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發黃變脆的家信中，讀懂父親謝覺哉【2】

對父親的了解晚了四十年

謝覺哉是我的父親。

在網上查詢，對他的解釋一般是“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延安五老”、“中國法制奠基人”等。所以我從小就被稱為“高干子弟”。

但是，我真正了解我的父親嗎？我到了自己老年的時候，才發現對他的了解並不多。父親健在的時候，我們兄弟姐妹七人（五男二女）還多是學齡兒童、少年或青年﹔父親暮年又逢文化大革命，我雖已大學畢業、留校任教，但運動頻頻，上山下鄉，我在他身邊的時光也是少得可憐。1971年6月，當我興沖沖地從保定白洋澱農村干校返回北京准備結婚的時候，卻碰到了父親的去世與葬禮。在那時候“橫掃一切陋習”的“革命氣氛”下，記得在北京醫院的太平間裡，我們家人搞了一個簡單的遺體告別儀式，正在醫院養病的“延安五老”之一董必武副主席，在他兒子良翮的攙扶下趕來見老友的最后一面。他兒子手裡拿著董老手書的挽聯，我至今記憶猶新：“長征老戰士，文革病詩人。”

時光匆匆，一晃父親去世已經43年了。我的青壯年時期，欣逢改革開放的好時代，忙於開創自己的事業，教書、拍電影﹔忙於成家、撫育孩子，也沒有多少時間與精力去了解父親。只是當我自己進入老年，專業和家務閑下來后，才開始去讀母親早在1982年就組織人編寫、出版好的《謝覺哉傳》《謝覺哉日記》《謝覺哉文集》等著作，才開始對他的思想、工作、才華以及生活、情感有了些實實在在的了解。

整整晚了四十多年啊，可謂“不孝子孫”！真是應了那句歌詞，“時間都去哪兒了？”我到了72歲，才開始真正“盡孝”。好在還有這句諺語：晚做勝於不做。

上世紀四五十年代，父親在工作之余寫作、發表了大量思想文化雜文。1956年12月24日，他在《愛父母》一文中寫道：

人，從出生到死即從小到老：中間是“養人”——勞動力強壯時期﹔兩頭是“人養”——幼小時期和衰老時期。這是人類生活的自然規律，絕不因社會制度不同而改變。

記不得是誰說的話也是這一道理：人生三件大事，即結婚、生子、送老人。當你送完老人時，你的孩子就開始送你了。

去年開始，我輪替哥哥謝飄，搬到母親家住，有了更多的時間去陪伴老人，去閱讀父親的著述。母親王定國也是位老紅軍，已經102歲了，身體康健，生活基本自理。她最大的愉快是每天看到孩子們在身邊。還是在那篇文章中，父親寫道：“養父母，不只是給他們穿吃、不凍不餓而已，還要有親愛的誠意和敬意，使老人們感到愉快。”

對於早已離去的父親，我們努力去讀懂他的人生、思想，了解父輩們的足跡與悲歡，是后輩的責任與敬意。這些，促使我開始編輯《謝覺哉家書》。

看著這些已經發黃變脆的信函，看著父親從青壯年到老年不斷變化的毛筆書法，看著那些信封、郵票，我不禁感慨這已經或即將永遠消失的書信交流方式的美好與偉大！數字、網絡技術的發展，電話、微博、微信等的使用，讓人們遠在天涯如咫尺﹔過去親人、朋友、同事之間的思念、擔憂、述說的需求與情感全沒有了醞釀和表達的空間與時間。它給我們人類的文化與情感帶來的是進步還是退化，誰又能說得清楚呢？

好在我們還可以整理出版前輩們的書信，像暢銷多年的《曾國藩家書》《傅雷家書》等，從中去了解前輩人的思想、情感、生活，以至社會與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