顏梅生
他早年從軍，是紅軍長征的開路先鋒、長征時走路最多的人之一﹔他為東北我軍的連戰連勝立下了汗馬功勞，以至於一向不輕易夸人的林彪，也禁不住稱他“等於10萬雄兵”﹔他曾參與北平和平談判，為北平的和平解放做出了突出貢獻﹔他榮獲過二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而作為1955年人民軍隊首次授銜的開國中將，他卻從未直接領兵打仗。
他就是蘇靜，曾用名蘇孝順，1910年12月21日生於福建省海澄縣（今龍海市）海澄鎮六口碑村一個普通農民家庭。他是中國共產黨第九、第十、第十一屆中央委員，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代表，第五屆全國委員會常委。1997年11月28日因病在北京逝世。
情報英杰
蘇靜1932年4月參加中國工農紅軍，1936年1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紅一軍團司令部作戰科科員和偵察科科長，參加過中央蘇區第四和第五次反“圍剿”。紅一方面軍長征時，紅一軍團（軍團長為林彪，政委是聶榮臻）是開路先鋒，當時蘇靜雖只是軍團一個小小的偵察參謀，但卻是先鋒中的先鋒。
紅軍爬雪山、過草地，經過的地方大多人跡罕至，飢餓、疾病、疲勞，常常使得紅軍指戰員的體力達到極限。軍情、民情、地形的不熟悉，敵人的一再圍追堵截，無疑讓紅軍危機四伏。
蘇靜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為整個軍團探路。部隊行軍打仗每到一地，別人都可以住下休息， 蘇靜卻要立刻帶上偵察員出發， 向軍團首長確定的下一站目的地沿路偵察。偵察工作充滿危險，大部分時間或是行走在高山大川之中，或是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裡潛伏， 毒蛇猛獸隨處可遇，甚至會受到土匪民團的襲擊騷擾。每一次偵察回來，蘇靜必須立即分析匯總，並連夜把地形地貌、道路橋梁繪制成行軍路線圖。第二天天沒亮，便要交給毛澤東並報告當天的行軍路線。長此以往，蘇靜為中央紅軍繪制的路線圖達數百張之多。聶榮臻曾在回憶錄中提過：“紅軍過草地，蘇靜同志在前面開路是有功的。”
事實上，別人走了一遍的長征路，蘇靜要先偵察走個來回，再跟著走一趟，走的距離是別人的3倍。
除了當好開路先鋒以外，蘇靜利用自己學過的照相技術，拍攝了紅軍活動的一批珍貴歷史資料﹔還利用自己的文化知識和觀察能力，解決部隊在行軍作戰中碰到的難題。如紅軍長征一路走來，敵人的飛機就像趕不走的蒼蠅，天天在紅軍行軍隊伍的上空盤旋、轟炸、掃射，給紅軍帶來不少傷亡。如何才能把敵人空襲的損失降到最低限度？細心的蘇靜開始觀察敵機的行動規律，總結出躲避炸彈的經驗並告訴戰友們，對減少部隊傷亡起了不小的作用。
紅軍到達陝北后，力圖向北發展。一次，林彪、左權帶著蘇靜到瓦窯堡四周進行實地勘察，不料誤入沙漠，迷失方向。眼看夜幕將至，大家心急如焚，而蘇靜卻胸有成竹。左權對蘇靜說：“大家都說你點子多，就快想想辦法吧。”蘇靜沒有直接回答，而是不慌不忙地下了馬，放開缰繩。原來，蘇靜所用的正是“老馬識途”的典故，而老馬很快就帶著大家踏上歸途。
抗日戰爭爆發后，紅一軍團改編成一一五師，許多將領都要降一兩級以上使用，而蘇靜卻被提升為偵察科科長，參加了平型關戰役、陸房突圍等重要戰役，參與領導了山東抗日根據地的政治保衛和治安工作。
1938年2月，日軍進攻晉西南，八路軍一一五師分兵一部阻截敵人。3月2日，林彪率部向敵后運動，行進到隰縣以北千家庄附近時，突然傳來一聲槍響，林彪中彈落馬。帶著偵察排跟在林彪身后的蘇靜，趕緊把林彪扶到路邊的溝坎下隱蔽，同時命令警衛員立即到后續部隊找醫生。
