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力群與當代中國史研究【3】

培養當代中國史研究隊伍

在開拓當代中國史研究領域，領導研究、撰寫國史稿的同時，鄧力群關注建立當代中國史研究隊伍。當代中國史研究隊伍最早的基礎，是《當代中國》叢書編委會。

鄧力群在著手當代中國史學科建立的同時即著手建立專門的當代中國史學術研究機構，並借此延攬人才。

1989年，鄧力群、《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和胡繩同志商量，《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同時搞一個名稱，就是當代中國研究所。即一個機構，兩個牌子，同時進行兩方面工作。到20世紀90年代初，鄧力群與其他幾位中央領導聯名，向中共中央提出建立當代中國研究所，作為研究當代中國史的專門機構的意見。中共中央批准了這個意見，確定了當代中國研究所領導班子的人選，同時決定該所由時任中央黨史領導小組負責人之一的鄧力群領導。鄧力群開始著手調配研究人員、后勤行政人員，組建當代中國研究所。在調配研究人員問題上，胸襟開闊的鄧力群採取的是五湖四海原則。他經常親自多方面了解考察研究人員，努力發現適合這方面研究的人才。

筆者原本在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研究所研究毛澤東社會主義建設理論，在有影響的學術刊物上發表了一些學術論文，出版了一些這方面的學術專著。大概是鄧力群通過某種渠道了解到筆者發表的學術成果，又側面進行了認真考察，便有了將我調到當代中國研究所的想法。鄧力群此前根本不認識我，但他卻通過中國社會科學院原黨組成員、秘書長吳介民同志找我多次談話，一方面了解、考察我，另一方面也向我介紹當代中國史研究學科。幾次談話后，我才知道，是鄧力群委托吳介民同志和我談話的。之后，鄧力群通過吳介民同志，邀請我到他家裡，和我談話。首次見面談話，鄧力群那堅定的馬克思主義信仰、高尚的思想境界、廣博的學識、寬廣的胸懷，就令我十分敬佩。這次談話后，我心裡感到很暢快。后來，鄧力群又多次請我到他家裡談話，話題不限，海闊天空。他還邀請我參加當代中國研究所召開的學術討論會，多次聆聽他在國史研究方面的深刻見解。后來，我對當代中國史研究有了較深認識，也出於對鄧力群高尚品德、淵博學識、嚴謹治學精神的敬重，在原單位很受器重的我，心甘情願同意到當代中國研究所從事科研工作。

鄧力群為調配研究人員，花費了很多心血。對於從外地調京的研究人員，鄧力群責成有關人員努力幫助解決戶口、住房、家屬隨調、醫療待遇等問題。有的同志的問題解決遲緩一點兒時，他就多次催促，親自過問。調來的研究人員，他按照以前的學術背景和專長，安排合適的研究崗位。在鄧力群的親自關心和安排下，當代中國研究所在不太長的時間裡即調來一批干部，形成了科研、后勤、資料三大部分。20世紀90年代初，當代中國研究所正式建立，陳雲為當代中國研究所題寫了所名。

當代中國研究所當時是中央直接領導下的部級單位。當時調來的研究人員，多數都已經不算年輕了。看得遠的鄧力群，從學術發展和事業接續角度考慮，特別注重年輕研究人員的培養和使用。那個時候，博士研究生還不多，鄧力群通過嚴格考察，調來了幾名博士研究生，並且熱心培養，大膽使用。有的博士研究生經過一段時間的工作鍛煉，被提拔到領導崗位上﹔有的在學術上取得豐碩成果，取得高級職稱。當有的很有能力的年輕研究人員出於種種考慮，想要調離當代中國研究所時，鄧力群總是親自出面談話，了解其思想和困難，積極幫助解決，以真誠和熱心挽留。如果有的年輕研究人員確實另外找到更適合自己發展的工作單位，鄧力群也由衷為他們高興，同意調離。

鄧力群對研究人員的研究尤其關心。他經常給研究人員出題目，和他們談研究思路，談自己的研究體會，甚至談某些研究論文的寫法，推敲某些用語。有一次，筆者在當代中國研究所內部召開的國史研究討論會上，談自己研究某項課題的體會時，用了一個詞“無與倫比”。發言后，鄧力群講話，對筆者的研究成果給予肯定的同時，也指出，我們搞研究，寫文章，講話，都盡量不要用“無與倫比”這類極端性的詞匯。鄧力群的這個話，筆者一直牢記在心。

鄧力群在和當代中國史研究人員一起研究、討論的過程中，他治史的宏大目光，對歷史事件本質的深刻洞察力，嚴謹的治學態度，給從事當代中國史研究的同志留下了終身難忘的記憶，也是他傳給當代中國史研究者們的寶貴財富。

