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菌投放
在華北致病百萬人以上
1943年9月，邢台市清河縣內河流因大雨水位大幅上漲，引發洪水，大部分鄉鎮遭受侵襲。此后很短時間，當地就發生了瘟疫。
2015年9月5日，談及當年那場洪水和之后發生的瘟疫，已經85歲高齡的清河縣委宣傳部原部長邱立雙仍心有余悸。“1943年我13歲，9月底來了一場大洪水。”邱立雙說，日軍沿著河道切開5個大口子，洪水瞬間決堤，后來不久，當地就發生了霍亂。“我們村當時有65戶人家，幾乎每天都有人死亡，短短十多天，就死了22個人。”
邱立雙介紹，霍亂在清河縣影響面積很大，那裡幾乎成了霍亂的重災區，“很多村庄都出現了空村的情況，死的死、逃的逃，不少人逃荒到山東、東北等地。但當地人那時對細菌戰這個概念並不了解，隻知道發生了嚴重的瘟疫。”
“之前我們一直沒有直接証據，証明霍亂是日軍故意所為，直到后來，當年參與過投放細菌的日本軍人在日本寫下的懺悔錄中，記載了關於‘十八秋作戰計劃’在魯西地區鑿開渭河河口、投放細菌進行細菌戰的詳細情況，我們才掌握了確鑿的証據。”清河縣黨史辦主任馮美洲告訴記者。
然而，日軍在清河縣的那次細菌投放，只是1855部隊在華北進行細菌戰罪行的冰山一角。據不完全統計，八年抗戰期間，1855部隊共散播霍亂、鼠疫、傷寒等細菌70次以上，華北軍民被傳染致病百萬人以上，其中約30萬人被染病致死。
“華北的廣大鄉村是抗日根據地，與日軍佔據的城市、交通線及據點形成了犬牙交錯的態勢。因此日軍針對中國抗日軍隊及抗日根據地人民使用細菌武器，更隱蔽、更分散、更頻繁。他們穿著‘白衫’，打著防疫旗號，使用十分原始又極其隱蔽的方式散播細菌，使廣大群眾以為是‘天災’。”謝忠厚說。
謝忠厚研究發現，日軍在華北地區使用細菌武器大體可劃分為三個時期：
全民族抗戰開始至武漢會戰，日軍1855部隊主要圖謀在山西與陝北投擲細菌炸彈，以阻止八路軍開赴華北抗日前線，但在中國共產黨的及時揭露下未能得逞。后又在華北交通沿線附近重要村鎮投放細菌，妄圖阻止八路軍從山地向冀魯豫平原發展。
武漢會戰結束前后，隨著華北敵后抗日根據地與日軍佔領區犬牙交錯態勢的形成，由於細菌武器有返回傳染的特點，日軍為了保証自身安全，不得不暫時停止大規模細菌攻擊，於1939年和1940年，在對各抗日根據地進行圍攻、“掃蕩”的過程中，實施小規模細菌攻擊，如利用特務向村庄的街口、水井、水池投放細菌。這一時期投放規模較小，間隔時間也較長。
在戰略相持階段最艱苦的1941年和1942年，日軍在華北地區使用細菌作戰由小規模、間隔長和主要針對軍隊，轉變為大規模、經常性和主要針對民眾，在華北使用霍亂、鼠疫、傷寒等細菌武器達到頂峰。
“1855部隊純粹是一支披著‘防疫’、‘給水’外衣而以細菌武器慘殺中國人的魔鬼部隊，這支部隊越接近滅亡，就越瘋狂。”謝忠厚說。
1943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局發生轉折，日本大本營開始策劃大規模細菌戰，定名為“保號計劃”。石井四郎在計劃中提出了確定案，即不必介意國際影響，大量實施細菌攻擊，先發制人，細菌戰地區包括緬甸、印度、中國、澳大利亞和太平洋其他島嶼。
1944年底，日本已四面楚歌，為了挽救敗局，急於動用細菌武器這張王牌，規定月產鼠疫跳蚤：關東軍150公斤，華北20公斤，華中30公斤，華南10公斤，南方軍60公斤，日本國內30公斤﹔並計劃1945年發動一次最大規模的戰略性細菌戰。后由於中國軍隊反攻，美國進攻日本本土，蘇軍閃擊佔領東北，日本被迫投降，這一毀滅人類的罪惡計劃才被制止。
