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業軍官樊建川自建八座抗戰博物館

建川博物館創辦人樊建川講述抗戰文物背后的故事

轉業軍官建了八座抗戰博物館

歷史的沉思：置身壯士群雕中間，樊建川有歷史的沉思，更有面向未來的力量。照片由建川博物館聚落提供

新聞背景

2015年9月3日，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之際，位於四川大邑縣安仁鎮的建川博物館聚落，又一座新館——日本侵華罪行館正式對外開放，成為四個系列30余座場館之一。

早在10年前，日本侵華罪行館作為永久展館，即由日本著名建筑設計大師磯崎新設計完成。如今建成竣工的展館，建筑面積約2500余平方米。讓日本侵略者“自証其罪”的物証說話，是該館最大特色和突出亮點。整個場館以近萬件日軍侵華物証、400余幅圖片、十件（套）國家一級文物，通過編年史的形式佐証從1931年至1945年間日軍侵華罪行。

日本侵華罪行館，與此前陸續建成並開放的中流砥柱館、正面戰場館、不屈戰俘館、飛虎奇兵館、川軍抗戰館，以及中國壯士群雕廣場、抗戰老兵手印廣場一起，構成了抗戰博物館聚落八個館。如今，這八座抗戰博物館，共陳列國家一級文物上百件（套）。

這背后凝聚著退役軍官、民營企業家樊建川1988年轉業以來的許多付出與心血。

題記

為了和平，收藏戰爭﹔為了未來，收藏教訓﹔為了安寧，收藏災難﹔為了傳承，收藏民俗。

特殊地域造就特殊情結

一部電影與抗戰文物

樊建川的父親和岳父都是抗戰老兵，他自己有11年軍齡。父輩們在與敵寇面對面拼殺中親歷抗戰，他這一代從《地道戰》《地雷戰》《小兵張嘎》等影視作品中感受抗戰，可女兒和外孫女一代呢？

29年前那一聲大叫，時常在樊建川耳鼓邊錚錚作響，令他血脈賁張。

1986年，電影《血戰台兒庄》上映。那一年，樊建川還是第三軍醫大學政治部干事。電影裡，川軍師長王銘章中彈負傷，渾身是血，挺身大叫一聲：“拼上去，中華民族萬歲！”

那一聲大叫，點燃了樊建川的激情。他開始收集抗戰文物和川軍資料，研究川軍抗戰歷史，一串數字讓四川出生的樊建川震驚了：地方軍閥，大約30萬人出川御敵﹔國民政府每年從四川征兵40萬人，八年抗戰征兵300多萬人。兩者相加，川軍走上抗日戰場達350萬之眾，其中64萬人埋骨他鄉。

從那時起，一旦有值得收藏的抗戰文物，樊建川總會迅即行動。2000年7月，北京一家拍賣公司准備拍賣一批珍貴的抗戰史料，其中有日軍投降時的系列機密公文，上面列有113個侵華日軍名稱番號。海外商人備足資金，志在必得。

絕不讓日軍侵華“鐵証”外流！樊建川急忙趕赴北京，最終趕在拍賣前一天，將這批史料留了下來。

日本投降那一天，日本國內怎樣報道？

1996年樊建川到日本時，千方百計尋找1945年8月15日的報紙。那天特別悶熱，他在東京一家書店閣樓裡翻箱倒櫃3個多鐘頭，終於找到1945年8月15日的《每日新聞》，上面刊有日本天皇頒布投降詔書的報道。這張報紙后來與《中央日報》《新華日報》《黃埔軍校》號外、《抗大》號外等諸多1945年8月15日當天的報紙一起，獲評一件（套）國家一級文物。

