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愛軍
鄒韜奮是一位堅定的愛國主義者、忠貞的民主主義戰士、杰出的新聞工作者，出版家，一生愛國，以筆代槍，不畏強權，經歷坎坷，六次流亡，顛沛流離，不屈不撓。他光輝而短暫的一生是知識分子追求進步、追求真理的典范。
一、“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從1922年開始，鄒韜奮在中華教育社專門從事職業教育工作。1926年10月，擔任中華職業社機關刊物《生活》周刊主筆的王志莘另謀他業。在中華職業教育社發起人黃炎培的推薦下，鄒韜奮接手《生活》周刊，踴躍地走上記者編輯的崗位，實現了他一直以來做一名新聞記者的願望。《生活》周刊旨在傳播職業界的消息和言論，刊載有關職業教育和職業修養方面的文章。在鄒韜奮的主持下，《生活》周刊從內容到排版等都有了很大的創新，發行數量也隨著內容的改進而逐年增加。鄒韜奮接辦3年，訂數2000多增到4萬份。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關東軍大舉進攻東三省。鄒韜奮於九一八事變前幾個月，本著愛國熱忱，反復向當局呼吁，向大眾揭露亡國危機的嚴重性和迫切性。九一八事變爆發后，鄒韜奮傾盡全力，把《生活》周刊作為動員的號角，每期都用大量篇幅，揭露日本強盜的殘暴行徑，對不抵抗主義的方針和政策進行了尖銳的批評，報道中國軍民憤怒抵抗的消息，並督促有關各個方面立即行動起來一致抗日。
1932年，日本進攻上海，發動了一•二八事變。駐守上海的十九路軍蔣光鼐和蔡廷鍇奮起反擊，開始了著名的淞滬抗戰。上海的抗日救國浪潮日益高漲，鄒韜奮和他領導的《生活》周刊的同事們，都成了抗日救亡的積極參加者。這時的鄒韜奮既要奔赴前線慰問將士們，又要參加后方的各種服務活動，白天奔波不止，夜晚又寫作不停。他恨不能分身為幾人投入這抗日熱流，以傾盡自己的全部力量。《生活》周刊也變成全國聞名的堅決主張抗日救亡的刊物，銷量激增到12萬份，這是當時任何報刊都沒有達到的。同時，鄒韜奮深深感到自己主編的周刊，已不能適應現實的要求，又加編了《緊急臨時周刊》。
國民黨當局當時正在對共產黨和革命力量進行軍事上和文化上的“圍剿”，對主張抗日反對內戰的報刊視為眼中釘。黃炎培是《申報》的董事長，而《生活》周刊是中華職業教育社的機關刊物，都與黃炎培有關。蔣介石把黃炎培申斥一頓，要《申報》和《生活》周刊改變態度，擁護國民黨，否則就要查封。在蔣的高壓下，《申報》再不登批評國民黨的文章。關於《生活》周刊，黃炎培要求鄒韜奮改變政治態度，否則聲明與中華職業教育社脫離關系。鄒韜奮堅決拒絕改變政治態度，同意與職教社脫離關系，由他自己負責辦下去。
國民黨政府對《生活》周刊的態度，也是前后變化的，先是稱贊，后是恫嚇，進而下令禁止郵寄，直到最后查禁。鄒韜奮在這些伎倆面前“寧為玉碎，不為瓦全”。他說：“我的態度是一息尚存，還是要干，干到不能再干算數，決不屈服。”1931年1月中旬，蔣介石的心腹胡宗南奉命找鄒韜奮談話，兩人就抗日問題和《生活》周刊的主張問題，進行了4個小時的辯論。胡宗南企圖對鄒韜奮施加壓力，使其改變立場。鄒韜奮義正言辭，毫不動搖。關於抗日問題，鄒韜奮說，站在中國人民大眾的立場上，對暴力的武力侵略，除了抵抗以外，不能再有第二個主張。關於《生活》周刊的主張問題，鄒韜奮指出，站在中國人民大眾的立場上，站在一個認識清楚中國局勢而有良心的新聞記者立場上，對中國前途，認為隻有先改變生產關系，而后可以促進生產力，舍此之外，並無第二條出路。胡宗南要求鄒韜奮擁護國民黨政府，鄒韜奮則回答，隻擁護抗日“政府”，不論從哪一天起，隻要“政府”公開抗日，我們便一定擁護。在“政府”沒有公開抗日之前，我們便沒有辦法擁護。這是民意。違反了這種民意，《生活》周刊便站不住，對於“政府”也沒有什麼幫助。
