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陝西的形成、發展及其偉大成就

周恩來（左）、秦邦憲（中）、林伯渠（右）到廬山同蔣介石談判后回到西安的合影。
　　

1937年9月22日，國民黨中央社發表《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
　

紅軍改編誓師大會。
　　

八路軍在韓城東渡黃河，開赴抗日前線。

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而陝西是西北大后方的前沿，陝甘寧邊區是八路軍、新四軍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裝的戰略總后方，延安是中共中央抗戰指揮中心所在地，對於抗日統一戰線的形成、建立和發展，以及抗日戰爭的勝利，做出了非常重要的歷史貢獻。

陝西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方針的決策地

共產國際七大與《八一宣言》的發表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召開的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成功地實現了共產國際革命戰略的轉變，有力地推動了各國反法西斯斗爭的發展和共產黨的健康發展。這次大會也直接影響和促進了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與發展。

1935年8月1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根據民族危機加深的形勢，和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關於建立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精神，草擬了《中國蘇維埃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並於10月1日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中央的名義，在法國巴黎出版的中文《救國報》上發表，史稱《八一宣言》。宣言突出分析了中日民族矛盾，響亮地提出了“抗日救國”的口號，強調建立包括上層在內的統一戰線，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范圍，並提出了建立“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組織“全中國統一的抗日聯軍”等主張。這表明，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策略開始發生新的轉變。《八一宣言》在客觀上促進了國共兩黨間的直接接觸，為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開辟了道路。

瓦窯堡會議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策略方針的確立為制定適合新形勢的政治路線和策略方針，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陝西省安定縣（今子長縣）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會議根據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的新特點，討論並確定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問題。會議通過了《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議》。瓦窯堡會議正式確立了中國共產黨關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基本策略方針，使黨在新的歷史時期將要到來時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動權，為中國共產黨順利地完成工作重心由國內革命戰爭向抗日民族戰爭的轉變，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迎接抗日戰爭高潮的到來，做了政治上和理論上的准備。但是，由於蔣介石依然頑固堅持“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方針，還在繼續調集重兵企圖殲滅在陝北立足未穩的中國共產黨和工農紅軍，當時的中共中央隻好仍舊將“抗日”與“反蔣”並列。

西北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 按照瓦窯堡會議的精神，中共中央及時採取了下層統一戰線與上層統一戰線並舉進行的方針，一方面，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組織群眾性的抗日救亡運動﹔另一方面，著重加強對愛國民主人士、民主黨派領導人、國民黨上層人物和軍隊將領的統一戰線工作，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抗日主張，開展爭取同盟軍的工作，以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開展。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和紅軍抗日的大本營——西北地區，爭取的重點是奉命“剿共”的東北軍總司令張學良和國民革命軍第十七路軍（西北軍）總指揮楊虎城。

中共中央經過多方努力，於1936年9月中上旬，分別與張學良、楊虎城達成了合作抗日協議。期間，中共中央還在張學良和楊虎城之間進行工作，促使他們團結合作。1936年冬，中國工農紅軍與東北軍、西北軍，在共同抗日的基礎上實現了“三位一體”大聯合，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首先在西北實現，為國共第二次合作和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奠定了重要基礎。

陝西是第二次國共合作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的初始地

中國共產黨為了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自瓦窯堡會議后，一直在爭取同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政府聯合抗日，並根據形勢的變化不斷調整方針政策。

中共逼蔣抗日方針的提出 隨著日本侵略中國步伐的加快、全國抗日救亡運動的日益高漲和國民黨內部抗日要求的加強，加上英美等國同日本矛盾的顯現，國民黨政府不得不考慮調整對日政策。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發表《為創立全國各黨各派的抗日人民陣線》宣言，首次公開把國民黨列為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對象。8月25日發表的《中國共產黨致中國國民黨書》，倡議在抗日大目標下，國共兩黨實行第二次合作。9月1日，在分析國內形勢的基礎上，中共中央正式發出《關於逼蔣抗日問題的指示》，指出：“目前中國的敵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與蔣介石同等看待是錯誤的，‘抗日反蔣’的口號，也是不適當的。”“我們的總方針，應是逼蔣抗日。”至此，中共“逼蔣抗日”的方針形成。

扭轉時局的西安事變 盡管中共一再調整對國民黨、蔣介石的方針策略，但蔣介石躊躇滿志地認為，到達陝北的紅軍已是窮途末路，不堪一擊，一方面試圖通過談判收編，一方面加緊部署軍事圍剿。面對這種情況，中共以談判和防御兩手應對。1936年11月21日的山城堡戰役，是全面抗戰開始前國共之間的最后一場較量。這場戰役挫敗了蔣介石的進攻計劃，改變了紅軍的被動局面。而12月12日發生的西安事變，最終促成了中共逼蔣抗日目標的實現。

西安事變發生后，面對錯綜緊張的政治形勢，中國共產黨審時度勢，從民族大義出發，經過反復研究，確定了和平解決西安事變的方針。最終達成停止“剿共”、聯合抗日等六項和平協議。西安事變的發動與和平解決，是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重大勝利，使面臨危亡的中華民族，重新實現了由內戰到團結抗戰的國共第二次合作的歷史轉變。正如毛澤東所說：“西安事變成為國民黨轉變的關鍵。”“西安事變結束了內戰，也就是抗戰的開始。”從此，國共兩黨對峙十年的內戰局面基本結束，國內和平初步形成。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成為轉換時局的樞紐，為國共兩黨再度合作創造了條件。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初步形成 為促成國共兩黨合作抗日，防止蔣介石倒退，中共中央於1937年2月10日致電即將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証。這五項要求和四項保証是中共中央公開向國民黨提出的兩黨合作基本條件，也是對國民黨的一個重大讓步，體現了強烈的愛國熱忱和真誠團結抗日的決心，贏得了各界愛國人士的熱烈支持。

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通過的宣言和決議確定了和平統一、修改選舉法、擴大民主、開放言論自由、釋放政治犯等原則，重申了保衛領土主權的立場，反映出國民黨在內外政策上的明顯轉變，表明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當局在實際上接受了中國共產黨關於兩黨合作抗日的正確主張。由於中國共產黨的積極促進和各方愛國人士與全國人民的不懈努力，以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終於初步形成。

第二次國共合作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 在中國共產黨的積極倡導和推動下，國共兩黨先后在西安、杭州、南京、廬山等地進行了談判，達成了一些協議﹔但在紅軍改編、陝甘寧邊區政權等兩黨十分敏感的重大問題上，兩黨仍存在原則分歧，沒有達成協議。七七事變的爆發，加速了國共合作的進程。

七七事變爆發的第二天，也即7月8日，中共中央便再次呼吁：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進攻。7月15日，中共代表將《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交給蔣介石。中共代表提議，以此《宣言》作為兩黨合作的政治基礎，並由國民黨公開發表。

在國共談判期間，淞滬會戰爆發，全國各界人民強烈要求團結抗戰，對國民黨的態度和立場都發生較大影響。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表《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蔣介石針對《宣言》發表重要談話，事實上承認了中國共產黨在全國的合法地位。《中共中央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和蔣介石談話的發表，標志著以國共合作為基礎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正式形成。

第二次國共合作與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形成，是中國共產黨順應歷史潮流適時調整政策策略，不斷全面實踐全民族抗戰路線的豐碩成果，受到全國各族人民、各民主黨派、各愛國軍隊、各階層愛國人士及海外華僑的歡迎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