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屈的民主斗士鄒韜奮【2】

四、“我無法保障它，還能保障什麼！”

鄒韜奮經常向人說：“最大的願望是辦好一個刊物。”一到武漢，他全力以赴抓緊《全民抗戰》的編輯發行工作，以新的內容，在新的天地裡，同更多的讀者交心。正如金仲華所說，鄒韜奮“愛刊如命，辦刊成癖”。他的“愛”和“癖”都是著眼於讀者。不管他多麼忙，他都擠出時間，閱讀讀者來信和接待讀者來訪，他從不讓讀者失望。因為，他一直把讀者看作是激發自己的不可缺少的力量。

辦店和辦刊一樣，不僅是他進行抗戰的斗爭據點，也是他從事文化事業的基地。在上海時，刊店是合一的，從武漢到重慶后，在抗戰的大形勢下，鄒韜奮不失時機地發展生活書店，經過努力，不到兩年時間裡，在50多處開設了分店。這是生活書店發展的鼎盛時期，鄒韜奮憶起這一時期時，一方面感到興奮和欣慰，另一方面也回味著其中的辛酸和苦辣。他在《抗戰以來》中寫道：“往內地建立工作據點的同事，號稱‘經理’，實際上等於流亡。因為交通擁擠，曾有同事乘船被擠得落下水去，勉強獲救，得全生命。有的同事因經濟困窘，登岸后即在碼頭露宿一宵，然后努力建立新的工作據點，執行‘經理’職務。”

生活書店不斷擴張及大量進步書籍的出版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嫉恨，於是生活書店和鄒韜奮便成了他們連連打擊的目標，工作人員被捕，大批分店遭封。國民黨對生活書店如此摧殘，鄒韜奮憤怒不止，在短短幾個月內，成批封閉書店和逮捕人員，這不可能是各地隨意胡來，一定是國民黨中央有密令下達。為此鄒韜奮到中宣部，找到部長葉楚傖、副部長潘公展，請他們主持公道。鄒韜奮說明“生活”並沒有不服從法令，也沒有不接受糾正的事實。葉、潘佯說他們不知道此事，是“地方黨部的行為”，讓鄒韜奮靜候“查明具報”。其實，這是推托的謊言，有朋友談起從國民黨中央黨部傳出的消息：說中央黨部已決定先封閉“生活”的各分店，然后進而封閉重慶總店，並且他們還看到了這種密令。

國民黨中央黨部對生活書店看作既定拔除的眼中釘，葉楚傖和潘公展公然提出：要生活書店和正中書店及獨立出版社聯合，在3個機構之上組織一個總管理處或成立一個董事會，主持一切。這樣，一則可能使黨部放心，二則可由競爭而增加效益，三則可避免各地方當局對“生活”為難，得到依法保障。

為了捍衛生活書店，鄒韜奮曾訪陳布雷。當聽了鄒韜奮的誠懇講述的事實之后，陳布雷說：“韜奮兄，黨裡有些同志認為你們所辦的文化事業的發展，妨礙了他們所辦的文化事業的發展。”鄒韜奮對這種說法指出：“事業發展有其本身積極努力的因素，應該在工作努力上比賽，不應憑借政治力量給予對方以壓迫和摧殘。”

