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晉杰
1988年6月20日上午，江蘇鹽城市新四軍紀念館來了一位名叫森垣嘉一的日本老人，他自稱是在華日本人反戰同盟淮北支部的成員，專程前來收集張愛萍將軍當年在新四軍蘇北三師和淮北四師指揮敵后抗日斗爭史料的，准備回去寫一本有關張愛萍將軍的書。筆者時任新四軍紀念館館長，就問他：你怎麼想起要寫張愛萍將軍的書？你和張愛萍將軍熟悉嗎？他答道：我與張愛萍將軍是萍水相逢，談不上熟悉，但他為人處事給我留下了終身難忘的記憶，所以我想寫他。我這次來新四軍紀念館採訪，就是張愛萍將軍提議的。接著，森垣嘉一便向我介紹了他與張愛萍將軍相識的故事。
那是1944年9月16日的上午，森垣嘉一和另外兩名日本戰俘，由新四軍戰士護送去淮北抗大四分校學習，其時彭雪楓師長在指揮作戰中犧牲，張愛萍調任第四師師長，正巧一起同行。森垣嘉一見張愛萍騎著白馬從自己身邊走過時，親切地向他點頭致意，感到十分意外，便與同行的竹田信說：“新四軍當官的沒架子，待人真友好。看上去這人起碼是個營長。”竹田信說：“這人很有風度，怕不止是營長哩！”
晚上在淮海區一個小村子裡宿營。村長見來了新四軍首長，特地將前幾天從日軍運輸隊手上繳獲的一批罐頭食品送來。張愛萍吩咐警衛員，把罐頭食品送一部分給護送日俘的戰士，還請三個日俘前來共進晚餐。
大家坐下后，張愛萍對房東說：“老大爺，你看他們像什麼人？”
房東不知就裡，打量著三個日俘，搖搖頭。
“你看他們是不是日本人？”
老大爺疑疑惑惑地端詳著三個日俘，搖頭說：“日本鬼子下鄉，個個凶神惡煞似的，他們哪像啊？”
森垣嘉一忍不住說：“這位當官的說得不錯，我們是日本人。我化名金子良，偽裝日本商人，是搞特工被新四軍俘虜的。”
老大爺更加驚訝了，望著森垣嘉一：“你們日本鬼子也會說中國話？”
張愛萍說：“他們現在已不是日本鬼子，是我們的日本朋友，我們一起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
他們邊吃邊談，張愛萍不住地把牛肉罐頭和水果罐頭讓給日俘吃，還說：“多吃點，明天還要趕路。”
第二天清早，森垣嘉一他們繼續上路。張愛萍騎著白馬從后面過來，見森垣嘉一走路一瘸一拐的，估計是腳上磨起血泡，笑著從馬上下來，說：“你成‘泡兵’了，走不動了，騎我的馬吧！”
森垣嘉一連說了幾個“不、不”，執意不肯，張愛萍硬是讓警衛員把他扶上了馬，自己和戰士一起步行。森垣嘉一很感動，心想：優待俘虜，也就是不打不罵，哪有當官的走路，讓俘虜騎馬的？這樣優待俘虜真少見。
中午，走過路邊一家小飯店，飯店門前兩株大柳樹像兩頂涼棚，張愛萍見這地方涼快，招呼大家在此休息吃飯。這時，森垣嘉一向讓馬給自己的張愛萍表示感謝。張愛萍說：“你現在是我們的朋友，朋友就應該互相幫助，不必感謝。”森垣嘉一忽然想起一個問題，他問：“請問長官，你們中國為什麼北方的水都叫河，黃河、淮河、沂河，南方的水都叫江，長江、珠江、湘江？”張愛萍沉思一會，答道：“北方的黃河流域，是中華民族的發源地，人們把有水的地方都叫河。南方的長江流域也是先民居住的地方，后來中華民族一部分南遷，又依南方人習慣，把有水的地方稱作江。是不是這樣，還有待歷史、地理學家研究考証，我也說不好。”
兩人談興正濃的時候，警衛員跑步前來，敬禮說：“報告師長，淮北區黨委來電，迎接您的人已在洪澤湖西等候。”這一下可把森垣嘉一驚呆了：他是位師長啊！怪不得向戰士打聽他是什麼官時，大家都笑而不答。原來新四軍的官都這麼平易近人，沒有半點官架子！森垣嘉一對張愛萍更加崇敬了。