1932年7月2日，鄒韜奮在《生活》周刊第7卷第26期，發表《我們最近的趨向》重申中國“隻有社會主義的一條路走”。隨即遭到國民黨政府以“言論反動，誹謗黨國”的罪名，下令禁止《生活》周刊在河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省郵遞，后又在全國禁止郵寄，有的學生因購閱這個刊物而遭逮捕。蔡元培曾經致電蔣介石進行解釋，均遭拒絕。后又有人為此事進行“疏通”，蔣介石拿出合訂本的《生活》周刊，上面凡批評國民黨的地方，都有紅筆劃了出來，並說：“批評政府就是反對政府，所以絕對沒有商量之余地。”盡管如此，在熱心讀者多方面的幫助下，《生活》周刊的郵包繞過軍警特務的監視，利用鐵路、輪船、民航等交通渠道，大捆大包地運往各地。
正當《生活》周刊遭受到種種壓力的時候，在胡愈之的建議下，1932年7月，鄒韜奮創辦生活書店，有了生活書店就可以出版書籍和其他刊物，可以擴大宣傳陣地，而《生活》周刊隨時都有被國民黨封閉的可能。有了書店，刊物即使被封，陣地仍然存在，可以換一個名稱繼續出版刊物。
1932年12月，鄒韜奮參加宋慶齡、魯迅和蔡元培發起組織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被推舉為執行委員。1933年 6月18日，民權保障同盟秘書長楊杏佛被特務暗殺。鄒韜奮的名字也被列入黑名單，經常受到盯梢、恐嚇。他每天上下班幾次往返經過法國公園，尤其到了晚上，天黑路偏。朋友們替他的安全擔心，都勸他暫時躲避一下。他一想也是，不保存自己，怎能有力打擊敵人。可往哪裡躲呢？何處才是安身之所？看來出國才是唯一的去處。1933年7月，鄒韜奮離開祖國，開始了第一次流亡。
二、“不做陳布雷第二”
1935年8月27日，鄒韜奮從美國回到上海。鄒韜奮回國之際，正是國難更加危機之時。日軍侵佔東三省之后，1935年5月開始，日軍大批直接入關，策動華北五省“自治”，而國民黨政府卻“對於友邦，務敦睦誼”。
鄒韜奮出國后，生活書店在徐伯昕的經營下蒸蒸日上。《生活》周刊早已於1933年12月被迫停刊。於是，1935年11月16日，鄒韜奮在上海創辦《大眾生活》。《大眾生活》繼承了《生活》周刊的優良傳統，把辦刊物和民族解放緊密地聯系在一起，當作宣傳的重要目標，這是鄒韜奮高高舉起的旗幟。他決不會為反動勢力的威脅而搖擺或改變。但是《大眾生活》共辦16期，歷時3個多月就被國民黨封閉了。
12月9日，北平愛國學生和知識分子掀起了抗日救國的一二九運動。消息傳到上海，鄒韜奮立即予以最熱烈的聲援。《大眾生活》以最大篇幅來反映這個運動，國民黨政府十分害怕，使用各種卑鄙的手段，對付《大眾生活》，並對鄒韜奮進行毀謗和恫嚇。
在短短期間連續發生幾樁預謀事件，目標均集中在鄒韜奮身上。
第一樁，特務一再造謠，誣說鄒韜奮侵吞1932年《生活》周刊代收各界援助馬佔山衛國捐款，鄒韜奮特請律師代他在報刊上再一次發表啟事，並把當年會計師所出証明書一起公布，以事實粉碎這一誣陷。他說：“他們徒然心勞力拙，並不能達到他們的目的。我們隻要自己腳跟立得穩，毀謗污蔑是不足畏的。”
第二樁是，蔣介石指派復興社總書記劉健群和國民黨中宣部部長張道藩為說客，找鄒韜奮說話，中間人是邵洵美，約見地點在邵洵美家裡。鄒韜奮同劉、張一見面，張道藩就發表了長達3小時的演說，鄒韜奮靜心傾聽，卻始終不得要領。劉健群則鼓吹的是“領袖至上”一套，不管中國發生什麼重大問題，“全憑領袖的腦殼去決定”，“一切全在領袖的腦殼之中，領袖的腦殼要怎樣就應該怎樣﹔我們一切都不必問，也不該問，隻要隨著領袖的腦殼走，你可以萬無一失！”劉健群進一步恐嚇說：“老實說，今日蔣介石殺一個鄒韜奮，絕對不會發生什麼問題，將來等到領袖的腦殼妙用一發生效果，什麼國家大事都一概解決，那時看來，今日被殺的鄒韜奮不過白死而已！”
