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少壬
周恩來不留痛苦形象
依《周恩來年譜》記載，1967年2月2日，他因長期疲憊不堪突感異常不適，經醫生會診，發現患了冠心病，當即他囑咐秘書切不可對外說。次日，周恩來身邊的工作人員在他辦公室的門上貼上大字報，請求他改變現在的工作方式和生活習慣，愛護身體，注意休息。陳毅、聶榮臻、李先念和葉劍英等也都在該大字報上簽名支持。2月4日，他在大字報上寫下“誠懇接受，要看實踐”8個字。鄧穎超隨后提出五點補充建議。9月24日，他對鄧穎超說，我一到早晨8點左右，精神就不行了，手發抖。1970年9月5日，他心臟又出現異常，凌晨開始吸氧，此后辦公時都有醫護人員在門外守候，隨時准備搶救。
1972年5月3日，周恩來在作常規體檢時被確診患上膀胱癌。毛澤東交代這事必須對外保密，認為：“開刀容易擴散，有危險，是否可以通過中醫的方法，用中藥來控制病情？”還說：“你們外科醫生動不動就開刀，開一個死一個，陳老總不是開刀死了嗎？謝富治不也是開刀死了嗎？”要求“防止擴散，注意營養和休息”。1973年1月13日，周恩來因膀胱癌惡化，排出大量血尿。在泌尿科專家吳階平主持下，3月10日在玉泉山接受第一次電灼術治療，術后幾天尿色恢復正常。10月，作為癌症病人，他本應接著化療以鞏固效果，可才化療了兩次，中央叫他寫出黨內10次路線斗爭的情況，於是他回到西花廳奮筆疾書，為維護當年安定團結大局不惜委屈自己。11月21日至12月初，根據毛澤東的意見，中共中央政治局由王洪文主持連續召開擴大會議，批評周恩來和葉劍英在11月15日上午同美國國務卿基辛格會談中所犯錯誤，說周恩來“喪權辱國”、“投降主義”，成了黨內第11次路線斗爭執行錯誤路線的頭子，他被迫作了違心的檢查。
1974年5月31日，周恩來把當時必須親自接待的一位外賓送走之后，才於6月1日住進解放軍305醫院。其間經歷了7月和11月兩次被批判，加劇了病情，到1976年1月8日逝世，前后共動過大手術6次、小手術8次，平均40天左右動一次手術，除了膀胱癌，結腸癌也乘機發作。
就在這大小手術的間歇期，周恩來除了堅持處理日常國務外，還同中央負責同志談話161次，同中央有關部門和其他有關方面負責人談話55次，接見外賓63次，在醫院裡召開會議20次，還參加了賀龍元帥的骨灰安放儀式、李富春的追悼會和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周恩來也作了萬一下不了手術台的准備，預定手術的當天，叫來身邊工作人員同他一起清理文件。1975年7月1日，他同部分身邊的工作人員合影后說，我這是最后一次同你們合影，希望你們以后不要在我臉上打“××”。9月5日17時，他在醫院裡會見以維爾德茨為首的羅馬尼亞黨政代表團。考慮到他的體力狀況，醫生隻讓交談20分鐘，結果卻談了1小時20分鐘。他先對客人說：“醫生不讓我多說話，所以你說，我聽。”當客人問到他的健康狀況時，他回答：“馬克思的請帖，我已經收到了。這沒有什麼，這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自然法則。接著感慨：“時間過得真快！還隻有10年，就在10年前，我到布加勒斯特去參加喬治烏的葬禮，大衣也沒穿，步行走了一個多鐘頭。現在，我可以告訴你，就連幾分鐘也走不了了！”他還告訴客人：“現在，第一副總理（鄧小平）已經全面負起責任來了！”
后來他尿血，最多時一天達200毫升，無力起床，眼窩和雙頰凹陷，瘦得體重隻有幾十斤，臉色蒼白，頭發稀疏蓬亂，滿臉胡茬。工作人員勸他讓長年為其理發的朱殿華師傅來給他理理發，朱師傅也托人捎話說要在1976年的元旦前為他理一次發，干干淨淨過個年，但他不同意，說：“不，不要了，老朱，他，他看到我這個樣子，會，會難過……”極不願意給人留下痛苦的形象。為此，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決定，除鄧穎超外，任何親屬都不得進到醫院探望，大侄女周秉德也不例外。
周秉德隻好打電話給周恩來。在通話中，他反倒做起了侄女的思想工作，要周秉德正確對待生與死。他說，共產黨員應該是唯物主義者。人總有那麼一天！活了77，還不夠嗎。天有不測風雲嘛！對家人、親人也要這樣，要想得開呀！他還惦記著周秉德的兩個兒子，諄諄告誡，不要把他倆養嬌了，隻有大草原、廣闊天地裡的花朵，才長得壯，活得好。
