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宏
郭德宏
編輯同志：
您好！
王明和博古是我黨早期兩個比較有影響的人物，因為都犯過“左”傾教條主義和右傾錯誤而常常被相提並論。但是，我從一些黨史讀物中零星地了解到，博古雖然犯過錯誤，但是他對待錯誤和革命的態度與王明根本不同。那麼，將他們二人相提並論合適嗎？能否請有關專家詳細介紹一下有關情況？謝謝！
讀者 王楠
本刊約請中央黨校黨史部教授郭德宏作答。
在中共歷史上，王明和博古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 “左”傾教條主義的兩個代表人物，在抗戰初期又同樣犯了右傾錯誤。因此，往往把他們相提並論。確實，他們有很多相同之處，比如：他們都很有才華，較早地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影響，在很年輕的時候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在青年中有影響的人物﹔都曾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被培養成了教條主義者，理論水平很高﹔都以極“左”的態度積極參加了反對“立三路線”和中共六屆三中全會“調和主義”的斗爭﹔都少年得志，沒有經過多少實際斗爭的鍛煉，就在20多歲成為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都執行了“左”傾教條主義錯誤，成為“左”傾教條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抗戰時期犯了右傾錯誤﹔都在離開中共中央主要領導崗位以后在不同的崗位上為革命做出過貢獻，等等。但是，王明和博古又有很多不同之處。
在黨內的地位不同
王明從中共六屆四中全會開始，就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不久又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為中共中央的主要領導人。那時，博古還不是中共中央委員，只是在1931年4月才成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書記。中共中央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后，他才參與處理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在抗日戰爭初期，兩人雖然都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但王明很快就擔任了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博古只是長江局委員。所以在這兩個時期，王明的政治地位都比博古高。但是王明於1931年10月離開中國到蘇聯以后，博古逐漸成了臨時中央政治局的主要負責人。在1934年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博古又被選為中共中央總書記，而王明仍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即書記處書記。此時，博古在黨內的地位要比王明高。
在錯誤中所起的作用、應承擔的責任不同
王明比博古大三歲，政治地位早期比博古高，斗爭經驗比博古更豐富，因此從莫斯科中山大學開始，王明在與博古的關系中就起著主導的作用，博古基本上是王明的追隨者。1930年在反對“立三路線”和中共六屆三中全會“調和主義”的斗爭中，王明是為首的。在抗日戰爭初期，王明是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他們的右傾錯誤也是以王明為首的。
但是，從1931年10月王明出國到遵義會議前的“左”傾錯誤，博古則應負主要責任，不能把這些錯誤都算到王明頭上。過去有很多論著都說王明到莫斯科以后，仍然在遙控中共中央，主要責任還在王明。事實上，這是缺乏說服力的。其一，王明從1931年10月到莫斯科以后就脫離了中國革命斗爭的第一線，從那時起到遵義會議期間的實際工作都是由博古主持的，理應由博古負主要責任﹔其二，王明和博古后來也發生了分歧，王明還對博古主持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和1934年1月六屆五中全會選出的新的中央政治局多次提出批評，因此不能把博古主持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和新選出的中央政治局所犯的錯誤都算到王明的頭上﹔其三，莫斯科和上海及中央蘇區相隔萬裡，通訊聯系都很不方便，王明即使要遙控，也天高皇帝遠，鞭長莫及。在這方面，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編寫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第一卷上冊，就處理得比較好。該書沒有再提王明遙控的問題，而是如實地指出了臨時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的責任。誰的責任就由誰負，這才是實事求是。
王明曾較早地認識到一些“左”傾錯誤，並對博古主持的工作提出過批評
由於王明在共產國際工作，能夠比較早地了解共產國際及蘇聯政策的變化。因此，隨著蘇聯對外政策及共產國際主張的轉變，他的思想也開始發生變化，與博古主持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發生了分歧，並多次對臨時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提出批評。在我和周國全合著的《王明傳》中，就談到了這些分歧和批評。
例如1933年11月30日，王明在《中國蘇維埃區域底經濟政策》一文中，提出了一些修改對富農、土地、工商業、勞動政策等方面的“左”傾錯誤的意見，指出當時不能從蘇區經濟中鏟除資本主義，而應利用它振興蘇區的經濟﹔不能消滅富農和頻繁地重新分配土地，應當保護、發展工商業和允許自由貿易等，與博古主持的臨時中央政治局的認識是不一致的。