徐恩曾是鄒韜奮從中學到大學的機電科的同班同學。按徐的身份和地位，對共產黨當然破口大罵，這並不奇怪。而鄒韜奮向徐恩曾說明，國民黨摧殘進步文化事業的如此不合理，並直接問他：“依我們老同學的友誼，彼此都可以說老實話，你是主持特務的，依你所得材料，我究竟是不是共產黨？”徐恩曾微笑著說：“我‘跟’了你七年之久，未能証明你是共產黨。”鄒韜奮說：“既然如此，你何必對我說了許多關於共產黨的話？”徐恩曾很直率地說：“到了現在的時候，不做國民黨就是共產黨，其間沒有中立的余地，無所謂民眾的立場！你們這班文化人不加入國民黨就是替共產黨工作！”鄒韜奮說：“我的工作是完全公開的，無論是出書或出刊物，無論是寫書或寫文章在刊物上發表，都經過政府設立的審查機關的審查，審查通過的文章不能再歸罪於我吧？如果我們做的工作是為共產黨工作，審查機關是國民黨的機關，為什麼通過呢？”徐恩曾說：“有許多事情不能見於法令，與審查的通過不相干，要你自己明白其意而為之。”鄒韜奮老實地對他說：“做一個光明磊落的國民，隻能做有益於國家民族的光明磊落的事情，遵守國家法令就是光明磊落的事情，我不能於國家法令之外，做任何私人或私黨的走狗！”徐恩曾希望鄒韜奮加入國民黨。鄒韜奮說：無緣無故連封10多家書店，把無辜的工作人員拘捕。“在這樣無理壓迫下要我入黨，無異叫我屈膝，中國讀書人是最講氣節的，這也是民族氣節的一個根源，即使我屈膝，你們得到這樣一個無人格的黨員有何益處？”關於“生活”，徐恩曾說中宣部主張和黨辦的正中書局等合並，是表示國民黨看得起“生活”，應該趕緊接受！鄒韜奮當然無法“仰承旨意”，也就謙然結束了這番談話。

到1940年6月，生活書店50多個分店，在國民黨打擊摧殘下，隻剩下6個分店。

1941年春，國民黨發動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國民黨中央黨部把重慶各報館請來制定宣傳要點，講明該這樣做，不該那樣做。一些反動報刊迎合國民黨要求，大罵新四軍，隻有鄒韜奮卓爾不群，自成觀點寫成一篇。正准備發表，不料國民黨新聞檢查時，全文被審查官扣留，而且，勒令《全民抗戰》停刊。緊接著生活書店在昆明、成都、桂林、貴陽等5個分店全被查封，隻保留重慶一個分店了。同樣，讀書出版社和新知書店的所有分店，除重慶外，也被封閉了。鄒韜奮心急如焚，食眠俱廢。2月21日晚，他匆匆到了沈鈞儒家，神色有點倉皇，手裡拿到幾份電報，眼眶裡含著帶怒的淚水，向沈鈞儒說：“這是什麼景象！一點不要理由，就這樣干完了我的書店！我無法保障它，還能保障什麼！我決意走了。”他決意辭去國民參政員。他在辭職信中寫到：“二三年來之實際經驗，深覺提議等於廢紙，會議徒具形式，精神上時感深刻之痛苦，但以顧全大局，希望有徐圖挽救之機會，故未忍遽爾言去耳。”生活書店努力抗戰建國文化“十六年之慘淡經營，五十余處分店，至此已全部被毀。”“一部分文化事業被違法摧殘之事小，民權毫無保障之事大。在此種慘酷壓迫之情況下，法治無存，是非不論，韜奮苟猶列身議席，無異自侮。即在會外欲勉守文化崗位，有所努力，亦為事實所不許。故決計遠離，暫以盡心於譯著，自藏愚拙。臨行匆促，未能盡所欲言。”2月25日，鄒韜奮在夫人沈粹縝的依依不舍中告別重慶。剛剛到達桂林，當地國民黨特務就接到電報：扣留鄒韜奮。不等特務們作出反應，鄒韜奮就乘飛機去了香港。

五、“文化游擊隊從香港轉移”

鄒韜奮出走香港並不是消極的避難，而是利用自己的口和筆，進行業已熟練的戰斗。他一到香港就與先抵達香港的范長江，作了一次心情舒暢的交談。因為他們有共同的語言，共同的見解，彼此都是獻身於新聞記者所從事的事業。范長江以中國新聞社創辦人的身份，到了香港與胡愈之的弟弟胡仲持和港紳鄧文田等籌辦了《華商報》。在范長江的鼓動下，鄒韜奮為《華商報》撰寫長篇，把他在重慶參加政治活動所接觸的事實做一番檢討，以助民主運動。這就是長篇連載《抗戰以來》。同時，他還為《華商報》寫了不少政論文章，后來編輯為《對反對民主的抗爭》一書。