日本收藏家也在與他爭奪文物。樊建川像當年抗戰一樣到日本“反掃蕩”，在京都、奈良等地購得大量“二戰”時期的雜志、畫報等物，統統裝進集裝箱運回國內。

特殊歷練鍛造特殊品格

願為抗戰文物吃大苦

樊建川下過鄉，當過兵，上過軍校，還擔任過軍校教員，轉業后從政策研究室干事做起，一直到擔任宜賓市常務副市長。再后來，辭職下海從事房地產開發，賺錢后痴迷抗戰文物收藏，自討苦吃，歷經許多艱難。

最吃苦的一次是他與副館長何新勇兩人一起，到雲南小山村收一隻美軍使用過的油桶。那天，天下著雨夾雪，他們的皮鞋泡成了水鞋，買了膠鞋換上。看到了油桶，沒有英文。主人問：“你不信？”說罷，將桶裡的米倒掉，一看桶底全是英文。他確信是美軍當年遺存，用五隻桶的價錢買下。

油桶很重，體積也大。在雨雪濕透的路上，兩人上坡下坡滾著油桶走了一二裡山路。當地農民找來一輛拖拉機，到靠近公路的小村子租了一輛小貨車，運到昆明。到了昆明，兩人吃了最大份的米線，碗比腦袋大，放了很多辣椒。

“油桶如今放在美軍館，挺漂亮，挺大氣！”樊建川說，有這樣的效果，再冷再餓都值得。

樊建川投資建正面戰場館，再現國民黨軍隊抗戰歷史，許多國民黨政要和國軍老兵成了他的好友。2008年12月，樊建川應邀訪台。在國民黨黨史館，他看到陳列的蔣經國辦公桌上，筆筒裡毛筆有好幾支，於是一邊說“蔣經國先生抗戰時在贛南做專員，也為抗戰做了不少事”，一邊直接拿了一支毛筆插進上衣口袋。對方非要回去不可，國民黨副主席兼秘書長吳敦義隻好出來打圓場：“樊先生，理解你的心情，這樣，下次到你那兒去時，給你帶去，這邊總要辦個手續嘛！”

民間博物館，國家不撥付費用，生存是頭等大事。

抗戰博物館啟動建設之初，樊建川賣掉了在成都的辦公樓和加油站。有朋友問：“錢用完了，博物館怎麼辦？”十幾年來，樊建川百分之九十的精力在做博物館，百分之十的精力在維持企業集團運轉。集團下屬建筑公司，維修房子賺一點﹔參股的兩家地方銀行，有一些效益﹔做物業公司，也有一定效益。樊建川說，這些年他不得不逼著自己懂文物、懂建筑、懂藝術、懂布展、懂管理，還得懂和各方面打交道。

特殊犧牲贏得特殊收獲

抗戰博物館應運而生

有句話說得好：“當你一無所有時，你便擁有了全世界。”樊建川說，有的大老板喜歡高爾夫，喜歡跑車，喜歡紫檀家具，他自己不喜歡這些，就喜歡收藏文物，抗戰博物館建立和發展的標准隻有一個——做好、做好、做好。他認為，做自己喜歡的工作同時又能生存，這就是人生最好的狀態。

1997年，國家允許私人建立博物館。國家辦的博物館登記性質為“事業”，私人辦的博物館在民政部門登記為“民辦非企業”。

有人說，讓一個人完蛋，吸毒﹔讓一個企業完蛋，建博物館。樊建川的回答是，“四川數千家房地產開發商，少我一個沒關系。可中國十幾億人中必須有一部分人去承擔責任，考慮一些更為長遠的事情。”

共產黨抗戰館，樊建川不是第一個建，但國家一級文物有很多。晉察冀邊區與太行軍區關於救助美軍飛行員的聯合布告、燒制有“義勇軍進行曲”的彩瓷硯台、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關於紅軍改編的命令、延安整風學習筆記、“晉察冀邊區軍運”布馱袋等等，都是國家一級文物。樊建川體會，辦好民間博物館，五個前提不可少：一要有信仰、熱情、理想﹔二要征集的文物有數量，又有質量﹔三要籌集到建館的大筆資金﹔四要學會博物館特殊的運行管理﹔五要忍受長期虧損，承受維持生存的沉重壓力。