關於這一罪惡計劃的破產，細菌戰專家郭成周曾說過一句肺腑之言：“我們都是幸存者，應從這次最驚險的緊急存亡關頭中，吸取教訓，嚴防日本軍國主義復活。”
毀滅罪証
華北細菌戰為何鮮為人知
犯下如此滔天罪行的侵華日軍細菌部隊，特別是“北支”（甲）第1855部隊，為什麼在過去長達半個世紀的時期內會被隱瞞，甚至至今都鮮為人知呢？
“這支魔鬼部隊深知違反國際公法，罪孽深重，因此平時行事就極為隱蔽。在戰時，研究、制造和使用細菌武器是絕對保密的，不僅不讓任何中國人接近，就連絕大多數日本士兵甚至軍官都不知曉。”謝忠厚告訴記者。
1942年在冀中被捕的日軍特務機關長大本清曾說：“日軍為避免這種罪行暴露於世，關於施放菌毒的文件，隻有大佐以上軍官才有資格閱讀，有的連大佐也不讓知道。並在每個文件的末尾，都寫有‘閱后焚燒’的字樣。”
在投降時，日軍還通過各種方法毀滅細菌戰罪証，細菌部隊官兵大部分偽造身份潛逃回日本，隻有小部分被俘。
“日本投降后，拼命銷毀資料，幾乎沒有留存下來實物。”天壇神樂署工作人員告訴記者，他們都知道日軍曾在這裡進行細菌實驗，但基本沒見過實物。“隻有在2002年—2004年天壇修繕過程中，為了恢復原貌，一些現代建筑被拆除時，曾經出土一些零星的試管。”
相比其他細菌部隊，1855部隊對証據的銷毀更加徹底。1945年8月15日，在日本投降廣播發布僅20分鐘以后，“北支”（甲）第1855部隊就開始銷毀細菌部隊的資料。
1855部隊本部第三課衛生兵鬆井寬治曾在証詞中這樣說道：“到8月15日，戰事結束了。那天正午的無線電廣播20分鐘后，隊長篠田便下令破壞細菌研究所。破壞工作持續了三天三夜，通宵達旦。在后園裡挖了大坑，先把跳蚤放到裡面去，然后洒上汽油焚燒，重要書籍和細菌培養器具也被燒毀了，培養跳蚤的煤油筒1萬個被卡車運走。戰爭結束后第七天，我們便做完了破壞工作，到本部集中。同時，又下令解散部隊，把‘北支那防疫給水部’的名稱從華北派遣軍的名冊上涂去，所屬官兵都轉屬到各陸軍醫院去……同年12月，隊長篠田、軍醫大尉高岡滿和軍佐技師尾崎繁雄三人脫離了軍籍，穿起西服，蓄起頭發，扮成日僑，搭乘陸艇回到日本﹔前兵曹長時岡孝也轉到了步兵部隊，同年11月混入其他部隊回國。”
據當時在該部隊工作的中國機械匠陳康延后來回憶：“日寇在投降后不但銷毀很多文件器材，還用坦克車大量壓毀或燒毀很多鋁制培養箱。日軍把飼養跳蚤剩下的血粉埋在地下，幾年后，下雨時還散發出腥臭味。”
“上述事實表明，日本戰敗后，1855部隊在北京本部對其罪証進行了多麼徹底的毀滅。也正是因此，才讓專家們苦苦找尋了50多年。”謝忠厚說。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為審判德意日法西斯的戰爭罪行，成立了紐倫堡和東京兩個國際軍事法庭。然而，美國人接收了所有日軍化學戰、細菌戰的書籍資料，作為交換條件，美國不將他們認定為戰犯，因此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國內基本找不到“北支”（甲）第1855部隊北京本部的資料。
“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日本學者曾經依靠這支部隊老兵的回憶，對細菌部隊行為進行研究。中國學者研究則多限於回憶錄、日本戰俘供詞等。時至今日，雖然我們已經對1855部隊有了一定了解，但還遠遠不夠。日本政府也拒絕公開過去從事細菌戰的秘密檔案。這些都值得我們深思。”謝忠厚表示。（記者 王思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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