1941年4月間，大批文化人從重慶桂林等地紛紛到了香港，報刊也頓時增多起來。除了《華商報》外，參政員梁漱溟也來香港籌辦《光明報》，黃炎培創辦《國訊》旬刊。一些救國會留港會員創辦《救國叢刊》。香港的文化空氣盛極一時。正是這個時候，鄒韜奮把在上海出刊被查禁的《大眾生活》周刊在香港復刊。鄒韜奮除了參加民主政治活動外，主要精力和時間，投入編刊物和寫文章中。當時，他在寫信給沈鈞儒說：“每一天要寫若干字數的文字，還要開會，忙得不亦樂乎﹔到了晚上，放下筆杆，倒頭便睡，真如僵尸一般。”他寫作之勤，文章之多，真是緊張得恨不得分身去承擔。有人說他“性急”，他自己也承認“性急”的缺點，但與他一起相處、親自目睹他這段緊張生活的茅盾則說：“我倒覺得韜奮的嫉惡如仇、說干就干、充滿信心、極端負責的精神，正是我們應當學習的。”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爆發，不久九龍、香港被日本佔領。鄒韜奮的特殊身份成為日本間諜和汪偽特務以及國民黨特務所關注的對象。在此之后的一個月時間裡，鄒韜奮不斷地搬遷、躲藏、流離失所，沒有一天安靜的日子。在這種狀況下，鄒韜奮不僅不能編刊，寫作停止，就是必要的食宿也成問題。

而在此時，一場由中共領導的一場大救援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就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日，中共中央致電周恩來、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指示組織在香港的文化界人士和黨的工作人員撤退。同日，周恩來按中共中央指示，向香港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兩次急電布置工作：估計菲律賓將不保，新加坡或可守一時期，而上海交通已斷絕，因此，在港人員的退路，除去廣州灣和東江外，馬來西亞亦可去一些﹔將撤回內地朋友先接至澳門轉廣州灣，或先赴廣州灣然后集中桂林。文化界的可先到桂林，《新華日報》出去的人可來重慶，戲劇界的朋友可由夏衍組織一旅行團，赴西南各地，暫不來重慶。極少數的朋友可去馬來亞。少部分能留港者盡量留下，但必須符合秘密條件。繼而又電廖承志，詢問香港文化界人士撤退和安置情況，並叮囑派人幫助宋慶齡、何香凝及柳亞子、鄒韜奮、梁漱溟等，以便使他們安全離港。他特別關注當時國民黨特務准備迫害的柳亞子和鄒韜奮，又電南委書記方方，要指定專人負責護送，確保他們的安全。撤退、疏散及幫助朋友的經費，均由中共在港的存款中開支。

12月9日，周恩來在發出上述急電的第二天，又向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並中央書記處致電，再次對撤退在港朋友和黨的工作同志具體布置。同時，分電南委、桂林統戰委員會，要他們作好接應及轉送工作。以后，周恩來又對撤出人員的去向、工作、家屬的安排、交通生活費用的支付，留港人員的工作等等，作了詳盡的指示。

廖承志、潘漢年、劉少文根據黨中央和周恩來的指示，立即組織在港同志投入工作，及時同南委、粵南省委、東江游擊隊、瓊崖游擊隊、桂林統戰委員會等取得了聯系，並由廖承志、張文彬在香港、惠陽召集有關領導人研究了具體的實施方案。