這天晚上宿營在小村子裡，森垣嘉一再也按捺不住，再三請求要去探望張愛萍。一進門，隻見衛生員正在給張愛萍腳上敷藥，森垣嘉一愣住了。他絕想不到自己騎了張愛萍的馬，張愛萍卻走路磨破了腳，十分過意不去，連聲說：“對不起！”張愛萍若無其事地說：“這與你無關，是我這雙腳不爭氣，腳背上長了個膿包，把膿放掉就沒事了。”
第二天，森垣嘉一無論如何也不肯騎馬了，張愛萍沒辦法，隻好讓通訊員把自行車給他騎，這才答應。他們一行人到了洪澤湖邊，張愛萍上船去洪澤湖西，與森垣嘉一等人一一握手告別，以后便再未見過面。
抗戰勝利后，森垣嘉一返回日本，但他多年來一直懷念張愛萍。后來聽人誤傳，張愛萍在一次指揮戰斗中犧牲了，他傷心不已，特地寫了一篇題為《記一位值得永遠懷念的中國軍隊領導人》，准備送《人民中國》發表。1980年9月的一天，森垣嘉一打開收音機，突然聽到一則中國新聞：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兼國防部長張愛萍接見日本友人。他心裡一亮，又怕自己聽錯了，忙找來《朝日新聞》看個仔細，果然不錯。他連忙給中國駐日本大使館寫信，並附上他寫的那篇懷念張愛萍的文章，要求訪華，再見張愛萍。他的申請很快得到中國駐日使館的批復。當年10月8日，張愛萍將軍就在北京家中接見了森垣嘉一。
森垣嘉一說：“想不到三十六年后，我還能見到張將軍，真是奇遇啊！”
張愛萍說：“中日兩國人民友好往來歷史悠久，鑒真和尚東渡，清代詩人黃遵憲、書法家楊守敬訪日，阿培仲麻呂（晁衡）留學大唐，日本僧人最澄法師在中國浙江天台山學佛，回國創立天台宗，這都是歷史的見証。只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日本軍國主義分子一再侵略中國，中日兩國人民的友好往來才被打斷。”
森垣嘉一說：“日本人侵略中國是有罪的。”張愛萍糾正說：“不是日本人民，是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是日本政府的當權派。日本人民也是侵略戰爭的受害者，你不也是被搞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嗎！”
森垣嘉一說：“我幸虧做了新四軍的俘虜，幸虧遇到了您，才有今天。”
張愛萍說：“中國共產黨與日本人民友好的政策是一貫的，您當年雖是日軍，但已放下武器，我們友好相待，換上誰都會這樣做的。”
森垣嘉一告訴張愛萍，他從中國返回日本后，就定居在京都府，在住處不遠開了一家名叫“江陽軒”的中國料理店，經營中式餐飲。毫無疑問，這也是源於一種難以割舍的中國情結。
很快三個小時過去了，會見將結束時，張愛萍語重心長地說：日本執政黨的一些成員，至今對那場罪惡的侵略戰爭仍不醒悟，甚至竭力加以美化，妄想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這樣下去是很危險的。日本人民千萬不要上當受騙。發動侵略戰爭，不但害人，也害自己。在過去的那場侵略戰爭中，中國人民遭受了莫大災難，日本人民的生命財產同樣遭到慘重損失，這是永遠不能忘記的血的教訓哪！接著，張愛萍親筆揮毫，寫了“友誼萬年青”五字條幅，送給森垣嘉一留作紀念。
1988年6月，森垣嘉一再次來到中國。他先后訪問了張愛萍將軍當年戰斗過的蘇北、淮北等許多地方，尋找與張愛萍將軍有過交往的干部、戰士和群眾，收集了許多有關張愛萍將軍的生平軼事。他把這許多生平軼事加以綜合整理，最后寫成長文發表在《中華英烈》1989年第3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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