第二天，時任師政治部主任的羅榮桓命令蘇靜去國民黨防區調查此事。蘇靜對整個槍擊事件作了細致的調查，並進行了實事求是的分析，得出這是一次誤傷事件的結論：初春時節，天氣尚冷，林彪披了一件在平型關戰斗中繳獲的日本呢子大衣。閻錫山部的一個警戒分隊哨兵誤認為是日軍軍官，因而開了一槍。
林彪被槍擊后不久又發生了一件大事。一天，衛立煌帶著他的司令部剛剛到達大寧，日軍就偷偷地圍了上來。當時的一一五師政委羅榮桓和代理師長陳光當即命令蘇靜帶一個營去掩護衛立煌。蘇靜騎馬一口氣追了5公裡路才趕上衛立煌，並向他通報了敵情。可衛立煌還沒來得及轉移，日軍就發起了圍攻。當時衛立煌身邊沒有多少部隊，全靠八路軍這個營的兵力拼死抵擋。在沖出包圍后，蘇靜命令留下一個連斷后。這個連在白兒嶺據險死守一天，英勇抗擊了800多日軍的輪番進攻。事后，衛立煌才知道，二戰區的國民黨軍總司令部無線電密碼被日軍破譯，國民黨軍對此一無所知，而蘇靜卻偵查到了。
1938年，八路軍一一五師進駐晉西孝義地區，國民黨方面派了一個高參到一一五師，名為進行“聯絡”事宜，實則為了監視和收買情報，一名掌握師部核心機密的譯電員被拉下了水。
僅僅過了數日，這件事便被心細如發的蘇靜發現了。蘇靜不動聲色地處理了那名譯電員，又連續數日宴請國民黨高參。宴席中，蘇靜代表八路軍殷勤勸酒，高參及其隨員們也心懷鬼胎地頻繁回敬。蘇靜假裝不勝酒力，胡言亂語，“無意中”泄露了八路軍一些機密“情報”。欣喜若狂的高參每到三更半夜，便將收集到的“情報”發給上司，而蘇靜則躲在隔壁房間，細聽著“嘀嘀嗒嗒”的聲音，將高參發出的電碼原原本本記在了筆記本上，通過對故意泄密內容和國民黨電碼的反復對照，輕而易舉地掌握了國民黨的電報密碼。
東北獻計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國共雙方隨即為爭奪東北展開了激烈的較量。11月中旬，蘇靜跟隨羅榮桓到達沈陽，在剛剛組建的東北民主聯軍中擔任司令部情報處處長。
當時東北的局面相當混亂。就中共方面的東北民主聯軍來說，雖然人數多達十幾萬，但部隊都是從各自根據地出發，彼此之間沒有電台聯絡，連總指揮部也不知道自己的部隊究竟有多少人、在什麼位置，打起仗來，甚至還找不到自己的隊伍。而當地老百姓也不了解共產黨，把國民黨當成正統，使得東北民主聯軍幾乎成了瞎子、聾子，以至於山海關丟失、錦州失守、遼西走廊洞開……1946年初，東北民主聯軍主力一直退到鬆花江以北，不僅士氣低落，處境也極為艱難。
林彪很想打個大勝仗鼓舞士氣，可此時的部隊仍然裝備奇缺、駐地分散，群眾發動依然不夠，隻好把希望寄托在蘇靜他們身上。
蘇靜受命后，很快編織起一張卓有成效的情報網，並迅速組織100多名情報人員收集敵情。2月11日，蘇靜向林彪報告：敵八十九師近2個團脫離其主力到達秀水河子，離主力有3天的路程。林彪當機立斷，迅速就近調集7個團的優勢兵力一舉將其全殲，從而拿下了進軍東北以來第一個漂亮的殲滅戰。4月15日，林彪又根據蘇靜的情報，再次指揮部隊在大窪一舉殲滅敵八十七師4400人。大窪戰斗結束后，林彪高興地對秘書季宗權說：“一個蘇靜等於十萬雄兵。”正是由於有蘇靜的情報做后盾，林彪此后經常通過電台直接指揮師、團一級作戰，作戰效率大大提高。
1948年秋發起的遼沈戰役，關鍵點在於錦州。可對於毛澤東攻佔錦州的命令，林彪卻信心不足。因為林彪擅長的是運動戰，不喜歡攻堅。毛澤東一邊一再強調關門打狗，務求全殲國民黨軍主力於東北境內，一邊用巨大的耐心，通過一封封超長的電報開導林彪說，今日之“東野”，已非當日吳下阿蒙。要樹立信心，取得前所未有的偉大勝利！最后甚至不得不直斥林彪軟弱，嚴令拿下錦州，形成瓮中捉鱉之勢。