鄒韜奮當時並不清楚上述具體詳情，隻知從九龍開始轉移起，以及每次變換地點都有朋友盡力相助，而且都那麼自覺，那麼積極，那麼熱情，他們並沒有由於戰爭的困難而感到委屈。

經中共地下組織周密安排，1942年1月11日，鄒韜奮離港奔赴東江游擊區。他們爬高山、涉湍河，巧妙通過日偽的盤查，混過關卡，最后來到一個叫白石垅村的地方，東江抗日游擊隊司令部就駐扎在這裡。鄒韜奮會見了游擊縱隊司令員曾生和政治委員尹林平。他們熱情接待了鄒韜奮，轉達黨中央的慰問，並舉行了一次歡迎宴會。在歡迎會上，鄒韜奮自喻是跟隨“文化游擊隊”從香港轉移陣地回來。在發言中，他一再強調地說：“沒有人民的槍杆子就沒有人民的筆杆子。今后我一定要把槍杆子和筆杆子結合起來。”

在東江，生活困難，戰斗激烈，鄒韜奮全然不顧，依然進行忘我的工作，作報告、寫文章，幫忙編輯《東江民報》。可是，不久，新情況出現了，東江游擊司令部接到中共中央南方局通知，說國民黨當局已秘密下令通緝鄒韜奮，指令各特務機關嚴密監視鄒韜奮行蹤：“一經發現，就地懲辦。”中共中央南方局囑咐，務必設法保証鄒韜奮安全，黨組織征得鄒韜奮同意，讓他去廣東梅縣鄉下暫住。

六、“到八路軍、新四軍方面去，參加革命斗爭”

1942年4月，鄒韜奮以香港某某商行股東李尚清的名字寓居在梅縣江頭村陳啟昌家中。

在梅縣鄉下，鄒韜奮過著緊張而又充實的隱居生活。鄒韜奮非常想念桂林的夫人和孩子，還曾想把他們遷過來，與他一起共享隱居之樂，可得知他們住在桂林郊區，不宜立即移動，通信亦不能直接郵寄，遷動隻待時機了。

8月間，鄒韜奮的戰友徐伯昕專程從桂林去重慶，向周恩來匯報了鄒韜奮的情況。周恩來認為，鄒韜奮隱居在廣東鄉下不一定就不出問題，為了保証他的安全，並使他能為革命繼續發揮他的作用，建議鄒韜奮考慮是否前去蘇北抗日民主根據地，還可以從那裡轉赴延安。9月中旬，中共黨組織派原生活書店的干部馮舒之來到梅縣迎接並護送鄒韜奮北上去上海。正在這時，中共華南工委也得知，國民黨特務已偵察到鄒韜奮隱居梅縣鄉下，增派劉百閔親往，加緊偵緝，沿途關卡哨所，都放著鄒韜奮的照片和密緝令。中共地下黨組織布置的任務是，必須立即設法把鄒韜奮護送出去。鄒韜奮知道再住無益，弄不好連累好客的主人，接受黨的勸告，到蘇北去，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參加斗爭，以貢獻自己的一切。他非常感慨地說，他“過去主張實業救國，提倡職業教育，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的空想﹔后來主張放棄武裝，與蔣介石和平協商，聯合救國，這簡直是與虎謀皮！”他也十分憤慨地認識到：“我畢生辦刊物，作記者、開書店，簡直是‘題殘稿紙百萬張，寫禿毛錐十萬管’了，但政權軍權還在蔣介石手裡，他一聲令下，就可以使千萬人頭落地！千萬本書籍雜志焚毀！連我這樣的文弱書生、空談愛國者，他都一再使我流離失所，家散人亡呢！我現在徹底覺悟了，我要到八路軍和新四軍方面去，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同志領導下，參加革命斗爭。”

9月27日，鄒韜奮告別了江頭村，又走上了流亡的路途，前往淪陷區上海，然后從那裡到蘇北解放區，這是他一生中第六次流亡，也是最后一次。

1943年3月，鄒韜奮秘密回到上海治療耳病，1944年7月，因耳癌在上海病逝，年僅49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