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浣心
1981年12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報》刊發了《國務院關於恢復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通知》：“國務院決定恢復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成員為五十三人，李一氓任組長，周林、王子野任副組長，另聘三十四人為顧問。”
當時第一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19位成員，隻有葉聖陶和馮友蘭二人健在，規劃小組工作也已停頓多年，在這種情況下，時年78歲的李一氓可謂臨危受命。
擔任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組長期間，在對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給予極大關注的同時，李一氓還為重要的古籍整理項目的出版撰寫文章。有《論古籍和古籍整理》、《古籍整理的幾個新問題》、《談〈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出版》等。李一氓去世前兩年，他的心臟病反復發作，但在這期間，他仍然一直關注著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開展，1990年3月他撰寫了《對當前古籍整理的一些想法》一文。
李一氓在古籍的搜集、整理、出版方面傾注了極大心血，直至1990年12月4日因病逝世。
“守著‘規劃’兩個字辦事”
1981年，陳雲同志先后兩次對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作出指示，要把一些重要古籍譯成現代漢語，要制定一個長遠計劃，組織人力分期分批進行。同年9月，中共中央發布《關於整理我國古籍的指示》，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國寶貴的文化遺產繼承下來，是一項十分重要的，關系到子孫后代的工作”。在這樣的大背景下，李一氓擔任了古籍規劃小組組長，使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很快得以恢復。
擔任古籍規劃小組組長伊始，李一氓即著手制定一個中長期古籍整理出版規劃，他積極調動國內出版社、知名專家學者的積極性，編制出《古籍整理出版規劃（1982—1990）》。編制規劃工作做得很細致，在編制階段，落實規劃項目表后附有“備注”一欄，注明“已約稿”“已來稿”“已發排”“已出書”，規劃正式發布前還寄送給相關大專院校、研究機構和古籍整理工作者征求意見，對重復的選題進行調整。1982年3月17－24日，第二次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劃會議在北京召開，與會專家學者在會上充分討論了《古籍整理出版規劃（1982—1990）》（草案），並提出了許多好的建議。
1982年中華書局成立七十周年大會上，李一氓在講話中說道：“我就守著‘規劃’兩個字辦事。”在實際工作中，李一氓也一直是這樣做的。
1982年8月23日，《古籍整理出版規劃（1982—1990）》經國務院批准頒布實施。這個九年規劃共有項目3119種，其中文學類項目924種，語言類項目219種，歷史類項目814種，哲學類項目400種，綜合參考類項目677種，今譯類項目20種，專著項目65種。為擴大影響、便於安排實施規劃，規劃小組將千余份《規劃》發送給相關高校、研究機構、出版單位和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者。
為了組織全國力量搞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規劃小組於1982年11月初還致函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請他們關心、支持本省、市、自治區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建議他們根據本地的特點，多整理出版地方文獻，有條件的省、市、自治區，也應擬定本省、市、自治區的古籍整理出版規劃。
注重大型古籍整理圖書項目的出版
李一氓非常重視大型古籍整理圖書項目，密切關注這類項目的編輯出版情況。
為做好《宋明理學叢書》（共收書120余種），李一氓1983年3月8日約見了北京大學的湯一介、人民大學的石峻和方立天、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的辛冠杰，一方面向他們了解理學方面的人才儲備和培養情況，一方面希望他們進一步落實一些理學方面的出版選題。
1981年12月22日，李一氓約見任繼愈，與中華書局的同志一起商量整理、影印《漢文大藏經》的方案，編輯任務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承擔，任繼愈主持。經過有關方面的共同努力，《中華大藏經》1984年先期出版五冊，其后，每年按進度推進出版，李一氓在去世前多次聽取《中華大藏經》編輯出版工作進展情況的匯報，並表示規劃小組非常支持這項工作，規劃小組盡力幫助解決《中華大藏經》編輯出版工作中碰到的困難。到1997年，《中華大藏經》由中華書局全部出齊，完成了李一氓的夙願。