又如1934年4月20日，王明、康生在寫給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指出在黨內兩條路線斗爭問題上有“不可忽視的嚴重的弱點”， 批評了黨內路線斗爭的擴大化和斗爭方法的不策略。
再如1935年7月，王明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起草了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表的《為抗日救國告全體同胞書》，即《八一宣言》，提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對於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建立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當時，博古還處在長征途中，集中力量突破國民黨軍隊的圍追堵截，其思想與王明是不同的。
對於王明的思想轉變，是應該肯定的。但是也應該指出：一、他並沒有從根本上認識到自己所犯的“左”傾錯誤，因而他的思想轉變是不徹底的﹔二、博古主持的臨時中央政治局和新的中央政治局所犯的錯誤，與他原來所提出的“左”傾主張是完全一致的，他不做自我批評，隻知批評別人，這種態度是不好的。
對待錯誤的態度不一樣，因而結局也不一樣
在延安整風中，王明基本上是拒絕檢討的，不承認自己的錯誤。在1941年10月7日晚，當毛澤東指出王明在抗戰初期犯了右的錯誤時，王明不但不承認錯誤，反而抓住不久前季米特洛夫關於考慮如何改善國共關系的電報，批評中央。在10月8日的中央書記處會議上，王明還針對毛澤東批評的四個方面，逐條進行了反駁。當王明聽毛澤東說要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討論他提出的問題，要他說明自己武漢時期的錯誤及對目前政治問題的意見時，便突然於10月12日宣布有病，不再參加政治局會議。經過其他同志做工作，王明於1945年4月20日寫信給任弼時，請他閱轉毛澤東並擴大的七中全會各位同志，表示贊同《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高度贊揚了毛澤東及毛澤東思想的正確與功績，並檢查了自己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錯誤。但在1949年3月召開的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他又對一些同志對他的批評進行反駁。當會議決定要他寫一個檢討錯誤的聲明書時，他以種種理由拒不書寫。1956年他到蘇聯治病以后，就再也沒有回國。中蘇關系惡化以后，他更根據蘇聯領導人的意旨，撰寫《中共半世紀與叛徒毛澤東》等文章和書籍，對毛澤東等中共領導人進行惡毒的攻擊，千方百計地為自己的“左”傾、右傾錯誤辯護，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博古的態度就與王明完全不同。當他在延安整風中受到批評后，多次認真地作了檢查。在1941年9月至10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博古作了兩次發言，承認1932年至1935年的錯誤他是主要負責人。遵義會議時是公開反對的。自己隻學了一些理論，拿了一套公式教條來反對人家。過去黨的許多決議是照抄國際的。在1943年9月和11月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博古再次作了檢查，表示在教條宗派中除王明外，他是第一名﹔在內戰時期，他在國內是第一名﹔抗戰時期的投降主義，以王明為首，他是執行者和贊助者﹔然后，檢討了教條宗派形成的歷史和個人的錯誤。1945年4月30日，博古在中共七大討論政治報告時發言，再次檢討了自己的教條主義錯誤。他說，在革命階段問題上，在內戰時期混淆了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的界限，在抗戰時期則將新民主主義革命回返到舊民主主義革命﹔在農民是革命的主干問題上，不了解與輕視農民在中國革命中的偉大作用，在內戰時期過度地強調城市與工人的作用，堅持城市觀點，在抗戰時期則犧牲農民的迫切要求以遷就大資產階級﹔在革命領導權問題上，在內戰時期是在教條地空喊，在打倒一切之下把同盟者縮小到隻有貧農中農的地步，在抗戰時期則從空喊轉變為公開否定，提出所謂“共同領導”的口號﹔在政權問題上，在內戰時期死啃所謂工農民主專政的舊公式，在組織形式上完全因襲無產階級專政形式的蘇維埃形式，在抗戰時期則把本質上、組織形式上並未改變、隻有施政政策有若干改變的國民黨政府認為是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和政治制度徹底民主化的開始，強調要時時、處處、事事幫助這種類型的政府，反對建立敵后的抗日民主政府﹔在革命發展前途上，是民粹式的企圖跳過資本主義發展階段。
從上面的檢討可以看出，博古的檢討是誠懇的，而王明的檢討是不誠懇的。由於他們的態度不同，對他們的批判也是不同的。1943年12月28日中共中央發給各中央局、各中央分局並轉各區黨委的《中央關於〈反對統一戰線中機會主義〉一文的指示》，不僅明確地批評王明的“右傾機會主義(投降主義)路線”，甚至認為王明、博古是“反黨宗派”，進行了“反黨活動”。但由於王明、博古對錯誤的態度不同，在這之后，毛澤東等人對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左”傾錯誤和抗戰初期右傾錯誤的批判，就隻著重批判王明，對博古很少提了。博古1946年4月8日遇難后，中共中央和權威的中共歷史著作就不再將博古與王明並提，而將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左”傾錯誤隻說成是以王明為代表的。
從王明與博古的比較中可以得到很多啟示，最重要的有兩條：一是要認真學習理論，但不能搞教條主義。二是犯了錯誤不要緊，但不能堅持錯誤不改。王明和博古在這方面提供的教訓，也是深刻的，有力地說明不管你原來職位多高，如果犯了錯誤不承認，不改正，就不會得到別人的諒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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