鄧力群治學嚴謹，令人敬佩。一次，幾位研究人員到他家裡，和他一起研究國史稿某卷的寫作問題。他指著桌子上放著的某單位編纂后送到他那裡請他提意見的資料類材料說，這份資料，時間核對得很准確。以后你們寫研究論文，可以拿來核對一下時間，看自己所記時間是否准確，這雖然用不了多長時間，但這個功夫要下。治史，時間准確非常重要。在當代中國研究所召開的一次會議上，鄧力群講到，搞當代中國史研究的人，要不為名利所累，埋頭苦干，扎扎實實做學問，有“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和思想准備。

鄧力群尤其關心當代中國史研究人員樹立正確理想信念和人生觀和價值觀的問題，他認為，從事國史研究和寫作的人，在這方面不能出問題，否則，就不可能寫出好的國史研究論文，更談不上正確撰寫國史稿。在當代中國研究所召開的一次會議上，鄧力群引用陳雲生前的話：我們要為共產主義事業奮斗到底，奮斗到底，就是奮斗到“撬辮子”。鄧力群給大家解釋，什麼叫“撬辮子”，“撬辮子”就是上海話“死”的意思，為共產主義奮斗到底，就是要為共產主義奮斗到死。講這個話時，鄧力群非常激動，年事已高的他，聲音也很高，並且重復多遍。

鄧力群多次講，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從事當代中國史研究的同志，心中要裝著人民，研究國史時，要切實了解當時人民的生產、生活狀況和他們的意願。在這方面，鄧力群做出了榜樣。當代中國研究所凡是下去調研的同志或者挂職鍛煉的同志回來，鄧力群首先詢問的是基層工人、農民生活情況怎麼樣，干群關系怎麼樣。記得有一次鄧力群在國史研討會上談到1958年“大躍進”之后三年困難時期一些地方農民艱難生活狀況時，情緒很激動，眼睛裡含著淚花。

研究歷史，一定要實事求是，要堅持歷史唯物辯証法，是鄧力群對從事當代中國史研究的同志反復強調的原則。他說過：“我們要如實地認識我們的歷史條件、歷史實踐，從而真實、准確地反映歷史發展的面貌。換句話說，就是按照歷史的本來面貌表述歷史。”“歷史不能任人涂抹。我們要尊重自己的歷史，要尊重我們的革命先烈，要尊重革命先烈所創造的事業。”他特別推崇古代那些正直的對歷史負責的史官的治史精神，他多次講過“筆則筆之，削則削之”這8個字，認為這才是歷史唯物主義態度，才是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的實事求是精神。他主張，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史，要如實，“有錯誤，不隱諱，不害怕揭露。該肯定的，也不要動搖。不能因為在新的條件下實行新的政策，就要把過去說得一無是處，什麼都不對，甚至好像中國什麼都不行，民族不行，國家不行，人民不行，制度、黨都不行。自己把自己罵得一錢不值、無地自容，我們還能干什麼呢”？他本人也在這方面做出了表率。在研究1976年粉碎“四人幫”這段歷史時，本來是這段歷史經歷者的他，仍然大量收集並深入研究了當時的許多重大史料，篩選最真實可靠的材料，認真分析，反復推敲，然后談自己的看法。他認為，研究這段歷史，對於華國鋒為首的中共中央粉碎“四人幫”這個重大歷史事件的意義不可低估，它在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命運中起著重大作用。鄧力群在研究改革開放前30年和之后30年歷史關系時，幾次講到要運用馬克思主義辯証法，對一些問題做出重要區分。他的這個研究成果，為正確認識改革開放前后兩個30年關系理論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在研究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期毛澤東探索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經驗教訓過程這段歷史時，研究人員感到目前所掌握的史料還很欠缺。為了給研究人員提供更多更翔實的材料，曾經陪毛澤東讀書的鄧力群，根據記錄，將毛澤東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整理出來，並且用自己的工資，少量印制，作為研究當代中國史學者的內部參考資料。這份資料十分珍貴。后來，部分內容被收入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毛澤東文集》第八卷。

為了給當代中國史研究者們提供更多的研究參考書籍，鄧力群於2002年，把自己幾十年的藏書全部無償捐給當代中國研究所圖書資料室。捐書那天，當代中國研究所組織幾名年輕力壯的同志，到鄧力群家裡搬運書籍。年事已高，行動不便的鄧力群讓秘書搬了一把椅子，坐在門廳處，慈祥地和來搬書的同志一一握手打招呼，微笑地看著他的書籍被打包裝車。搬書的同志們離開時，他站起來，邁著緩慢的步子，把大家送到家門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