細菌戰又稱“生物戰”，是利用細菌或病毒作武器，以毒害人、畜及農作物，造成人工瘟疫的一種極端滅絕人性的罪行。
由於細菌具有在適宜條件下繁殖和傳染的能力，因此，在當今世界三種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中，細菌(生物)武器之威力超過核武器和毒氣（化學）武器而列首位。
提及日軍的細菌戰，多數人第一時間想到的是臭名昭著的“731部隊”，但對於侵華日軍在“七七事變”后在中國建立的第二支細菌戰部隊——“北支”（甲）第1855部隊卻知之甚少。
抗戰期間，這支披著日本華北派遣軍防疫給水部外衣的細菌戰部隊，曾在華北廣闊的大地上進行各種細菌戰活動，使傷寒、霍亂、鼠疫、瘧疾肆虐傳播，但由於其活動極其詭秘，多年來，它的本來面目少有人知。直到二戰結束50多年后，經過歷史學者艱苦的調查研究，才終於揭開了這支惡魔部隊的真面目……
走進北京天壇公園西門，沿著圍牆向南，經過數百米長的石路便到達神樂署大門。神樂署原是專司明清兩代皇家祭天大典樂舞的機構，如今，這裡各建筑均修葺一新，大門東南方長滿爬山虎的圍牆下，一塊刻有“侵華日軍細菌部隊遺址”字樣的漢白玉石碑十分顯眼。若不是這塊石碑，一般人很難想到，這一帶曾經是侵華日軍在北京的“北支”（甲）第1855部隊本部所在地。
抗戰期間，這支部隊曾在這裡以野戰供水和傳染病預防為招牌進行細菌武器研究，還曾經用中國人進行“活體實驗”。
然而，人們在戰后尋找這支曾犯下滔天罪行的細菌戰部隊本部所在地，卻花費了50多年的時間。
苦苦尋找
隱藏在北京城內的細菌戰基地
“‘七七事變’后，日本急於征服中國，但關東軍第731部隊的細菌武器尚不能滿足日軍大規模細菌戰的需要。因此，日軍迅速佔領了北平（今北京）城內天壇公園西門南側的原國民黨中央防疫處，在原有設施和設備的基礎上，立即籌建第二個細菌戰基地——‘華北派遣軍防疫給水部’，並由‘731部隊’創始人、日本細菌戰頭子石井四郎擔任技術指導。” 從事細菌戰研究20多年的河北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原所長、研究員謝忠厚告訴記者。
“其實，所謂‘防疫’、‘給水’是掩人耳目，實際工作就是研制細菌武器。”謝忠厚介紹，起初，這支細菌戰部隊的部隊長為黑江，繼為菊池。1939年西村英二上任，“華北派遣軍防疫給水部”遂改名為“北支”（甲）第1855部隊，對外稱第151兵站醫院，又稱西村部隊。
1855部隊本部下設三個分遣隊，后改為課，定員1500人。據北京市崇文區地方志辦公室工作人員介紹，其本部和第二課佔地面積相當大，包括現在的中國醫藥生物制品檢定所、天壇神樂署、北京口腔醫院、北京天壇醫院及部分居民區。當時，日軍建筑了大批房屋，其中包括7棟病房、100多間工作室、70多間小動物室和儲存各種劇毒菌種的192平方米地下冷庫。
86歲的北京市民趙秀文是新中國成立后北京大學藥學系第一批大學生，從小就住在天壇附近。在趙秀文的印象中，佔據天壇西部大院的日本人非常神秘，哨兵全副武裝、戴著鋼盔，不許中國人靠近。當時年幼的趙秀文並不知道日本人在搞細菌實驗，新中國成立后，她才聽到老街坊說一些恐怖的傳聞：“日本人用血粉養跳蚤，下大雨后就能聞到血腥味。”
1855部隊本部是這支細菌戰部隊的首腦機關，又是日軍在華北地區進行細菌戰研究和實施的指導機關。因此，要揭露和研究日軍在華北地區的細菌戰罪行，首先便要搞清其本部的來龍去脈。
1950年3月，在新中國審判日本侵華戰爭罪犯時，中央衛生部召開了一次部分原在日軍1855部隊工作過人員的座談會，並作了記錄。這份座談資料記載了日軍駐扎天壇部隊的番號及機構，首次提到因為西村英二當隊長而稱作西村部隊，並記載了研制細菌武器的場景及關押中國人的拘留所。但是，對日軍1855部隊的本部隱藏在天壇什麼地方，卻沒有任何記錄。
為此，專家學者們苦苦找尋了幾十年。直到20世紀90年代，才好不容易“確定”與天壇直線距離不到2公裡的先農壇是1855部隊本部所在地。但不久，人們卻發現這是一個“誤會”：1855部隊本部並不在那裡。
上世紀90年代末，當時年近90歲高齡的細菌戰專家郭成周根據曾在1855部隊第三課工作多年的伊藤影明來北京時的指認，參照北京市崇文區地方志辦公室的調查資料，經過多次實地考証，才最終確認1855部隊的本部是設在北京天壇公園西南角的神樂署內，而北京先農壇則是日本同仁會華北衛生研究所的駐地。
