劉志丹領導的紅軍會合，把紅軍長征的最后落腳點放在了陝北。這一決策看似偶然，卻寓於革命終將勝利的必然性之中。
據《毛澤東年譜》記載，毛澤東於9 月18 日召見陝甘支隊第1縱隊偵察連連長梁興初、指導員曹德連，要他們到達哈達鋪后想辦法搜集一些近期的報紙。楊尚昆在回憶錄裡也寫到：“在哈達鋪，我們才知道陝北有劉志丹的部隊並創建了一塊根據地。當時，我看到兩個材料，一個是國民黨政府出的布告，說劉志丹‘匪徒’在三邊地區活動，政府正‘圍剿’。我們把布告揭下來送到毛主席那裡。另一個是我在老百姓家裡看到的一張油印的紅軍傳單，上面有‘紅軍佔領中心城市的偉大勝利’這樣的話﹔所謂中心城市是指瓦窯堡……此外，從當時收羅到的國民黨辦的報紙上也証實國民黨軍隊正在向陝北的劉志丹部進攻。知道這些消息后，毛主席非常興奮，說我們總要找一個地方歇腳呀。隨后他召開了一個小會，決定向陝北紅軍所在的那個地方走。過了幾天，部隊進到通渭縣的榜羅鎮，中央召開政治局常委會，改變了俄界會議關於在接近蘇聯的地方建立根據地的決定，確定將中共中央和紅軍的落腳點放在陝北。”
陝北救了中央據史料記述，毛澤東抵達哈達鋪后，住在一家名叫“義和昌”藥店的后院。9月20 日，中共中央就在毛澤東的住處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初步改變了原先要北上建立川陝甘根據地的計劃，決定到陝北去與劉志丹的紅軍會合。毛澤東在會上講，我們要感謝國民黨的報紙，提供了陝北紅軍比較詳細的消息，那裡不但有劉志丹的紅軍，還有徐海東的紅軍，還有根據地，我們要抗日，首先要到陝北去！據時任中央紅軍作戰參謀的孔石泉回憶，舊報紙上的這個消息給歷盡磨難、幾近絕境的中央紅軍帶來了歷史性的契機，就像在茫茫夜空中找到了指路的北斗。在陝北，中央紅軍得到了當地黨政軍民的支持和擁護，不僅解決了生死存亡問題，得到休養生息，而且轉入了又一輪發展壯大時期。
或許長期處在川北的張國燾以為他對西北的了解應該比從江西來的中央多，張國燾認為中央到達陝北會面對胡宗南、張學良、楊虎城、馬步芳四家大軍，即使10 萬紅軍也會被打成游擊隊，向蘇蒙邊界靠攏更是難以實現。試想，中央紅軍若是無法建立陝北根據地，在進入甘南后，不論朝哪個方向去，都是凶多吉少。若進入甘肅河西走廊，去新疆向蘇聯靠攏，中央紅軍幾千步兵將會直面10 幾萬裝備精良、善於騎射的馬家軍的截擊。1936年兩萬多西路軍幾乎全軍覆沒就是例証。往東是陝西關中漢中一帶，那裡有以逸待勞的20 多萬國民黨中央軍、西北軍和東北軍，去那裡無異於以卵擊石。若向北穿過寧夏或陝北進入內蒙古，再向外蒙邊界靠攏，路程有幾千公裡之遙，中間橫隔著大沙漠，難以走通。從陝北過黃河往山西發展，憑中央紅軍的實力亦難以成功。
所以說，沒有陝甘根據地就沒有中央紅軍長征的落腳點，更不會有抗日戰爭勝利時期中共力量的空前發展。
“老劉得救了！”“陝北得救了！”
正是有了陝甘根據地，為困頓中的中央紅軍提供了落腳點，並使革命轉危為安，“陝北救了中央”。但與此同時，陝甘根據地的主要領導人劉志丹、習仲勛等人卻異口同聲地承認是“中央救了陝北”。因為這個當時唯一能給中共領導的革命武裝提供落腳點的地區，差點因為肅反的擴大化所斷送。