鄒韜奮針鋒相對地回答：“我不參加救亡運動則已，既參加救亡運動，必盡力站在最前線，個人生死早置度外！”同時更明確地告訴他們：“政府既有決心保衛國土，即須停止內戰，團結全國一致御侮，否則高喊准備，實屬南轅北轍。”要說抗日救亡問題，他說：“救亡運動是全國愛國民眾的共同要求，所以即令消滅一二腦殼，整個救亡運動還是要繼續下去，非至完全勝利不會停止！”對於所謂“領袖腦殼論”，鄒韜奮則直截了當地說：這種領袖觀便是獨裁的領袖觀，和民主領袖觀是根本對立的，“民主領袖觀是要領袖採取眾長，重視民眾腦殼，即重視民眾的要求和輿論的表現，獨裁的領袖觀便恰恰相反，隻有領袖算有腦殼，其余千億萬的民眾算是等於沒有腦殼”。這場辯論結束，事情並未就此了結。
劉健群、張道藩回南京不久，杜月笙又奉蔣介石之命，准備“親自陪送”鄒韜奮到南京“當面一談”。鄒韜奮不為權勢所動，堅決回絕。一個和蔣介石走得近的銀行家對鄒韜奮說：“你拂逆了老蔣的意志，看來隻得再度流亡了。”鄒韜奮的“膽大妄為”確實令蔣介石大為惱火，准備對他採取行動。處境危殆，鄒韜奮考慮再三，不得不再度流亡。前次流亡，負債尚未還清，在經濟上無力遠行，他隻好出走到距離較近的香港。時隔幾年后，張群在重慶向鄒韜奮無意間透露：“那次接你到南京，是蔣尋奇才，因為陳布雷太忙，要你留在南京幫幫布雷先生的忙。”蔣介石竟要鄒韜奮做“陳布雷第二”，殊不知鄒韜奮是硬骨頭。
三、“轉移工作地點，向前努力奮斗”
辦一種合於人民大眾所需要的報紙，是鄒韜奮長久的願望。1932年，《生活日報》在上海沒有辦成，1936年6月7日，終於在香港的貧民窟誕生了。《生活日報》在香港出版55天，共出5期，日銷量為2萬份。這比當地的日報五六千份好多了。但是由於香港偏離抗日救亡運動的中心，沒法滿足讀者的要求。8月1日，《生活日報》遷移到上海，鄒韜奮不顧個人安危，也跟著回到上海，進行報紙的恢復工作。但因國民黨政府不給辦登記手續，《生活日報》沒有再和讀者見面。
團結、御侮是救國會忙碌的兩件大事。鄒韜奮積極參與援助綏遠抗戰，積極支持日商紗廠工人罷工，在《生活星期刊》發表社論積極聲援。當時，有朋友告誡鄒韜奮將有被捕的危險，鄒韜奮說：“我以胸懷坦白，不以為意，照常做我的工作。我這時的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綏遠的被侵略，每日所焦思苦慮的只是這個問題。”1936年11月22日深夜，鄒韜奮卻突然地被捕了。
1937年8月3日，鄒韜奮從蘇州獄中釋放，回到上海，立馬投入到全國團結御侮的活動中。8月9日《抗戰》第1號問世，還增加出版6天1期的《抗戰畫報》。同時，鄒韜奮還兼任《國民周刊》的評論委員會委員，統由生活書店發行。他以生活書店和《抗戰》三日刊為據點，利用宣講的嘴和鋒利的筆，對時局作出敏銳的觀察，對各方動向作出深刻的分析，批判漢奸和准漢奸的“亡國論”，批判急於求成的速勝論，駁斥汪精衛親日派的投降謬論。
淞滬抗戰，上海戰局支撐3個月，11月12日，上海淪陷。鄒韜奮和他的摯友以及生活書店的大部分干部准備西撤，重點是重慶和西安等地並部署內地開設分店。11月27日，鄒韜奮坐一條法國船離開上海。鄒韜奮對這次流亡的心情曾說：“第三次流亡的心理，和第一、二兩次以及以后幾次都迥然不同。”這次是因為“轉移陣地的流亡，也只是為工作的轉移地點。”惟其如此，“這次的流亡更富有向前積極努力奮斗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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