迫於毛澤東的壓力，林彪終於率領數十萬東北野戰軍南下圍困並攻擊錦州。錦州之戰，頓時成為國共兩黨在東北戰場的生死對決。敵守城司令范漢杰黃埔軍校一期出身，曾在日本、德國考察學習過西方軍事，在國民黨軍中堪稱“能戰之將”。國民黨還調集10萬大軍從錦西葫蘆島方向增援，而錦州與錦西之間隻有40公裡，可謂近在咫尺。加之其間無險可守，又東臨渤海，極易遭到國民黨海軍的炮火攻擊。蔣介石也在葫蘆島海面軍艦上親自督戰，大有一舉殲滅東北野戰軍於錦州城下之勢。
東北野戰軍攻城部隊的傷亡一天天在增加，錦州城卻紋絲不動。情況萬分危急之際，蘇靜和野戰軍炮兵司令朱瑞冒險深入到錦州外圍的義縣去收集情報，不料卻雪上加霜，朱瑞不幸觸雷犧牲，部隊的壓力更大了。
就在這時，蘇靜幫助林彪找到了突破口。在深入前沿時，蘇靜發現二縱五師在攻打義縣時採取了坑道近迫作業的攻城方法，部隊傷亡很小，當即意識到這個方法可以在所有攻城部隊中推廣。他立即向林彪面呈以坑道近迫作業攻佔錦州的建議，林彪未置可否。雖然蘇靜對林彪十分了解，知道林彪一句話不想聽第二遍，但他還是去林彪那兒又重講了一遍。這次林彪極為重視，電令攻城各縱隊、師，每個師以三分之二的兵力搶挖高寬各為1.5米至2米的交通溝至敵陣地50至60米處。
很快，錦州陷入解放軍縱橫交錯的坑道包圍之中，攻城部隊在坑道的掩護下傷亡大為減少，東北野戰軍的炮兵甚至能從坑道中抵進到離城根隻有100米的地方射擊。范漢杰一度計劃乘解放軍傷亡增大之機向城外反攻，可當他看到城外的坑道越來越多、越來越密，卻看不到解放軍的人影時，不禁哀嘆道：“守城無望了！”10月15日，錦州解放，范漢杰兵敗被俘。
錦州之戰中積累的攻堅經驗，讓東北野戰軍士氣大振。
和平使者
遼沈戰役勝利結束后，平津戰役隨之開始。為了使北平這座馳名世界的文化古城免遭戰爭破壞，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力爭以和平方式解放北平。在90萬人民解放軍兵臨城下的震懾下，在北平秘密黨組織的耐心工作和北平許多開明人士的敦促下，國民黨華北“剿總”總司令傅作義接受了談判的建議。
蘇靜是中共中央派出的進入北平的解放軍代表，參加了全部的北平談判。
北平和平解放正式談判，先后進行了3次：
第一次談判是在1948年12月中旬。傅作義派崔載之為代表同李炳泉（中共秘密黨員）一起，帶著電台和報務員、譯電員，到平津前線司令部所在地進行。雙方交換意見后，崔回北平向傅報告，李攜電台和報務員、譯電員留下，以便聯系。
第二次談判是在1949年1月6日至10日。當時傅作義部主力三十五軍被殲，孤守的國民黨軍傅作義部25萬人完全陷於絕境，平津戰役勝負大局已定。傅作義派周北峰、張東蓀到河北薊縣八裡庄平津前線司令部進行談判。這次談判有很大進展。我方提出了改編國民黨軍的方案，對傅起義人員一律不咎既往，雙方草簽了《會談紀要》。
第三次談判是1月14日至17日。14日上午，解放軍向天津守敵發起總攻。當天，傅作義派華北“剿總”副總司令鄧寶珊、周北峰作為全權代表，到通縣西五裡橋平津前線司令部進行。談判取得了成功，於16日簽署了《關於北平和平解決的初步協議》14條。
1月19日，雙方代表在城內華北“總部”聯誼處磋商后，將協議正文增補為18條，附件4條，共22條。時任東北野戰軍參謀處長的蘇靜與華北“總部”政工處長王克俊及崔載之，分別代表雙方在《關於北平和平解決問題的協議書》上簽字。
1月21日，傅作義在華北“剿總”機關及軍以上人員會議上，宣布北平城內國民黨守軍接受和平改編，發出了《關於全部守城部隊開出城外聽候改編的通告》，同時將《關於北平和平解決問題的協議書》諸點經國民黨中央社北平分社向全國發表。22日，傅作義在《關於北平和平解決問題的協議書》上簽字，並發表廣播講話。同時，城內國民黨守軍開始移到城外指定地點聽候改編。
