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代的私立瓊海中學（現海南中學）。
文昌中學郭雲龍樓由華僑巨商郭巨川於1927-1935年間捐建。圖為該數學樓的副樓，主樓被日軍飛機炸毀。 記者 蘇曉杰 翻拍
抗戰路上讀書聲
1939年初，日軍佔領海南島后，顛沛流離、艱難辦學的海南學校不在少數，私立瓊海中學、廣東省立第六師范學校、瓊山中學、文昌中學、崖縣縣立中學、瓊崖東路中學等等，其中定安中學更是六易其址，成為了抗日戰爭時期在海南島上唯一一所不曾停辦的學校。
此外，有些學校由於經濟基礎薄弱等原因未能遷至島外，隻好變作淪陷區的“鄉村流動學校”，在日軍的高壓統治下打起了教育游擊戰。
陌生的轟鳴聲由遠及近，漸漸沒過琅琅書聲。時任文昌中學校長的詹行烍疾步奔走於各個教室，發出全體師生向學校西南方向的汪洋村一帶疏散的號令。
這是1939年1月間，日本機隊在日軍正式登陸海南之前，飛臨文昌上空盤旋偵查時的場景。據《文昌文化大全》一書記載，那一天，氣勢洶洶的日軍機隊集中火力，向位於文昌中學校園內的雲龍樓投擲了70多顆重型炸彈，繼而用機關炮輪番掃射，直至樓倒牆塌方才離去。
這座特意修成飛機造型的雲龍樓記載著文昌中學師生率先捐款購機抗日的民族義舉，對於抗日戰爭時期的文昌乃至海南都有著重要意義。宋子文在1936年第一次回到故鄉時，就是在此發表了建設海南、抵抗日本的演講。
幸運的是，除了最后一批離開校園的詹行烍受了一些彈片擦傷之外，師生全部安全撤離。但這次突然的空襲向他們發出了強烈的信號——“一心隻讀聖賢書”的安穩日子不再長遠。
海南地方教育飽受摧殘
詹行烍等人的擔心很快成為現實。
同年2月22日上午，日軍陸軍台灣旅團的步兵、炮兵、騎兵約400余人，以坦克開路、飛機掩護的方式，分為兩批由海口向文昌挺進。當天下午，文城陷落，滿目瘡痍，昔日美麗的文昌中學校園也被改建為日軍兵營。
“要摧毀一個民族的反抗力，就要摧毀一個民族的文化和思想教育。”談起抗戰時期海南教育遭受的重創，海南文史專家王俞春的語氣有些沉重。
在編寫《海南教育史志》過程中，他調研發現，日軍侵瓊后，海南絕大多數國民學校均難逃停辦的命運，“在國共分裂后海南教育逐步走向衰落的背景下，這一致命打擊更是令海南地方教育雪上加霜、飽受摧殘。”
他舉例，抗日戰爭時期，僅文昌縣（現文昌市）就有80%的小學停辦，“幸存”於偏遠鄉村或革命根據地的小學，每所也不過師生十余人，這便是彼時海南教育的一個縮影。而有的學校形存實亡，成為了由日軍及其扶植的傀儡政權掌控的日式學校，用按照奴化教育的方針和要求編寫的教材，為學生們教授日語及日本文化，以期達到“培養出日本人的奴隸”之目的。
那幾年，原瓊山市黨史研究室主任王萬江正是十二三歲上學的年紀。“同村的小伙伴們都很怕啊，不願意去日本人辦的學校讀書。”他還記得，日軍不僅在全島大肆辦學，還為各個村庄分配指標、下達任務——每個村庄必須選送一名適齡兒童到學校接受日式教育。為了不讓自己的孩子受苦，本就貧困的村民們往往採取家家戶戶“湊份子”的方式，“雇”一個無家可歸的孤兒送去。
去讀書會受什麼苦？王萬江雖未體會，但聞言傳。所謂的日式學校要求學生絕對服從師長，稍有不遜就要接受嚴苛的體罰。除了教師的拳打腳踢、板拍棍毆和言語侮辱之外，此類學校還流行一種“互打法”，即令學生對面而立，一邊哭泣一邊互扇耳光。每每這時，日本教師和官兵就在一旁“欣賞”，殊不知學生的心理蒙受了難以磨滅的打擊。
在如此嚴峻的形勢之下，為了延續海南教育火種，部分在島內規模較大、影響力和知名度較高的中等學校，在當地政府、進步人士和師生的共同努力下，多次將學校搬遷至農村、山區甚至外國租界，堅持辦學直至抗日勝利，在海南教育史上留下了美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