“神樂署建於明永樂十八年（1420）年，佔地15畝，建筑規模宏大。由於神樂署院落十分寬敞，建筑非常雄偉，位置極利隱蔽，所以日軍1855部隊的本部就在神樂署正殿凝祈殿隱藏下來。”天壇管理處文物科武裁軍分析。
隨著侵華戰爭的深入，1855部隊不僅在北平城內擴建其本部，同時在天津、張家口、石家庄、太原、濟南、開封、包頭、徐州等16個城市建立了辦事處、支部及分遣隊，並逐漸具備了在華北各地隨時實施細菌作戰的能力。
活人實驗
在華北殘殺逾萬人
“1855部隊和‘731’一樣，進行了大量人體實驗。其辦法是把鼠疫菌、霍亂菌、傷寒菌等惡性傳染病菌直接注射到活人身上，或用帶這些病菌的跳蚤、虱子、蚊子等傳染給人，或摻入食物中讓人吃下，然后進行活體解剖，實驗細菌的傳染殺傷效力。”謝忠厚介紹。
據北京市崇文區地方志辦公室的調查，當時，1855部隊將“當作動物做實驗”的活人稱作“猿”。
曾在1855部隊第三課從事跳蚤飼養的平川喜在1994年的一份証詞中這樣寫道：“日軍秘密地把一些俘虜押運到第三課，其罪惡目的是做活人實驗和活人解剖。當時豐台步兵訓練隊有俘虜收容所，從那裡用汽車將俘虜帶到北京，連續帶來了三次（6人、5人、6人），直接帶到了第三課靜生生物與社會調查所。俘虜都是些體格健壯的人。第三課有很多隔離小房間，把俘虜關到那裡面。第一次帶來6個人后，當天（也可能是第二天）從本部來了兩名軍醫，一起進入房間裡，穿著白大褂，給俘虜注射細菌，然后觀察感染后的變化。我當時沒在場，不知注射了什麼細菌。過一夜，俘虜們都死了。”
實際上，不只是1855部隊北京本部，其在華北各地的支部、辦事處、分遣隊及各地日陸軍醫院，都秘密進行了研制細菌武器的人體實驗。
曾在1855部隊濟南防疫給水支部當翻譯的韓國人崔享振於1989年7月21日在韓國《中央日報》上發表《日軍在中國的第二支細菌部隊》一文，揭露1855部隊濟南支部經常地、大規模地進行活人實驗和活人解剖，平均每3個月進行一次人體實驗，每次要死100多名俘虜，一年要殺死400到500多名俘虜。在他為日軍當中文翻譯期間，約有1000多名中國俘虜和韓國流浪民被當成人體實驗對象，悲慘地死去。
“崔享振的文章証明，1855部隊濟南支部研制細菌武器的人體實驗是按計劃經常進行的，其種類有：天花、傷寒、鼠疫、霍亂和地方病等。”謝忠厚說。
1855部隊不僅進行細菌殺傷力的人體實驗，而且使用人體大量生產傷寒生菌等細菌戰劑。曾在1855部隊從事制造惡疫生菌工作的日軍戰俘竹內豐在1954年11月的筆供中，道出了用活人制造傷寒生菌和鼠疫生菌戰劑的內情：隨著戰線擴大，日本兵力減少，“用細菌戰即可‘以寡勝眾’、‘以少取多’，這是一個最好的方法”。他供稱曾“用2名八路軍俘虜生產了鼠疫生菌。日本軍醫先把鼠疫菌注射到被俘的八路軍戰士體內，等鼠疫病發作后，將八路軍戰士進行活體解剖，一面觀察病變，以實驗鼠疫菌的效力，一面將八路軍戰士的靜脈血抽出來，利用感染了鼠疫病的八路軍戰士的靜脈血來制造大量鼠疫生菌戰劑”。
就這樣，1855部隊濟南防疫給水支部在短短一個月內，用11名八路軍俘虜實驗傷寒菌和鼠疫菌的感染力，培養細菌戰劑，其中僅傷寒生菌即制造了16桶半。其桶直徑40厘米、高50厘米，以此計算，制造傷寒生菌大約有999公斤。這批傷寒生菌於1943年8月上旬末、中旬末、下旬末，連續三次由岡田支部長和木村主任交給北支那方面軍參謀部的軍官用汽車運走，散布在“隴海線以南地區特別是京漢線沿線一帶”。
“另外，侵華日軍在華北地區還用活人演練各種手術，做各種醫學解剖實驗，罪行數不勝數。”謝忠厚表示，對於1855部隊解剖慘殺中國同胞的具體數量，仍難以確切統計。“主要原因是1855部隊在戰爭期間進行的人體實驗和解剖，地區太廣、名目太多，又絕對保密。蘇聯和新中國所審訊的日本細菌戰犯只是極小的一部分，絕大多數戰犯都逃回了日本，逃脫了軍事法庭的審判。而日本政府也從未公布過當年細菌戰及人體實驗的檔案文件。”
“但由侵華日軍在華北各地的細菌戰部隊和陸軍醫院的分布及人員配備情況推算，日軍在華北進行人體實驗和活體解剖的中國同胞可能逾1萬人。”謝忠厚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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