1935年九十月間，正當陝北紅軍和土地革命運動蓬勃發展的時候，陝甘根據地發生了錯誤的肅反。推行王明路線的“左”傾教條主義執行者在后方先奪權、后抓人，紅26軍營以上和陝甘根據地縣以上干部幾乎無一幸免。在“莫須有”的罪名下，許多人含冤而死，這種倒行逆施，引起了蘇區群眾的極大疑慮。地主富農乘機挑撥煽動，地方反動勢力蠢蠢欲動。整個陝甘根據地和陝北紅軍陷入極端嚴重的危機之中。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陝甘根據地的吳起鎮。一到吳起鎮，毛澤東和周恩來就向當地干部打聽陝甘根據地的創始人劉志丹的下落，卻聽說劉志丹等大批負責人在肅反中被逮捕，關押在瓦窯堡。中共中央立即下令：停止逮捕，停止審查，停止殺人，一切聽候中央解決。11 月3 日，毛澤東和周恩來來到甘泉縣下寺灣，直接聽取了相關匯報。他們一致表示：“陝北肅反搞錯了，要糾正，要快放劉志丹同志。”中共中央決定由董必武、王首道、張雲逸、李維漢、郭洪濤組成一個五人常務委員會(通稱五人小組)，在博古指導下負責審查肅反事件。與此同時，派中央保衛局局長王首道會同劉向三、賈拓夫等趕往瓦窯堡接管了中共陝甘晉省委保衛局的工作，避免事態進一步惡化。他們一到瓦窯堡，首先砸開腳鐐手銬，把劉志丹等人安排在中央組織部招待所，等待審査結果。經過大量艱苦的工作，周恩來看了很多案卷，針對劉志丹等同志的“右派”、“反革命”的“証據”立即進行了詳細的調査訪問。
1935年11月7日，周恩來親自主持召開為劉志丹等人平反的會議，通過了《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王首道代表五人常務委員會宣布：劉志丹等同志是無罪的。根據中央的審查，劉志丹、習仲勛等一批被誣陷、逮捕的同志立即獲釋。劉志丹等人出獄的消息傳出以后，廣大軍民歡欣鼓舞，奔走相告：“老劉得救了！”“陝北得救了！”
劉志丹出獄后，周恩來和毛澤東先后親切接見了他。周恩來見到劉志丹時的第一句話就說：“你受苦了，我們感謝你創建了這塊根據地，使中央有了落腳地。”劉志丹心情激動地說：“周副主席，我是黃埔四期的，是你的學生”，“感謝中央救了我們。”周恩來熱情地握著劉志丹的手，面帶微笑地說：“我知道，我們是戰友，是互救嘛！”第二天，周恩來帶著劉志丹來到毛澤東的住處。毛澤東高興地對劉志丹說：“我是來投奔你的呀！”還親切地安慰劉志丹說，你和陝北的同志受委屈了，但對一個革命者來說，坐牢也是一種考驗。毛澤東接著說：“陝北這個地方，在歷史上是有革命傳統的，李自成、張獻忠就是從這裡鬧起革命的。這地方雖窮，但窮則思變，窮就要鬧革命嘛！這裡群眾基礎好，地理條件好，搞革命是個好地方！”劉志丹聽了欣喜萬分，立即代表全體獲釋干部感謝中共中央的英明處理，激動地說：“是黨中央和毛主席挽救了陝北和我們。中央來了，今后的事情就好辦了。”曾經有一首以毛澤東領導解決陝北肅反問題為背景的陝北民歌《山丹丹開花紅艷艷》：“……咱們中央紅軍到陝北……滿天的烏雲風吹散，毛主席來了晴了天。”至今仍家喻戶曉，久唱不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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