樊建川最初想把收集來的文物捐給國家，直到2001年第一次將收藏的抗戰文物搬到北京辦展覽，當場鑒評了14件（套）國家一級文物，他才下決心說服企業其他股東，創建民間的抗戰博物館。

2005年，迎接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5個抗戰主題的博物館在大邑縣安仁鎮同時開建。那是樊建川一生中最忙的9個月，建好房子還要處理陳列、布展、燈光、安防。他在每一個在建館工地立起倒計時木牌，白天死纏爛打﹔晚上在身下墊些紙板，睡在工地上。最終，“蠻干”的樊建川成功了，中流砥柱館、正面戰場館、不屈戰俘館、飛虎奇兵館、川軍抗戰館全部如期建成。后來，陸續又建成中國壯士群雕廣場、抗戰老兵手印廣場，加上剛剛正式開放的日本侵華罪行館，正好八座抗戰博物館。

1944年，一架援華美軍戰機摔在四川汶川寶頂山。2007年，樊建川獲悉這一線索，立即派搜索隊前往搜索，把兩具起落架殘骸運回，拼裝成一個代表勝利的V形，樊建川命名為：飛V。寓意：飛行與勝利。

2009年5月，人民網評選“你應該關注的十個博物館”，建川博物館聚落排名靠前。

從2010年起，建川博物館聚落初步實現收支平衡。樊建川說，現在我們還是國家文化產業示范基地、全國先進社會組織、全國光彩事業重點項目。

特殊收藏引發特殊感悟

抗戰精神的民間傳播

不屈戰俘館，是建川博物館在全國首開先河建立的。樊建川首提“抗俘”這個概念，在他看來，被俘的抗戰勇士們常常遭受三重痛苦：敵方的殘暴折磨，我方的誤解，以及被俘勇士自己深深的自責和懊悔。

這一概念在不屈戰俘館出口處，女八路成本華的笑容上體現得特別明顯。“作為一名指揮官，她被日軍俘虜並受到凌辱，但她一直保持著微笑，充滿對敵人的不屑，她就是要舍生取義。這種笑容能激勵民族向上，令人肅然起敬。”樊建川說，“我覺得我就應該跟他們站在一起，一起去面對淒風冷雨。”

令樊建川欣慰的是，美國國防大學來了一批學員，其中有不少將軍，他們到此肅容，戴帽的自動脫帽。

2008年，在中國壯士群雕廣場，一位88歲高齡的日本老兵蹣跚而來，行囊裡裝滿日軍的望遠鏡、信號旗、綁腿、地圖等文物。除了這些，他還送給樊建川一張手繪草圖說，願意在這裡塑造自己的跪像，永遠向中國人民謝罪。老兵名叫鹽谷保芳，參加過侵華戰爭，從1985年堅持每年到中國謝罪，直到他90歲，堅持了25年。

2005年8月15日，飛虎奇兵館開館。在這個館裡，一位84歲的美國老兵進來后，馬上大哭起來。樊建川注意到，他是號啕大哭，老兵的淚腺已萎縮，沒有了淚水。后來，他在輪椅裡向樊建川敬了一個標准的軍禮。樊建川馬上還禮，過了許久才放下。老兵名叫格魯伯，曾在飛虎隊駕駛轟炸機。他捐了不下20件抗戰文物，價值無法估量。

兩位老兵，一個當年的日本侵略者，一個當年的援華抗日勇士。在樊建川看來，下跪，是良知﹔號啕，是懷念。

是啊，70年前中國贏得抗戰勝利，靠中國共產黨的堅強領導，靠中國人民的堅貞不屈，也靠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無私支援。樊建川說，今天，謹防日本極右翼勢力抬頭和軍國主義復活，同樣離不開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們共同努力。（記者 董強 特約記者 孫紹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