1月31日，解放軍入城接管防務，至此，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北平方式”成為后來解放湖南、四川、新疆、雲南的范例。
其實，就在雙方代表於19日簽訂《關於北平和平解決問題的協議書》后，還出現了一個差點讓協議前功盡棄的插曲。
當時，蘇靜受林彪委托，交給鄧寶珊一封信，信是毛澤東以林彪、羅榮桓的名義寫給傅作義的。毛澤東在信中措辭相當嚴厲、尖銳，除了歷數傅作義在3年內戰中追隨蔣介石犯下的累累罪行，還聲稱要追究傅作義的內戰責任。由於信未封口，鄧寶珊看罷大驚失色，當著並不知情的蘇靜的面說：“這封信太出乎意料，傅作義不一定會受得了。”又道：“我回城后，打算暫不交給傅作義看，以免節外生枝，把事情搞僵，甚至推翻協議，使談判功虧一簣。”
原來，早在1946年9月的大同、集寧戰役中，解放軍雖殲滅國民黨軍1.2萬人，但由於指揮失誤，戰役失敗，大同未攻下，集寧又失守。取勝之后，傅作義發表了一封《致毛澤東的公開電》，得意之情溢於言表，措辭尖刻。毛澤東讀罷此信，當時隻說了8個字：“不報此仇，誓不為人。”朱德也特將此電分發華北解放軍全體將士人手一份，以激勵將士牢記大同、集寧之辱。
而在同年10月11日，傅作義攻佔解放區重鎮張家口后，又寫了一封侮辱性的《上毛澤東書》，聲言如果共產黨打勝了，他甘為毛澤東執鞭。
豈料，時間僅僅過去兩年多，形勢便急劇逆轉。志在必得的毛澤東並沒有忘記往事。
作為和談代表，蘇靜同樣敏銳地意識到：毛澤東親自寫的信不能不送，但傅作義作為一代名將，有軍人極強的自尊心，萬一看到信后思想發生變化，前面的努力可能要功虧一簣，甚至很可能使傅作義因一時義憤而決定玉石俱焚。因為早在1948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宣布蔣介石等43人為罪大惡極的頭等戰犯時，傅作義便名列其中。為此，傅作義曾對中共中央的“既往不咎”的寬大政策表示懷疑，直至傅作義的親信開導說：“這一定是中共一批青年干部做的，毛先生一定不知道。”傅作義才稍有釋懷，但心中仍然害怕中共日后算舊賬。萬一如今看到毛澤東的信，必將更加認定中共不信守承諾。
蘇靜考慮再三，決定向上級建議此信暫時不要送給傅作義本人。林彪、羅榮桓、聶榮臻等人表示同意。
蘇靜回到城內，找到鄧寶珊，一同去中南海居仁堂見傅作義。傅作義情緒很好，問這問那，與蘇靜熱情交談。鄧寶珊乘機到內屋，將信交給了傅作義的女兒、中共秘密黨員傅冬菊。傅冬菊看后，也沒敢將信交給傅作義，而蘇靜也絕口未跟傅作義談及這封信的事。
事實証明，傅作義確實接受不了那封信。1949年2月1日，《人民日報》刊發了該信全文后，傅作義立刻如芒在背，可此時北平和平解放已既成事實，他隻好慌忙給林彪和羅榮桓寫信：“兩年半戡亂戰爭的嚴重災難，我願擔當錯誤責任，願意接受任何懲處。”傅作義的舊部也在思想上產生了很大的波動。好在林彪接信后，對傅作義作了大量解釋安撫工作，才使事態有所平息。但傅作義還是不放心，決定親自到西柏坡向毛澤東負荊請罪，進一步摸一下中共的底牌。
2月下旬，傅作義到達西柏坡后，受到毛澤東和中共中央的熱烈歡迎，毛澤東鄭重代表中共向傅作義作出既往不咎的保証，並當場列出傅作義為和平解放北平立下的功勞以及抗戰期間為中華民族所做的卓越貢獻。傅作義這才完全放下了包袱。
傅作義對蘇靜的冷靜變通充滿了感激之情，也被他的睿智和膽識所折服。解放后，傅作義曾多次拜訪蘇靜，並饋贈禮物以表謝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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