1975年9月，周恩來的病情急劇惡化，癌細胞瘋狂擴散，免疫力嚴重下降。20日下午，要動第四次大手術，他要求必須拿來1972年6月23日中共中央在批林整風匯報會上作出的《關於國民黨造謠誣蔑登載所謂“伍豪啟事”的真相》報告的錄音記錄稿，躺在手術室的平車上，戴上老花鏡，翻看后在首頁的標題下側，鄭重地簽上自己的名字和日期，並注明“於進入手術室（前），1975年9月20日。”親自交給鄧穎超，才肯被推進手術室。快進手術室了，他又大聲說：“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10月24日，他又做了第五次手術，從此再沒有下床。鄧小平指示醫療組要盡一切努力，“減少痛苦，延長生命”。
據鄧穎超的秘書趙煒回憶，1975年11月，剛動完大手術的周恩來點名讓她陪鄧穎超到醫院。一進病房，周恩來便從被子裡伸出手：“趙煒，咱倆握握手吧！”握完后輕聲地對她說：“你要照顧好大姐（鄧穎超）！”趙煒說：“11月15日下午，他讓我拿來紙筆，寫下了‘我是忠於毛主席、忠於黨、忠於人民的，雖然我犯過這樣那樣的錯誤，但我決不會當投降派’的字條，由鄧大姐代他簽上名字和日期。”趙煒還說，早在1975年9月20日做第四次大手術之前，周總理就對鄧大姐說了這句話。手術前，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張春橋、汪東興等人都去了，鄧大姐就把周總理說的這話轉告他們，同時還請汪東興向毛主席報告，只是沒有落實到文字上，才又在11月15日那天專門寫了這條子（見《新華月報·天下》2006年2月上半月第99頁李菁：《周總理臨終囑托》）。他曾在病床上輕輕哼唱《國際歌》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對鄧穎超意味深長地說：“一切都拜托你了！我肚子裡有很多很多的話沒給你講！”鄧穎超回答說：“我也有很多話沒給你講，隻好都帶走嘛！”他聽了默然無言。
1975年12月后，癌細胞轉移引起的疼痛愈來愈厲害，使用麻醉藥品和鎮靜劑都無濟於事。一天中午，周恩來叫過工作人員張佐良，問道：“我痛得實在受不了，可不可以讓我哼哼幾聲啊？”張佐良一時哽咽：“總理呀，您願意怎麼樣都行，您哼哼吧！”
1975年12月20日凌晨，周恩來醒過來后覺得精神不錯。上午測體溫38.7℃，於是下午5時叫來羅青長，與之談論台灣問題達20多分鐘。他的聲音微弱、斷續，羅青長有的聽不清，由高振普俯於他的嘴前，聽清后再傳達。1976年1月2日，周恩來從昏迷中醒來，用微弱的聲音和鄧穎超一同吟唱《國際歌》。他提出要見老警衛鄔吉成，而鄔吉成來了后，一直等到第二天凌晨，一直未見要找他的周總理醒來。他為什麼在病危之時要見鄔吉成，謎底至今未能揭曉。5日凌晨，病危的他做了最后一次手術，醫院下達病危通知。7日，以輸氧、鼻飼延續生命。鄧穎超走后，他不定的眼神好像在尋找什麼，問他有什麼事，卻隻搖頭﹔讓他休息，也不閉眼﹔大家猜想他一定在找鄧穎超。晚11時，處於彌留狀態，醫生們為他進行治療。周恩來微睜雙眼，凝視了一下，認出其中有吳階平醫生，聲音極度微弱地說：“我，這裡，沒有什麼事了。你，還是，去照顧，別的生病的同志，那裡，更需要你。”
1月8日9時57分，周恩來逝世於解放軍305醫院，終年78歲。他臨終留下遺言：骨灰不保留，撒在祖國的大地和江河。希望所有的親屬都留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不要來北京。工作人員為他理發、刮胡子、刮臉。按照鄧穎超的意見，從醫院太平間裡舉行遺體告別儀式起直到火化，他都穿過去喜歡穿的衣服。選購了300多元的骨灰盒，普通得很。決定從飛機上撒放骨灰。1月15日20時左右，治喪辦公室副主任羅青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長郭玉峰和周總理生前衛士張樹迎、高振普一起在緩飛的安-2型農用飛機上，將周恩來的骨灰撒在京、津及山東北部黃河入海口處等地。最后的四把骨灰分別在北京城、密雲水庫、天津海河入海口以及山東濱州的黃河入海口上空撒放，分別象征他對首都的熱愛、對治水的重視、求學和參加革命運動溯源以及對母親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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