《全清詞》的編纂工作艱巨、繁重，南京大學當時決定成立清詞研究室負責編纂工作。1982年1月7日，李一氓約見南京大學的程千帆，了解《全清詞》項目的人員組織、工作安排等情況，確定由程千帆擔任《全清詞》主編，具體負責組織和安排《全清詞》的編纂工作。10月27日，李一氓專門聽取《全清詞》編纂進展情況的匯報，並希望以南京為中心將周邊的學術力量組織起來。有關具體的編纂原則方面，如明清之際的詞人，是收入《全明詞》還是收入《全清詞》，由兩個編纂組研究解決。
1983年5月上旬，李一氓看了饒宗頤先生編纂的《全明詞》初稿的凡例、目錄和部分詞家的作品，由於饒宗頤先生在香港，有些書翻看、查閱不到，因此，古籍規劃小組特請張璋承擔修訂補輯任務。7月13日，李一氓約請了張璋，了解有關情況，李一氓說《全明詞》還要做許多工作，建議張璋組織一個精干的班子，分批定稿交稿，1984年底前爭取完成編纂任務。
重視海外古籍的復制回歸
李一氓在30多年前即認識到，把國內已失傳但流散在海外的中國古籍購買或拍攝回來，是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的一項重要任務，這充分體現了李一氓的遠見卓識。
1983年9月中旬，李一氓赴日訪問期間開列了第一批書目，希望日本有關部門能夠提供膠卷，並促成了此事。11月下旬，日本內閣文庫即提供了六種古籍圖書的膠卷，規劃小組請相關專家學者參與選定、整理，把其中版本價值較高的增收進了《古逸叢書三編》。
1984年，李一氓在得知蘇聯列寧格勒圖書館藏有一部35冊線裝、共80回的《紅樓夢》鈔本，且為當時發現藏於國外的唯一鈔本后，認為有必要將其引回國內影印出版。他立即約見紅學研究專家和中華書局同志，商談具體回歸、出版問題，決定12月中旬派周汝昌、馮其庸、李侃三位同志赴列寧格勒圖書館查閱鈔本、商談有關回歸的具體問題。
出訪的專家歸來后，李一氓第一時間聽取了情況匯報，1985年1月16日，中蘇雙方在莫斯科就合作出版問題正式換文，約定蘇方提交縮微膠卷，由中華書局影印出版線裝本和平裝本兩種《石頭記》。李一氓一直密切關注影印列寧格勒藏《石頭記》的出版進度，還專門聽取赴蘇訪列寧格勒藏鈔本《石頭記》情況的補充匯報，著重了解其版本價值。
1986年4月由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列寧格勒分所編定的列寧格勒鈔本《石頭記》（全六冊）由中華書局出版，首印10000冊。中蘇雙方為影印本《石頭記》各寫了一篇前言。
關心古籍整理人才培養
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對培養古籍整理研究、出版人才一直以來都很重視，1982年7月，規劃小組根據教育部培養專門人才的意見，向國務院報送了請示報告，1982年8月國務院批復了此報告，同意從1983年開始，每年撥給教育部250萬元，古籍整理出版規劃小組120萬元，用於古籍人才培養和有關古籍出版的經費補貼。至此，培養古籍整理人才的經費問題，有了切實的保障。
1983年3月1日，李一氓在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規劃會議上的講話中談道：“現在，能夠承擔文史哲古籍整理的專家人數比較少，年紀也比較大，中青年中能夠承擔整理的人數就更少一些，這就要求培養古籍整理的人才，北大有一個古典文獻專業，招生人數很少，整理工作開展以后，就不能滿足各方面的要求了。因此，國務院批准教育部，選擇若干大學成立有關古籍整理的專業或研究單位。”“有關中國古典的文史哲以及其他方面的學問，日本叫漢學，而英文叫中國學、東方學，一般叫漢學。中國文化帶有世界性，因此文化比較發達的國家……對於中國文化領域的各個學術部門，都有人進行研究，而且也有些研究成果。從中國本身來講，比如我們搞元史的、搞中西交通史的同志，如果不懂外文，就一步也不能走……因此我建議，培養古籍整理研究人才，除了要學校勘、訓詁之外，要注重一下外文。”
在30多年前，就認識到古籍整理研究人才要注重外文，可見李一氓對古籍整理人才的培養，有著非同一般的遠見卓識和高瞻遠矚。
（作者單位：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全國古籍整理出版規化領導小組辦公室）
李一氓生平簡介
李一氓(1903年-1990年)，出生於四川省彭州市東大街。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早年赴法國勤工儉學，追求革命真理。
在國內革命戰爭時期，李一氓曾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宣傳部科長、南昌起義參謀團秘書長。他參加過紅軍二萬五千裡長征，並先后任陝甘寧省委宣傳部長、新四軍秘書長。
抗戰勝利后，李一氓先后任蘇北區黨委書記、華中分局宣傳部長、大連大學校長等職。
新中國成立后，李一氓曾任中國駐緬甸大使、國務院外事辦副主任、中聯部副部長、中紀委副書記、中顧委常委、國務院古籍整理出版組組長、中國國際交流協會會長。
李一氓是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十二次、十三次代表大會代表。
1990年12月，李一氓在北京逝世，享年8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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